李杲，字明之，晚号东垣，真定（今河北正定）人，生于金大定二十年（１１８０），卒于孛儿只斤蒙哥一年（１２５１）。撰有《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医学发明》、《活法机要》等。
李氏从事医疗活动时，气象变化的特点是，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且时值南宋、金、元混战，兵戈扰攘，北方社会环境动荡不安，广大人民饥饿劳碌、寒暖失调，恐惧忧伤，加之医家不善师法《局方》蠲毒圆与刘完素、张从正的经验，“病者既误投剑戟丛中，而医者复操刀挟矢而蹑其后”，惯用巴豆、牵牛、大黄、芒硝，不仅不能治病，反而损其元气，伤害脾胃，出现了极大弊端。而脾胃正处中央，“其余四脏则分居于上下而为木、火、金、水也，木、火、金、水资乎土，主病则木、火、金、水皆从而病矣”。
他研究了宣宗时期东平、太原、凤翔等地流行的疾患，目睹１２３２年三月壬辰之变，“五六十日之间，为饮食劳倦所伤而殁者，将百万人”，若误予发表、泻下则“变结胸发黄”，再以陷胸丸、茵陈蒿汤攻之“无不死者”。于是，李氏结合个人体衰气短、怠惰嗜卧、四肢不收的身体状况，提出了“养生当实元气”的学术观点和治疗方法，认为“凡邪之所在皆为不足，宜补而不宜泻”，并说：“汗之、下之、吐之、克之，皆泻也；温之、和之、调之、养之，皆补也。”如“内伤不足”，按“外感有余”而治之，“则虚其虚也”。根据经验郑重指出：“饮食失节，劳役所伤，中气不足当补之证，误作外感风寒有余客邪之病，重泻其表，使营卫之气外绝，其死只在旬日之间。”叶霖深有体会，认为李氏扶危救困，“生平得意”处，全在“补中益气”。施国祁《金源札记》引王袆《文集》之说，从历史角度肯定了李氏的见解，“守真、子和值金人强盛民悍气刚，多用官泄之法；其衰也兵革之余民穷志困，洁古、明之多加补益之功，其他在饮食伤为有余、劳倦伤为不足，《素问·平人气象论》人论似是”。
绝水谷无胃气则死的思想指导下，重视明经、别脉，不执成方，随证投药，慎用寒凉，尤其“黄柏、知母不可久服”，遵照易水张元素之戒，远避“峻利”。通过实践，总结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学说。强调人体生机的重要作用，若能使劳者温之、损者益之、陷者举之，则阴火即能敛降。其医学为“医之王道”，人们称其为易州流派承前启后的中坚人物，“补土”派的开创者。吕复曾一分为二地评议说，其经验“如丝弦新组，一鼓而竽籁并熄，胶柱和之，七弦由是而不谐矣”。李氏教导学生时，令其熟读本草，分清川陆所产，治疗所主，气味之厚薄，补泻之轻重，根、茎、花、叶的不同作用。掌握“凡毒治病，不可过之”，“阳气不足阴气有余，先补其阳后泻其阴”，批评张子和驱邪为坏事之源，尤其“先攻泄肺之元气，牵牛之辛辣猛烈伤人尤甚”。宋濂《元史》还称道他精通针灸，长于调理伤寒、痈疽与眼科病，且附有治疗北京酒官王善甫小便不利、西台掾萧君瑞伤寒发热、魏邦彦妻目翳暴生、冯叔献之侄伤寒目赤烦渴、陕帅郭巨济偏枯长针深刺、裴择之妻阴为阳搏停经数年用凉血药的医案。
处方遣药，凡表虚自汗用黄芪、麻黄根，驱风湿顽痰用南星、半夏，寒邪内犯、心胃作痛用姜黄、草豆蔻、草澄茄，通行气滞用木香，宽胸散气用陈皮，生津止渴用葛根，虚痞用白术，咽喉肿痛、声破不出用桔梗、马勃、白僵蚕，肠鸣用半夏、生姜、大枣、益智仁，瞳孔散大、视物昏花用人参、熟地黄、五味子、山茱萸，头面生疮坚硬用连翘、土瓜根，牙痛用木律、蝎梢、北蒺藜、羊股骨灰，迎风流泪用细辛、防风、荆芥穗，暴发火眼用白芷、柴胡、蔓荆子、红葵花，白翳遮睛用麻黄、蕤仁，目疮用黄柏外敷，崩漏用茅花、莲子心、白棉子，瘰疬用昆布、三棱、漏芦、牛蒡子，风湿身痛用羌活、防风，干咳无痰用杏仁、贝母、生姜，虚喘气短用人参、黄芪、五味子，腹内胀满用厚朴、木香，水泻不止用白术、茯苓，小腹疝痛用青皮、川棟子，热入下焦血分、小便闭塞用滋肾通关丸。阴火上升、元气下降，主张配方慎用猪苓、泽泻、木通、琥珀、滑石、通草、灯心、瞿麦一切利水药物，防止阳气被驱之而走。尤其是“辛夷能温中，治头、面、目、鼻九窍之病，轩岐之后能达此理者，东垣李杲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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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君双，李东垣，文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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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调脾胃的重要作用
他在张元素脏腑病机学说的影响下，强调《内经》“人以谷气为本”，突出《素问·本病论》“饮食劳倦即伤脾”，从而形成内伤。言土为万物之母，位居中央，能起到升降的枢纽作用，在人身至关重要。“胃纳脾运”，为营养化生之源，把精华物质上输心肺，下归肝肾，敷布四肢，充及肌肉，乃“血气阴阳之根蒂也”。人赖天阳之气以生，此阳气须生于脾胃；人赖地阴之气以长，此阴气要化于脾胃；人赖阴精之奉以寿，此阴精必源于脾胃；人赖营气之充以养，此营气则统于脾胃。脾胃不健，人体所需的阳气、阴气、阴精、营气等重要物质就缺乏来源，就会引起内伤病。李氏对内伤之因作了解说，认为除少数饮食不节外，多属胃虚“谷气不盛”，脾无所运，水谷精气不能输送全身；劳累过度，“喘息汗出，内外皆越”，脾阳被耗，难以“为胃行其津液”；精神刺激，喜、怒、悲、忧、恐，能资助相火，火胜则乘机克土，形成“胃气热”，熏着胸部，导致“热中”，元气灼散，发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谓“食气”现象。所以何良俊说：“主身者神，养气者精，益精者气，资气者食。饮食进则谷气充，谷气充则气血盛，气血盛则筋力强，故脾胃者五脏之宗也。”因而“内伤之热非寒可清”，只有温仆才能解决，此东垣治疗主张的惟一要旨。虽然有人提出饱暖安乐、纵情恣意，为天折之本，列举“深山穷谷之民，茹草食藿”，却强壮寿考，而日恃参术之力，“若不可须臾离者”，反死亡相继不绝。但此二者实质不同，倘执此见，否定他的脾胃学说，当毫无意义。
2.元气为人身之本
“天地成于元气”，“止则化绝”。就人体来说，元气既属功能又是脏腑活动的产物。李氏把元气视为一身之本，和脾胃有机地联系起来，若脾胃之气既伤，无以宣五谷味，行雾露之溉，“元气亦不能充，此诸病之所由生也”。元气的营养和补充，来源于脾胃，脾胃的盛衰决定着元气的消长，元气的强弱又关系到生命存亡，给“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学说提供了新的论据，进一步确认元气为健康的关键。所以调理虚人感冒时，应升清降浊，补土生金，作“护本保源”之治。正所谓“元气盛外邪不能攻，犹壁垒固而侵劫不易犯也”。同苏轼《盖公堂记》之言“人之生也，以气为主、食为辅”，不谋而和。其《脾胃论》以补中益气汤为核心，培养“元气之本”，目的即在于是。这是对《内经》“正气内存，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充实与发展。他曾开门见山地说：“凡治脾胃之药，多以升阳补气名之者，此也。”因人之生理活动，为“气所鼓荡”，损气足以伤身，如“执壮火食气之说，溺于滋阴”，用“凉药冰脱，反泻元气，是助贼害主也”。
3.阴火论
他认为脾胃亏虚者，元气不足，属阴的“相火”便可上乘土位，即气衰则阴火旺盛，阴火盛就反克脾胃，否定传统的“有温水，无寒火”之说，曾于《脾胃论》中云，此火非外感之邪，乃内伤所致，起自下焦，“相火，元气之贼也，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其热蒸腾，灼伤元气，令人倦怠无力。脾胃虚、元气下趋，则阴火上升，会发生“气高而喘，身热而烦”，“独疗其面”，头痛、口渴，甚至“袒皮露居、近寒凉处即已”等现象。调理时注意“脾阳升则阴火降，胃阴降则元气升”，应升发脾阳、滋助胃阴，使元气充沛，兼降阴火，导其归窟，解除“热中”之变，大要以扶助人体正气为主。虽然亦投与黄芩、黄连、黄柏、白芍、生地黄、知母、石膏，但标明“少加”，乃权宜之计，一般都不取寒凉直折、配伍德润沃浇，妄把重点放在祛邪上。主张“下者举之，以济其弱”，补中益气升发清阳，散湿胜邪，体现了“气虚宜掣而引之”的观点，除人参、黄芪、炙甘草外，赏用柴胡、羌活、升麻、葛根、川芎、防风、白芷、藁本、细辛、蔓荆子、苍术、陈皮等刚燥、腾发、上扬的药物，所制方剂有升麻、柴胡者占２００余首，居《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医学发明》、《兰室秘藏》３８９首处方的半数以上，其中有升麻者，就占１７４个，尤其是柴胡，用之最多，《兰室秘藏》载有１２９方、《脾胃论》２１方、《内外伤辨惑论》１２方、《医学发明》１０方。倾向升阳即可散火，“如布囊盛物，非提其口则物难下也”。治天行疙瘩大头证亦用升麻、苍术、荷叶组成的清震汤。一言以蔽之，“专主乎升”。
东垣参酌陈无择《三因方》积热证治用“甘温除热”法，处理“烦劳则张”，“上彻头顶，旁彻皮毛，浑身躁热”之病，运用人参、黄芪、炙甘草三味，纠正气耗状态，为“退火之圣药”。“盖温能益气，甘能助脾而缓火，故元气复而火邪熄也”。费伯雄称赞李氏对“阳陷入阴”之气弱发热，以甘温升举阳气，“真卓识确论，为治阳虚发热者开一大法门”。著名的代表方有补中益气汤、神圣复气汤、调中益气汤、利气汤，“所谓仁义之师，无敌于天下也”。关于阴火问题，赵献可认为乃“龙雷之火”，浓云骤雨，光炎最盛，“或烧毁房屋，或击碎木石，其势诚不可抗，惟太阳一照，火自消弥，此得水则炽、得火则灭之一验也”。尽管上冲双目赤涩，流下二便艰难，外越遍身疮肿，滞中胸膈痞闷，标呈实热，而本“则甚虚寒也”。纵观上述，李氏长于“轻可去实”，株守洁古“高巅之上惟风可到”，“动辄升、柴”，助春夏之升浮；但对降消化系统的浊阴，令其出下窍、归六腑，尚缺乏详细治法。同时还应注意以温热药物攻火，“善用则生，不善用则死”。
戴良说：“脾胃为百病之始，世医不能辨之”，东垣大明斯理，写成《脾胃论》，乃当时杰作，然其所言“止及内伤之一事，其他杂证则未暇以详及”。他的“获效之案”，多用温补，而求“诊者未必皆就其所长”。从无字处着眼，应作如是观。考李氏临诊患者，除上层人物，即为灾荒中流离的平民，动静互辅，不循故常，得力处全在《素问·太阳阳明》篇，侧重“肺之脾胃虚”、“肾之脾胃虚”，对心之脾胃虚、肝之脾胃虚，由心、肝产生的影响，则论述不够。且和洁古一样，记取“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组方遣药，有开至二三十味者，如《兰室秘藏》之调经补真汤、麻黄白术汤、半夏厚朴汤、救苦化坚汤、生津甘露饮子等，虽投量较轻，也属白圭之玷，不仅药有偏效而无全功，君臣佐使之间亦互为掣肘。不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事由神解，不涉言诠，读是书者，能喻法外之意”，纯优无缺。特别是以“甘柔”滋养胃阴之法，乃其缺憾，到清代才“惟嘉言知之、香岩能之”。就连私淑者张介宾也表示怀疑：“思及仲景，见其立方之则，用味不过三四品，用数每至二三两，且人之气血本大同，疾病多相类，而仲景之方小而简，东垣之方大而杂，何其悬绝以至如此？”尽管张履祥认为“服药不用单方，恐温、凉、甘、苦久而偏胜，而致他疾”；或鉴于“虚病难补”，“犹红炉点雪，润之不见，以十人而制千虎，功必不胜”，有可从的一面，若全面肯定则不适宜。但所创良方却功不可泯，如在济源治大头天行刻诸石碑的“普济消毒饮”以济人，全活甚众，时人皆曰天方，迄今犹颇有效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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