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

作者：刘浦江

　　 有关历史时期中国北方民族与汉民族的关系问题，历来受到来自东西方世界的广泛关注，然而时至今日，中外历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似乎还很难找到共同语言。主要的分歧在于，应当怎样估价那些曾经入主汉地的北方游牧民族或狩猎民族的汉化程度？
　　在西方学者及日本学者看来，除去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等特例之外，中国历史上的北族王朝，如契丹人的辽朝，女真人的金朝，蒙古人的元朝，满族人的清朝等等，都始终没有被汉文明所同化，从而保持了“征服王朝”的特色，这些民族被称作“骑马民族”。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种观点主宰了欧美各国的东方学界和日本、韩国的东洋史学界，于是当陶晋生教授在《十二世纪的女真人：汉化研究》一书[1]中得出女真人全盘汉化的结论时，就招致了西方学者的普遍批评。
　　与上述观点形成尖锐对立的是中国学者的立场。对于“征服王朝”、“骑马民族”之类的说法，中国学者历来是采取排斥和批判的态度，根本没有商榷的馀地。我们的主流观点是，历史上入主汉地的任何北族王朝，最终都无一例外地要被先进的汉族文明所“同化”，──换一个比较策略的说法，就是“融合”。就大多数中国学者来说，恐怕就连“涵化”（Acculturation）这样的概念也是不大容易接受的。
　　我们就面临着这样一个困难的处境：几乎没有对话的可能。一方是强调文化冲突，不能接受游牧民族被农耕民族同化的事实；另一方是强调文化融合，不能容忍北方民族抵制汉族文明的说法。观点的分歧源于各自立场的不同，显然这已超出了学术的范畴。如果我们抛弃任何成见，回到学术上来考虑这一问题，可能就不会有如此相左的结论。事实上，北方民族的汉化是一种无可否认的历史趋势，但是否所有的北族王朝都被汉族文明同化了呢？却是一个值得斟酌的问题。本文讨论的女真汉化，只涉及这个命题的前一半答案。女真人建立的大金帝国，提供了北方民族汉化王朝的典型模式。通过对女真汉化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北方民族被汉族文明彻底征服的过程，以及它给这个王朝的命运所带来的决定性影响。

一、决定女真汉化的主要因素

　　在辽、金、元、清四个北族王朝中，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和满族建立的清朝属于典型的汉化王朝，尽管西方学者至今仍不肯承认这一点。女真人的汉化程度，用“全盘汉化”四个字来概括是并不过分的。那么，同样都是北方民族，为何有的对汉族文明全盘接受，有的却持一种抵制的态度呢？所以我们首先应该解释的问题是，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女真人的全盘汉化？
　　（一）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是决定北方民族汉化程度的首要因素。常见的公式是：与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的差异越小，汉化就越容易、越彻底；与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的差异越大，汉化就越困难、越肤浅。中国历史上的北族王朝，对汉文化是采取积极接受的态度还是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大抵上即取决于此。
　　从生活方式来考虑，我们很容易理解女真人的汉化选择。[2]女真人主要生活在白山黑水的森林地带，这种地理环境使他们与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有着明显的区别。建国前的女真族基本上是一个狩猎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兼有渔猎、农耕和畜牧三种形态。需要说明的是，女真人的畜牧业与草原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据宣和七年（1125年）出使金朝的宋人钟邦直描述说，金源内陆会宁府一带，“一望平原旷野，间有居民数十家，……更无城郭，里巷率皆背阴向阳，便于牧放，自在散居”。[3]这是作为渔猎和农耕经济补充成分的定居畜牧业。
　　女真人的基本生活方式早在建国前一百多年就已形成。史称生女真“旧俗无室庐，……迁徙不常”，至献祖绥可，“乃徙居海古水，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纳葛里’者，汉语居室也。自此遂定居于安出虎水之侧矣”。[4]献祖时代大约相当于十一世纪初叶，从这个时候起，女真人开始定居生活，并且有了农业经济。　　从文献材料中可以找到有关女真人农耕生活方式的不少证据。《高丽史》卷六靖宗八年（1042年）四月条，有东女真酋长向高丽索求耕牛的记载。[5]金太祖天辅六年（1122年），宗翰派人向宋使马扩交待说：“传语童太师（即童贯）：昨来海上曾许水牛，如今相望甚近，欲觅千头，令送来。”[6]这说明海上之盟时金人曾向宋朝索要过水牛。据南宋归正人介绍说，金朝初年，女真人有“每春正击土牛”的习俗，[7]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耕牛在女真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
　　关于生女真的农耕生活，宋人有这样的描述：“其地则至契丹东北隅，土多林木，田宜麻谷，以耕凿为业，不事蚕桑。”[8]金初，宋使前往会宁府时，沿途所见的景象是：“州地平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殆遍，地宜穄黍。”[9]金朝初年，专门针对以女真人为主的猛安谋克实行了牛头地制度，可见当时女真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农业经济。
　　建国以来的大量考古成果也为女真人的农耕生活方式提供了许多物证。在生女真的活动区域内，南起松花江，北至黑龙江，西起大兴安岭东麓的金东北路界壕边堡，东至三江平原，都发现了大量的金代农业生产工具。如1958年在黑龙江肇东县清理的一座金代城址，出土铁器700多件，其中就有各式农具50馀件。[10]有人统计，黑龙江省境内历年来出土的金代铁器多达数万件，其中以农具最为普遍。[11]
　　不过应当说明的是，直到金朝初年，女真人的农业还处在原始的、粗放型的阶段，对农业经济在女真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不宜估计过高。《金史》在记载金太祖称帝建国的仪式时有这样一段文字：“收国元年春正月壬申朔，诸路官民耆老毕会，议创新仪，奉上即皇帝位。阿离合懑、宗翰乃陈耕具九”，[12]“祝曰：‘使陛下毋忘稼穑之艰难。’太祖敬而受之”。[13]不少论著都以这条史料为据，谓金朝建国之初即以农业为本。我觉得这个结论未免有些造次。《金史》里的这条史料源于《大金集礼》，[14]而《大金集礼》是章宗明昌六年（1195年）由礼部尚书张暐等人编修的一部官书，据它记载，太祖完颜阿骨打称帝建国时有一套相当复杂的仪式。我对此深表怀疑。《金史》以及它所依据的金朝官方文献如实录、《大金集礼》等等，其中关于金朝开国史的记载存在很多疑点，我已有专文加以指摘。[15]《大金集礼》里的这段记载，可能就有许多藻饰的成份。在金朝建国前后，渔猎经济在女真人的经济生活中仍占有很大比重，“毋忘稼穑之艰难”之类的理念，只有当后来女真人彻底汉化之后，才会从他们嘴里说出来。
　　根据我们所了解的女真人的生活方式来看，与其说它更接近于草原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毋宁说它更接近于汉民族的农业定居生活方式。姚从吾先生曾经有过这样的感慨：我们常有一种感觉，女真这个北方民族竟没有一种自成套数的自有文化，比如像契丹人的捺钵文化那样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16]其实这就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由于女真人的生活方式与汉人的生活方式差异不大，所以就不像契丹人那样有一套迥异于汉文化的东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女真人接受起汉文化来就显得非常自然和特别容易，不存在什么先天的障碍。这就是女真人全盘汉化的基本背景。
　　（二）移民汉地
　　在促使女真人彻底汉化的诸多因素中，猛安谋克的大批南迁肯定在必须考虑之列。
　　生女真的传统居住区域是所谓的“金源内陆”。金朝初年，女真人的分布范围仅限于上京、东京和咸平府三路。后来随着金朝的军事扩张，女真猛安谋克以军事屯田的方式逐步向辽朝的领地内迁徙，不过当时尚未进入长城以南的汉地。太宗时灭掉北宋后，原本没有长期占据中原汉地的意图，所以先后扶植起伪楚、伪齐两个傀儡政权。但由于汉人的傀儡政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无法与南宋相抗衡，于是金朝只好改变策略，对中原汉地实施直接统治。这样一来，就势必要让部分女真人移居中原。从太宗末年起，开始将女真猛安谋克大批迁往长城以南汉地，宋代文献有“金左副元帅宗维（即宗翰）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汉地”的记载，[17]这是天会十一年（1133年）的事情。熙宗皇统初，当金朝从南宋手中重新夺取河南、陕西之后，又将大批猛安谋克迁入中原屯田，“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陇之北俱有之”。[18]这可能是金代女真人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浪潮。海陵王正隆间，为了加强对女真贵族的控制，“不问疏近，并徙之南”，[19]除了少数安置在长城以北的北京路之外，其他均迁入中原汉地。
　　至海陵末年，猛安谋克的人口分布区域已从金初的上京、东京、咸平府三路扩展到上京、东京、咸平府、北京、西京、中都、河北东西、山东东西、大名府、南京等十二路。我在《金代猛安谋克人口状况研究》一文[20]中，曾对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猛安谋克人口在全国各地的分布数量做过一个粗略的估计，其中长城以南各路的人口估计为360万左右，约占全部猛安谋克人口的47% 。这个数字大致可以代表金代女真人移居汉地的比例。
　　如此众多的女真人进入中原汉地，自然给女真族的彻底汉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缘。迁居中原的猛安谋克多为永久性移民。女真人原有以其所居之山川命名的习俗。及至入居中原后，便多以中原地名命名，如完颜燕京、蒲察燕京、完颜绛山、裴满河西、蒲察西京、完颜鄯阳、乌古论兖州、粘哥荆山、尼庞古华山、徒单渭河等等，这说明他们并没有客居异土它乡的感觉，一种新的乡土观念很快就已经在他们的头脑中扎根。若是与契丹人和蒙古人相比较的话，女真人确实很容易融入汉人社会。这仍然可以用生活方式来加以解释，因为汉人的生活方式与女真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会有那么多的女真人迁入汉地并且长期定居下来。
　　（三）体制一元化
　　辽朝的汉化色彩始终不明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一直坚持实行二元政治。金朝初期虽也一度摹仿辽朝的北南面官制，同时奉行两套体制，但自熙宗改制以后，就完全抛弃了女真旧制，全盘采用汉制。政治体制的一元化，是女真人汉化很彻底的一个重要原因。
　　金朝建国之初，朝廷中枢权力机构实行女真传统的勃极烈制度，对于所占领的辽地，也一概搬用生女真旧制。如太祖收国二年（1116年）占有辽东京州县以后，“诏除辽法，省税赋，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21]即不管是系辽籍女真，还是汉人、渤海人、契丹人、奚人，全都不加区别，“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22]但一到进入燕云汉地，这套女真制度便行不通了，于是只好因仍原有的汉官制度。史称“太祖入燕，始用辽南、北面官僚制度”，[23]就是指同时奉行女真旧制和汉制的双重体制。金初的所谓“南面官”，亦即汉地枢密院制度，故《金史》谓“天辅七年，以左企弓行枢密院于广宁，尚踵辽南院之旧”。[24]与此相对的“北面官”，主要指当时实行于朝廷之内的勃极烈制度。[25]
　　金初的二元政治存在于1123至1138年。汉地枢密院系天辅七年（1123年）始设于营州广宁（今河北省昌黎县），后迁平州，再迁燕京，天会间一度分设燕京和云中两枢密院，后又归并为一。至天眷元年（1138年），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结束了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这是熙宗汉制改革的结果。
　　早在太宗天会初，就有一些女真贵族的上层人物积极主张摒弃女真旧制，全盘改用汉制。《金史》卷七八《韩企先传》曰：“斜也、宗幹当国，劝太宗改女直旧制，用汉官制度。”斜也即太祖弟完颜杲，太宗时为谙班勃极烈，与国论勃极烈宗幹同主国政，可见当时支持汉化的势力已经相当强大。不过终太宗一代，仍维持着二元政治的局面。《金史》里虽有太宗天会四年（1126年）建尚书省的记载，但人们一般认为当时的尚书省是设在燕云汉地，与后来建立的三省制度无关。[26]金朝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直到太宗末年才提上日程，天会十二年（1134年）正月，“初改定制度，诏中外”。[27]由于太宗一年后就死去了，所以实质性的汉制改革是在熙宗朝进行的。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八月甲寅，“颁行官制”，是即“天眷新制”。[28]这是金朝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自金初以来实行二十馀年的女真勃极烈制度，“至熙宗定官制皆废”，[29]以三省六部制取而代之。同年九月丁酉，“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30]这不只是简单地改换一个名称而已，它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汉地枢密院是作为双重体制中的一元而存在的，而行台尚书省则只是中央尚书省的派出机构。这两件事情的发生，标志着二元政治的终结和金朝政治体制的一元化。[31]
　　熙宗朝的汉制改革，从天会末年至皇统初年，大约持续了八、九年之久。改革的内容极为广泛，涉及中央职官制度、地方行政制度、法律制度、勋爵制度、礼制、仪制、服制、历法、宗庙制度等等，除了猛安谋克制度以外，女真旧制大都已被废弃，故宋人谓金朝“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32]这是金朝走向全盘汉化的重要一步。
　　（四）确立汉地本位
　　金人曾明确指出辽金两国国家本位的差异：“本朝与辽室异，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之临潢，……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33]辽金两朝汉化程度的不同，这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辽朝始终坚持草原本位，而金朝在海陵王时代就已确立了汉地本位。
　　金朝前期，定都于金源内陆的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市）。据说从太宗时起，就有迁都燕京的打算。《大金国志》卷二四《宣宗皇帝》（上）有此一说：“初，忠献王粘罕欲赞太宗都燕。”卷二二《东海郡侯》（上）亦云：“初，忠献王粘罕有志于都燕，因辽人宫阙，于内城外筑四城。”这两条文字均抄自《金人南迁录》，而《南迁录》是一部出自南宋人之手的伪书，因此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
　　据金朝方面的文献记载来看，大概在熙宗改制以后，开始出现政治重心南移的倾向。从天眷三年（1140年）至皇统元年（1141年），熙宗驻跸燕京长达八九个月，当时汉制改革的一些举措就是在此期间制定实施的。皇统二年与南宋订立和议后，金朝已占有大半个中国，在此情况下仍定都于远在东北一隅的上京，确实有诸多的不便。故熙宗时期不得不为此采取某些权宜措施，如官员铨选的地点，《金史》里有这样一条记载：“凡省选之制，自熙宗皇统八年以上京僻远，始命诣燕京拟注，岁以为常。贞元迁都，始罢是制。”[34]由此看来，迁都中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海陵王称帝后不久，即于天德二年（1150年）十二月废罢行台尚书省，这表明他已决意迁都中原。次年四月，“诏迁都燕京”，[35]同时派人扩建燕京旧城，营建宫室。贞元元年（1153年）三月，金朝正式移都燕京，并改燕京为中都。海陵王的迁都大概遭到了部分女真旧贵族的抵制，比如在迁都燕京之后，徒单太后就仍然留居于上京会宁府，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迹象。[36]为了彻底铲除保守势力的根据地，海陵王采取了非常决绝的措施：“命会宁府毁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及储庆寺，仍夷其址而耕种之。”[37]如此坚决的态度，恐怕只有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可以相比。
　　迁都燕京不过数年，海陵王又有了进一步南迁开封的打算。这一计划与侵宋的战争准备有关。据《金史·海陵纪》，正隆六年（1161年）正月，海陵王对宋使宣称他将前往河南巡幸，并说不会在南京开封久留；是年四月，“诏百官先赴南京治事，尚书省、枢密院、大宗正府、劝农司、太府、少府皆从行，吏、户、兵、刑部，四方馆，都水监，大理司官各留一员”。虽然海陵王否认他将迁都开封，但这可能只是为了不引起宋人的警觉罢了；我想，海陵王的本意大概是准备在统一全国后正式定都于开封。据说海陵王曾对吏部尚书李通说过这样的话：“朕欲迁都汴京，将宫室重修，加兵江左，使海内一统。”[38]另外从宋朝方面的文献来看，当时南宋朝野舆论普遍认为金朝将迁都开封。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正月，校书郎王十朋上高宗劄子说：“窃闻道路汹汹，咸谓虏情叵测，有南下牧马、巢穴汴都、窥伺江淮之意。”[39]同年四月辛未，南宋“遣周麟之使金贺迁都”，[40]这说明宋人确实是将海陵王的“南巡”理解为金朝国都的南迁。
　　及至海陵王对宋开战，世宗称帝于东京辽阳之后，围绕着国都的选择问题，又发生过一场争议。时“阿琐杀同知中都留守蒲察沙离只，遣使奉表东京，而群臣多劝世宗幸上京者”，[41]这说明当时有相当多的女真贵族并不赞成海陵王的汉地本位政策，主张还都于上京。但由于李石、张玄素、独吉义等人的劝说，世宗最终还是决定进据中都，仍旧坚持汉地本位。
　　女真人的彻底汉化，主要就取决于上述诸项因素。如果做一纵向的鸟瞰，可以说金朝的汉化方向在熙宗和海陵两朝就基本上已经决定了。如上所述，猛安谋克的大规模南迁主要是熙宗朝的事情，金朝政治体制的一元化也完成于熙宗时期，海陵王完颜亮则确立了金朝的汉地本位政策。所以后来清朝统治者在总结金朝亡国的经验教训时，总是把责任算到熙宗和海陵两人的头上，指责他们“循汉人之俗”、“效汉人之陋习”、“尽失其淳朴素风”。[42]客观地说，清人并没有平白无故地冤枉他们。

二、不可阻挡的汉化潮流

　　对于金朝的汉化程度，前人多有评说。元代史家如是说：“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43]清人赵翼亦谓“金源一代文物，上掩辽而下轶元”。[44]人们一般认为，若论汉化之彻底，大概没有哪个朝代可以和北魏相比，但宋人真德秀却说：“金国有天下，典章法度文物声名在元魏右。”元初郝经称此说“为不刊之论”，谓金朝“粲粲一代之典与唐、汉比隆，讵元魏、高齐之得厕其列也”。[45]如此高度的评价，说明金朝的汉化程度的确给宋元时代的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金朝建国之初，女真人十分质野，一般都不通汉语、不识汉文，故多以契丹人或汉人为通事，《松漠记闻》卷上谓“金国之法，夷人官汉地者，皆置通事”，说的就是金初的情形。然而曾几何时，女真人已非复吴下阿蒙。大定间，参知政事梁肃上疏“论生财舒用八事”，其一曰“罢随司通事”。[46]说明当时女真人已经普遍会汉语。当然，接受汉文化最快、汉化程度最深的首先是女真上层社会。
　　金朝诸帝中，自熙宗以下都具有相当高的汉文化素养。熙宗就是一个典型的汉化女真人，关于他对汉文化的态度，《大金国志》有一段极生动的描述：“熙宗自为童时聪悟，适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后能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棊象戏，尽失女真故态矣。视开国旧臣则曰‘无知夷狄’，及旧臣视之，则曰‘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47]从这段记载来看，熙宗的汉化背景可以用汉族儒士的影响来解释，《大金国志》说他自幼“喜文辞，……所与游处尽文墨之士”，[48]这种生活环境决定了他的文化选择。《金史·熙宗纪》记有这样一件事：一次将帅奏捷，群臣纷纷赋诗称贺，熙宗看后说道：“太平之世，当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这就是他的文化主张。熙宗（1119—1149年）可算是金朝第一代汉化女真人，他在位时期进行的汉制改革，显然与他本人对汉文化的态度是大有关系的。
　　海陵王完颜亮与熙宗的汉化程度相若，史称他自幼“好读书，学弈、象戏、点茶，延接儒生，谈论有成人器。……嗜习经史，一阅终身不复忘，见江南衣冠文物朝仪位著而慕之”。[49]当时人对他的汉文化修养津津乐道，宋金人笔记中就常常称引他的诗词。[50]海陵王的文化取向充分表现在他的政治举措之中，在他在位期间确立了金朝的汉地本位政策，他之所以发动侵宋战争，则是因为他具有强烈的正统观念。海陵王曾对臣下说过这样的话：“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51]这分明是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政治伦理观念。
　　比起熙宗和海陵王来，金朝中期女真统治者的汉化程度显得更加深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显宗和章宗。显宗允恭是世宗太子，章宗、宣宗之父，未及嗣位而早卒，章宗即位后上庙号为显宗。据《金史》说，允恭是一位醉心于儒学的女真少年，他被立为皇太子后，“专心学问，与诸儒臣讲义于承华殿。燕闲观书，乙夜忘倦，翼日辄以疑字付儒臣校正”。[52]生当金末的刘祁对允恭备极称赞，说他“读书喜文，欲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53]又说他“好文学，作诗善画，人物、马尤工，迄今人间多有存者”。[54]元人王逢题允恭《百骏图》云：“金家武元靖燕徼，尝诮徽宗癖花鸟。允恭不作大训方，画马却慕江都王。”[55]这首诗对允恭过份沉溺于汉文化不无讥讽。与熙宗和海陵王那些第一代汉化女真人所不同的是，允恭这一代人几乎已经完全丧失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世宗曾有一次告诫允恭和诸皇子说：“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直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56]太子太保完颜爽也对允恭说过这样的话：“殿下颇未熟本朝语，何不屏去左右汉人，皆用女直人？”[57]可见允恭对于本民族语言已经很生疏了，不过他倒是曾经让他的儿子们学习过女真语和女真字。大定十九年（1179年），允恭选派完颜匡教诸皇孙，时“宣宗、章宗皆就学，显宗曰：‘每日先教汉字，至申时汉字课毕，教女直小字，习国朝语。’”[58]金世宗一向反对女真人全盘汉化，矢志弘扬民族传统，积极倡导学习女真字、女真语，允恭之所以要让宣宗、章宗学习女真文化，主要就是因为世宗的缘故。世宗曾对臣下说过：“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59]知子莫如父，世宗这句话道出了允恭对汉文化和女真文化的真实态度。
　　在这样一种家庭环境中长大的章宗，自幼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其汉学根柢之深厚，更要胜出他父亲一筹。金人对他的评价是：“章宗天资聪悟，诗词多有可称者。”[60]又云：“章宗聪慧，有父风，属文为学，崇尚儒雅，故一时名士辈出。”[61]日本学者外山军治认为，若论中国式的教养，章宗在金朝历代皇帝中堪称首屈一指，甚至与汉天子相比也毫不逊色。[62]这种评价并不夸张。元人有一种说法，谓“帝王知音者五人：唐玄宗、后唐庄宗、南唐后主、宋徽宗、金章宗”，[63]可见章宗是何等样人！章宗偏好宋徽宗的瘦金体，书法专学徽宗，笔迹酷似，以致后人难分彼此。现藏大英博物馆的顾恺之《女史箴图》古摹本，图卷左端书有《女史箴》一则，明清以来诸画谱均认定为徽宗手书，后来经过外山军治氏仔细辨识，才确认它出自章宗之手（文中“恭”字缺笔，外山氏认为系避章宗父允恭之讳）。[64]这使我们想起了宋人的一则传说：“金章宗之母，乃徽宗某公主之女也。故章宗凡嗜好书劄，悉效宣和，字画尤为逼真。金国之典章文物，惟明昌为盛。”[65]但据《金史·章宗纪》和《后妃传》的记载，我们知道章宗的母亲是女真徒单氏，可见宋人的这种传说是靠不住的；不过从上面谈到的情况来看，宋人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传说，该不是无缘无故的吧。
　　女真帝王的汉化程度可能有一定的特殊性。就整个女真上层社会的情况而言，至金朝中后期，接受汉文化也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从某些女真人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到对儒学的崇尚，如宗室完颜宗浩字师孟，[66]“孟”者孟子也；又如世宗朝的名相纥石烈良弼，还有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名字，据《金史》本传，纥石烈良弼在海陵朝曾“借秘书少监为宋主岁元使”，而《建炎以来繫年要录》卷一六五绍兴二十三年十二月庚辰条载：“金主使宣奉大夫尚书右丞蔡松年假户部尚书，与广威将军秘书少监兼行右拾遗赫舍哩师颜来贺来年正旦。”这里说的“赫舍哩师颜”就是纥石烈良弼（清人辑本将“纥石烈”改译为“赫舍哩”），“颜”者颜回也。
　　关于女真贵族热衷乃至沉湎于汉文化的情形，在金朝中后期文献中多有记载。刘祁说：“南渡后，诸女直世袭猛安、谋克往往好文学，喜与士大夫游。”[67]这是说的宣宗以后的情况，此时女真人的汉化程度已经相当深入，刘祁指出的这种现象想必是很普遍的。我们不妨举出几个典型的例子：
　　完颜弼，盖州猛安人，护卫出身，宣宗朝累官知东平府事。“弼生平无所好，惟喜读书，闲暇延引儒士，歌詠投壶以为常”。[68]
　　完颜陈和尚，金末名将。“雅好文史，自居侍卫日，已有秀才之目”。后在军中，从经历官王渥“受《孝经》、《论语》、《春秋左氏传》，尽通其义。军中无事，则窗下作牛毛细字，如寒苦一书生”。[69]
　　 虎邃，女真纳邻猛安。“虽贵家，刻苦为诗如寒士。喜与士大夫游。初受学于辛敬之，习《左氏春秋》。后与侯季书交，筑室商水大野中。恶衣粝食，以吟咏为事，诗益工。……甚有唐人风致”。[70]
　　乌林荅爽，女真世袭谋克。刘祁称其“风神潇洒，美少年。性聪颖，作奇语。喜从名士游。居淮阳，日诣余家，夜归其室，抄写讽诵终夕。……其才清丽俊拔似李贺”。[71]
　　最典型的例子也许莫过于完颜璹。完颜璹是世宗之孙，越王允功之子。史称其潜心学问，“日以讲诵吟咏为事，时时潜与士大夫唱酬”。[72]据说其“家所藏法书名画，几与中祕等”。[73]元好问对他极为推崇，说他“于书无所不读，而以《资治通鉴》为专门，驰骋上下千有三百馀年之事，其善恶、是非、得失、成败，道之如目前，穿贯他书，考证同异，虽老于史学者不加详也”。[74]据元好问说，完颜璹“读《通鉴》至三十馀过”，[75]与蔡珪、萧贡并称为金源一代《通鉴》名家。[76]
　　关于一般女真民众的汉化情况，儘管金朝文献里缺乏详细的记载，但我们仍可以从某些迹象中明白无误地看出整个女真社会的汉化倾向。对于普通女真百姓来说，自然谈不上有多少儒家文化的直接影响，“汉化”主要表现在生活习俗这样一些比较浅近的层面。金朝中期以降，女真人改汉姓、着汉服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世宗、章宗时期曾屡次下诏加以禁止。大定十三年（1173年）五月，“禁女直人毋得译为汉姓”。[77]说明此时女真人改用汉姓的情况已经比较常见了。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十二月，朝廷再次颁布如下禁令：“禁女直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78]此次禁令规定了严格的处罚措施，《金史》卷四三《舆服志》（下）云：“初，女直人不得改为汉姓及学南人装束，违者杖八十，编为永制。”这大概就是大定二十七年的禁令内容。章宗时也多次颁布过类似的禁令。明昌二年（1191年）十一月，“制诸女直人不得以姓氏译为汉字”；[79]泰和七年（1207年）九月，“敕女直人不得改为汉姓及学南人装束”。[80]儘管如此，却根本无法阻止这种社会风尚的蔓延。至金朝后期，几乎所有的女真姓氏都有相应的汉姓，据陈述先生统计，金代女真人译改的汉姓共计59个。[81]尤其耐人寻味的是，金朝自入主中原后，对黄河以北的汉人（包括南人在内）始终坚持薙发左衽的政策，即强令汉人改从女真之俗，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女真人却纷纷改着汉人服饰，虽屡禁而不止，可见女真社会的汉化委实是大势之所趋。
　　估价金朝的汉化程度，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这就是女真统治者汲汲于“德运”的正统观念。五德终始是中原王朝国家的传统政治学说，女真统治者大概是从金朝中期开始接受这种观念的，《金史·世宗纪》有大定三年（1163年）十二月丁丑举行腊祭的记载，而丑日腊祭是金德之征。[82]又大定十五年（1175年）册封长白山册文云：“阙惟长白，载我金德。”[83]说明世宗时已确定本朝德运为金德。后来章宗朝和宣宗朝两度讨论德运问题，最终改金德为土德，这是金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金朝统治者之所以如此看重德运，是因为自海陵王确定汉地本位政策之后，女真人即已自视为中原王朝，并进而全盘接受了中原王朝的正统观念。不仅如此，从金朝后期重议德运的结果中，我们还可以体察到某种很微妙的心态。当时朝廷百官对于德运问题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承唐土德为金德，二是承辽水德为木德，三是承宋火德为土德。从《大金德运图说》所载章宗谕旨来看，他对这几种意见似乎没有什么偏向，然而据元好问说，吕子羽“在史馆论正统，……谓国家止当承辽，大忤章庙旨，谪西京运幕”。[84]实际上，章宗的真实态度是主张继承北宋的火德，最后确定金朝德运为土德，就正是遵从了他的意见。揣度章宗的本意，无非是认为正统在宋而不在辽，只是他不便公开承认这一点罢了；由此说明了一个问题：章宗完全是站在中原王朝一边来考虑问题的，他的立场是内华外夷。与此极为相似的是清高宗乾隆的态度，乾隆题《大金德运图说》曰：“夫宋虽南迁，正统自宜归之宋。至元而宋始亡，辽金固未可当正统也。”[85]同样也是一个北族王朝，却偏不承认辽金为正统，其出发点和金章宗是完全相同的，只不过清朝的国情与金朝不同，乾隆毋须有金人的那些顾虑，因而可以坦率地表明他的意见。
　　从生活习俗到价值观念，女真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经历着一场文化的蜕变。

三、挽救女真传统的努力

　　自熙宗、海陵以来开始的汉化进程，至金代中叶已呈潮流澎湃之势，这使当时的金朝统治者感到非常忧虑。大定间，世宗曾对参知政事孟浩说：“女直本尚纯朴，今之风俗，日薄一日，朕甚悯焉。”孟浩对此也颇有同感：“臣四十年前在会宁，当时风俗与今日不同，诚如圣训。”[86]在世宗看来，要想使大金王朝国运久长，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女真人的民族传统。他曾向右谏议大夫、契丹人移剌子敬流露过这种想法：“亡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风俗，是忘本也。若依国家旧风，四境可以无虞，此长久之计也。”[87]大定年间曾任宰执的女真人粘割斡特剌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有一次对世宗说：“以西夏小邦，崇尚旧俗，犹能保国数百年。”[88]这是当时部分女真上层人物的一种共识，他们认为应该仿效辽朝和西夏的做法，努力保持女真人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本色。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世宗和章宗时代，金朝统治者曾进行过许多努力，采取种种措施，试图遏止女真人的汉化趋势。三上次男氏将这些努力称之为女真文化的复兴运动。[89]
　　金世宗完颜雍是一位女真民族传统的坚定捍卫者，他为保存女真文化可谓苦心竭虑，不遗馀力。世宗经常像这样谆谆告诫女真贵族说：“女直旧风最为纯直，……汝辈当习学之，旧风不可忘也。”[90]一次，世宗与太子等人前往宫中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词，顾谓皇太子及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尝暂忘，故时听此词，亦欲令汝辈知之。……汝辈当体朕意，至于子孙，亦当遵朕教诫也。’”[91]拳拳之心，溢于言表。最令世宗担忧的是，自海陵南迁以后，新一代女真人已经渐渐遗忘了本民族传统，他曾对朝廷宰执吐露过这种忧虑：“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自海陵迁都永安，女直人寖忘旧风。朕（幼？）时尝见女直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时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甚欲一至会宁，使子孙得见旧俗，庶几习效之。”[92]后来世宗果真实践了他的这一夙愿。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三月，世宗亲率诸皇子、皇孙回上京会宁府寻根，并在太祖完颜阿骨打起兵之地建立《大金得胜陀颂碑》，以弘扬女真民族精神。直到次年九月，世宗一行才返回中都。
　　复兴民族文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大力倡导人们学习和使用女真语、女真字。世宗时曾一度要求世袭猛安、谋克必须学习女真字，“凡承袭人不识女直字者，勒令习学”；[93]后来又进而规定“猛安、谋克皆先读女直字经史然后承袭”。[94]大定九年（1169年），世宗采纳枢密使完颜思敬的建议，规定“亲王府官属以文资官拟注，教以女直语言文字”。[95]为了强制宫中卫士学习女真语，世宗甚至还下过这样一道强硬的命令：“应卫士有不闲女直语者，并勒习学，仍自后不得汉语。”[96]大定十六年（1176年）十月，世宗又诏谕宰相说：“诸王小字未尝以女直语命之，今皆当更易，卿等择名以上。”[97]金代的女真人大都以汉名为学名，但一般习惯于用女真语称小名，而当时宗室诸王连小名也喜欢采用汉字，所以世宗才要求改用女真语。
　　为了大金王朝的未来考虑，世宗尤其注重对皇子、皇孙们进行女真文化教育。太子允恭长子完颜璟（即章宗）原来不懂女真语，十岁时“始习本朝语言、小字”。后进封原王，判大兴府事，立为皇太孙，“入以国语谢，世宗喜，且为之感动，谓宰臣曰：‘朕尝命诸王习本朝语，惟原王甚习，朕甚嘉之。’”[98]可见世宗对此事是特别在意的。他还曾向朝廷大臣赞许说，皇太孙为大兴府尹时，“有女直人诉事，以女直语问之，汉人诉事，汉语问之”，且谓“大抵习本朝语为善，不习，则淳风将弃”。[99]在世宗的这种思想主导之下，儘管太子允恭对本民族文化没有什么兴趣，但他的儿子们却大都学习过女真语言和文字，如郓王琮，“世宗选进士之有名行者纳坦谋嘉教之，女直小字及汉字皆通习”；瀛王瓌，“精于骑射、书艺、女直大小字”。[100]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女真贵族子弟中是并不多见的。
　　兴办女真字学，创立女真进士科，以及用女真大小字翻译儒家经典，是世宗时期复兴女真文化的几项重要措施。女真字学虽然始创于太宗天会年间，但数量有限，可考者仅有上京、西京和北京三处。而且自熙宗以后，女真字学已默默无闻。世宗大定初，在全国各地大兴女真字学，“择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为学生，诸路至三千人”，后又定制“每谋克取二人”。[101]大定十三年（1173年），始创女真国子学，后又创建女真太学，各路广设女真府州学，“其学大振”。据《金史·选举志》载，诸路女真府州学共计22所，但实际上可能不止此数；大定九年（1169年）出使金朝的宋人楼钥，途经中都路保州时见到的保州女真字学，就不在上述22所府州学校之内。[102]世宗兴办女真字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广和普及女真大小字，藉以保存女真族的文化传统。
　　女真进士科的创立，与女真字学的兴办是分不开的。大定九年（1169年），选拔诸路女真字学生“尤俊秀者百人至京师，以编修官温迪罕缔达教之”。[103]大定十三年（1173年），就以这批女真字学生为主，试以策论，取徒单镒以下27人，是为“策论进士”。值得考究的是，世宗创立女真进士科的意图何在？这当然不会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女真人的汉化，其主要目的是鼓励女真人学习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弘扬女真传统文化。女真进士科的定制是以女真大字试策，以女真小字试诗，故元代史家如此评论说：“夫以策论进士取其国人，而用女直文字以为程文，斯盖就其所长以收其用，又欲行其国字，使人通习而不废耳。”[104]不仅如此，女真进士科的创立可能还隐含着另外一层用意。一次，世宗对左丞相完颜守道说：“契丹文字年远，观其所撰诗，义理深微，当时何不立契丹进士科举？今虽立女直字科，虑女直字创制日近，义理未如汉字深奥，恐为后人议论。”守道回答说：“汉文字恐初亦未必能如此，由历代圣贤渐加修举也。圣主天姿明哲，令译经教天下，行之久亦可同汉人文章矣。”[105]看来世宗创设女真进士科的初衷不止是要保存女真文化，而且要让它逐渐发展壮大，自成体系，使其能够与汉文化相抗衡。世宗真可谓深谋远虑了。
　　将儒家经典翻译为女真字文本，这是世宗致力于女真文化建设的又一贡献。自大定四年（1164年）世宗下诏翻译汉文典籍始，先后译出《易》、《书》、《论》、《孟》、《春秋》、《孝经》、《老子》、《文中子》、《刘子》以及《史记》、《汉书》、《新唐书》、《贞观政要》等十馀种，这些译著被作为女真字学的教科书颁行到全国各地。以女真字来翻译儒家经典，这种做法最能体现世宗的文化主张，他一方面积极倡导学习女真语言文字，另一方面又很赞赏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在他看来，女真人朴实无华的传统美德与儒家的价值观念非常契合，他曾这样对人说：“女直旧风最为纯直，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106]从这个角度考虑，世宗很乐意接受儒家文化，他曾“以女直字《孝经》千部付点检司分赐护卫亲军”，并对宰执说：“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107]他的目的是要把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移植到女真文化中去，而不是让女真人抛弃本民族文化来接受汉文化。
　　骑射之长技是女真民族传统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世宗对这个问题也相当重视。世宗本人“善骑射，国人推为第一”，[108]在这方面可以说是身为表率了。女真人旧日的尚武传统，是“以射猎打围便为战阵，骑射打毬阅习轻锐”。[109]为了倡导女真人习武，世宗常常在宫中或野外围猎击毬，臣僚以危险谏阻，世宗便说：“祖宗以武定天下，岂以承平遽忘之邪？皇统尝罢此事，当时之人皆以为非，朕所亲见，故示天下以习武耳。”[110]大定年间，世宗曾先后十次到山后的金莲川驻夏捺钵，每次驻夏的时间长达四五个月，时人谓“名为坐夏打围，实欲服劳讲武”。[111]其目的主要也是为了习武。对于女真人的围猎骑射，世宗总是当作一件大事，时时挂在心上，他有一次与宰执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西南、西北两路招讨司地隘，猛安人户无处围猎，不能闲习骑射。委各猛安谋克官依时教练，其弛慢过期及不亲监视，并决罚之。”[112]此外，为防止女真人丢弃骑射之长技，还采取过一些特殊的措施。《金史·世宗纪》有这样一条文字：大定九年（1169年）三月，“以尚书省定网捕走兽法，或至徒，上曰：‘以禽兽之故而抵民以徒，是重禽兽而轻民命也，岂朕意哉？自今有犯，可杖而释之。’”所谓“网捕走兽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看看《章宗纪》的下述记载就明白了：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十二月，“谕有司：女直人及百姓不得用网捕野物，及不得放群鵰枉害物命。亦恐女直人废射也”。显然，章宗只是在重申大定九年的那条法令。
　　对于保存女真民族传统的问题，章宗与世宗的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章宗表现出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他非常热衷于汉文化，具有很高的汉学造诣；而另一方面呢，他又坚定地维护本民族传统，为挽救女真文化继续不懈地努力，以避免女真族被汉文化彻底征服。刘祁对他的评价就着重指出了这种矛盾的心态：“章宗聪慧，有父风，属文为学，崇尚儒雅，故一时名士辈出。……然学文止于词章，……且无志圣贤高躅，阴尚夷风。”[113]所谓“阴尚夷风”，就是指他竭力维护女真传统的态度。
　　为了振兴女真文化，章宗仍旧积极提倡和推行女真语言文字。自熙宗以来，汉文、女真文和契丹文一直是金朝的三种法定文字，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废罢契丹大小字，可能与推行女真字的政策有一定关係。明昌五年（1194年），章宗下诏对女真文字的创制者完颜希尹和叶鲁二人加以封赠，依仓颉庙例，“祠于上京纳里浑庄，岁时致祭，令其子孙拜奠，本路官一人及本千户春秋二祭”。[114]又据《金史·章宗纪》载，自承安二年（1197年）四月起，“亲王宣敕始用女直字”。这样做的目的自然也是为了督促女真贵族子弟学习和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在涉及女真民族传统的问题上，章宗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承安五年（1200年），朝议拜礼当从汉制抑或女真制，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部分汉官主张“凡公服则用汉拜，若便服则各用本俗之拜”，女真官员则主张“公服则朝拜，便服则从本朝拜”。最后由章宗定夺，“上乃命公裳则朝拜，诸色人便服则皆用本朝拜”。[115]也就是说，不论什么民族，只要是着便服都必须使用女真拜礼。泰和五年（1205年），“诏拜礼不依本朝者罚”。[116]显见是重申承安五年的定制。在女真人已经普遍趋于汉化的金朝中后期，统治者仍一如既往地坚持对汉人实行薙发左衽的政策，强制汉人接受女真礼俗，这说明他们对女真人过分汉化的现状怀有一种深刻的危机感，因而失去了民族自信心。
　　为了使女真人保持其传统的尚武精神，章宗也煞费心机。明昌初设置的诸路提刑司（后改称按察司），其职掌为：“镇抚人民，讥察边防军旅之事，仍专管猛安谋克，教习武艺及令本土纯愿风俗不致改易。”[117]其中上京、东京两路提刑使、副兼安抚使、副，“安抚专掌教习武事，毋令改其本俗”。[118]金朝的提刑（按察）司前后只存在了二十多年，从它的职掌来看，其中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维护女真的民族传统。
　　世宗当初创立女真进士科，其本意是要推广女真大小字，加强女真文化建设，但出乎意料的是，到了章宗时代，女真人竞趋此途，越来越多地丧失了其传统的尚武精神。如赤盏尉忻，上京人，“当袭其父谋克，不愿就，中明昌五年策论进士第”；[119]又完颜仲德，曷懒路人，“少颖悟不群，读书习策论，有文武才，初试补亲卫军，虽备宿卫而学业不辍，中泰和三年进士第”。[120]这样的结果显然违背了世宗的初衷。为了对这种趋势加以遏制，章宗制定了一系列补救措施。承安二年（1197年），“敕策论进士限丁习学，……若猛安谋克女直及诸色人，户止一丁者不许应试，两丁者许一人，四丁二人，六丁以上止许三人”。[121]“限丁习学”的规定，最直接的目的当然是要保证猛安谋克军队有足够的兵源，这是在当时女真人纷纷弃武习文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一个限制手段。此外，章宗时对策论进士还增加了骑射的考试内容。《金史·兵志》云：“至章宗明昌间，欲国人兼知文武，令猛安谋克举进士，试以策论及射，以定其科甲高下。”这就是指的《章宗纪》明昌四年（1193年）四月“敕女直进士及第后，仍试以骑射，中选者升擢之”的规定。根据这项条令，骑射的考试结果只用于决定“科甲高下”，尚不影响中第与否。至承安三年（1198年），又进一步规定“女直人以年四十五以下，试进士举，于府试十日前，委佐贰官善射者试射”，凡射十箭中两箭者方能取得参加府试的资格。[122]这就更加大了骑射考试的力度。次年，礼部尚书贾铉对这项新规定提出反对意见，但遭到章宗否决。
　　金代中叶，世宗和章宗为挽救女真民族传统而采取的种种措施终究未能阻止女真人的全盘汉化，这场女真文化复兴运动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下面提到的两件事情，标志着章宗最终放弃了维系民族传统、遏止女真汉化的努力。一个标志是泰和六年（1206年）宣布允许猛安谋克户与州县民户自由通婚。在此之前，金朝统治者的一贯政策是禁止猛安谋克户与州县汉人通婚的，世宗对此尤其注意严加防范，《金史》卷七○《完颜思敬传》云：“初，猛安谋克屯田山东，各随所受地土，散处州县。世宗不欲猛安谋克与民户杂处，欲使相聚居之，……其后遂以猛安谋克自为保聚，其田土与民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但随着女真人汉化程度的加深，他们与汉人之间的通婚事实上已无法禁止。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尚书省言：‘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若令递相婚姻，实国家长久安宁之计。’从之”。[123]这是当时为缓和女真人与汉人之间因土地争端造成的矛盾激化而采取的一个权宜之计。至泰和六年（1206年）十一月，“诏屯田军户与所居民为婚姻者听”，[124]亦即正式宣布开禁。此举意味着金朝政府撤除了阻挡女真人汉化的最后一道屏障。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泰和七年（1207年）十二月，“诏策论进士免试弓箭、击毬”。[125]这说明章宗出于不得已而放弃了维护女真民族传统的企图。
　　对于世宗、章宗挽救女真民族传统的企图，当代中国历史学家向来是给予否定的评价。这种价值观中包含着太多的狭隘：立场的狭隘，观念的狭隘，以及胸怀的狭隘。我觉得，将世宗和章宗的所作所为一味地斥之为落后、保守、倒退，未免过于简单粗暴了。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有它的生存权利和存在价值，文明和野蛮、先进和落后，都不能构成一种文化必当同化于另一种文化的全部理由。不管历史的最终结局如何，他们为保存民族文化、维护民族传统所做的努力，都是值得尊敬的。
　　不过，女真族的汉化方向在熙宗和海陵时代就已经决定，金朝中期，汉化已是大势所趋，世宗和章宗不但无法改变这一方向，甚至不能减缓汉化的速度，因此他们的努力基本上是徒劳的。以女真字为例。儘管世宗、章宗时代曾千方百计地提倡和推广女真大小字，但种种迹象表明，这种民族文字在金源一代使用并不普遍。目前已经出土的契丹大小字的碑刻材料多达数十种，并且近年还不断有所发现，其中多数为墓碑誌铭；而金代的女真字碑刻材料总共只发现了五种，其中竟没有一方墓誌。这说明在金朝的女真民间社会中，女真字始终没有得到普遍的应用，可能很少有人用女真字来撰写墓誌铭。另外一个迹象也很能说明问题。辽朝的契丹字碑刻没有与汉文对译的，而金朝仅有的几种女真字碑刻倒多是有汉文相对照的，如《大金得胜陀颂碑》、《海龙女真国书摩崖》就是这样，又《女真进士题名碑》碑面刻汉文，碑阴刻女真文，因碑面的汉文后来被磨去改刻河神庙碑，现已无法对照，但估计也是与女真文对译的。像这种汉文、女真文对译的情况，一般底本都是汉文，女真文本则是汉文的译本。譬如《大金得胜陀颂碑》，碑阴的女真文与碑面的汉文完全对译，唯独女真碑文第22行颂词比汉文少四句，显系翻译时遗漏，据此即可知碑文的底本原是汉文。这种情况也反映出女真字在金朝不会是一种很普及、很成熟的文字。[126]世宗和章宗的苦心孤诣完全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六百年后，女真人后裔建立的大清王朝也面临着与金世宗和金章宗完全相同的处境。满洲统治者对于汉化的消极影响早就有所警惕，还在入关以前，太宗皇太极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崇德元年（1636年）十一月，皇太极召集诸亲王、郡王、贝勒及朝廷臣僚等读《金史·世宗纪》，对世宗维护女真民族传统的举动大加赞赏，并以此劝谕众人不忘满洲传统，他说：“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更变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127]皇太极的担心确实是有道理的。但这个问题真正引起高度重视，是高宗乾隆朝的事情。自乾隆以后的清朝统治者，日益感受到汉化的威胁，因此发起了“骑射国语”的运动。他们极力倡导满洲人保持骑射的长技和本民族语言，强调保持民族传统的重要性。
　　高宗乾隆曾告诫满洲臣僚说：“我朝满洲先正遗风，自当永远遵循，守而勿替。是以朕常躬率八旗臣仆行围校猎，时时以学习国语，熟练骑射。”[128]高宗还多次强调要保持满洲的传统服饰，决不改服汉人衣冠。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他在为官修的《皇朝礼器图式》一书所作的序中就表明过这一态度：“至于衣冠乃一代昭度，……朕则依我朝之旧而不敢改焉。……且北魏、辽、金以及有元，凡改汉衣冠者无不一再世而亡。”[129]后来他又在《御批通鉴辑览》中屡屡发挥他的这种观点。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高宗在审阅三通馆进呈的《嘉礼考》一书时，就服制问题再次对满人提出儆戒：“自北魏始有易服之说，至辽金元诸君，浮慕好名，一再世辄改衣冠，尽失其淳朴素风，传之未久，国势寖弱，及沦胥。盖变本忘先，而隐患中之。覆辙具在，甚可畏也。”[130]高宗以前代北族王朝的覆亡为鉴，把保持满人衣冠旧制看作是维系民族传统的最重要一环，故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个问题。
　　乾隆以后的嘉、道、咸三朝，继续高扬“骑射国语”的旗帜，反复重申保持满洲民族传统的重要性。仁宗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谕内阁曰：“我八旗满洲，首以清语骑射为本务。……我朝列圣垂训，命后嗣无改衣冠，以清语骑射为重。圣谟深远，我子孙所当万世遵守。”[131]宣宗道光七年（1827年）的一则上谕说：“清语骑射，为满洲根本，人所应习。……各省将军、副都统等，其仰体朕意，将所属满洲官兵，教以清语骑射，俾各精熟，毋得渐染汉人习气，废弛满洲旧业。”[132]又咸丰时颁发的《八旗箴》中有这样两句箴言：“国语勤习，骑射必强。”[133]体现在这些话里的基本精神，都是强调不忘传统。
　　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一百来年，清朝统治者为抢救满洲民族传统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却未能阻止满族人的彻底汉化。直到咸、同以后，面对列强的洋枪洋炮，才不得不放弃了要求满人勤习“骑射”的一贯主张。乾、嘉、道、咸四朝为保存满洲文化和维护满洲传统所进行的种种努力，与金世宗和章宗朝的情形极为相似，这两个北方民族的汉化王朝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在汉化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人为的努力无法改变历史的走向。

四、“金以儒亡”

　　在金朝亡国十三年之后的蒙古定宗二年（1247年），时为藩王的忽必烈召见金朝遗老张德辉，并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张德辉回答说：“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见。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馀则武弁世爵，若论军国大计，又皆不预；其内外杂职，以儒进者三十之一，不过阅簿书、听讼理财而已。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134]
　　张德辉对“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的说法断然加以否认，但他之所答并非忽必烈之所问。所谓“金以儒亡”，是说金朝因过分的汉化而丧失其民族传统，最终导致亡国，而不是说金朝亡于儒生之手。张德辉显然误解了这句话的意思。然而令人奇怪的倒是，张德辉似乎从未听说过这种说法，不过从忽必烈的提问来看，这一定是当时社会上比较流行的一种言论，是当时人对辽、金两朝国祚倾覆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历史记载表明，金朝之亡国，并不是由于君王的无道、政治的腐败、吏治的衰弊。金朝的末代皇帝哀宗完颜守绪是一位勤勉有为、励精图治的政治家，在他亡国之后仍受到人们的普遍赞扬。刘祁在总结金朝亡国的原因时说：“末帝非有桀纣之恶，害不及民。”[135]金末进士、后仕元至翰林学士承旨的王鹗，在《汝南遗事》卷四“总论”中列举了哀宗的许多德政，对他评价甚高，谓“虽未洽于太平，亦可谓小康小息者矣。属天开一统，地入大朝，遂至灭亡，犹足称颂”。以一位亡国之君，尚且可称“小康”，尚且“犹足称颂”，这评价不可谓不高。郝经在一首咏史诗《汝南行》中如此评价哀宗：“天兴（哀宗年号）不是亡国主，不幸遭逢真可惜。十年嗣位称小康，若比先朝少遗失。”[136]诗中充溢着惋惜之情。历代亡国之君大都是遭人唾骂的，大概只有金哀宗和明崇祯皇帝才是例外。
　　总的来看，金朝末年的政治尚属清明。金源一代，仅发生过一次比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即宣宗时期的红袄军起义。这次起义距金之亡国尚有二十年，没有给晚金的国势带来直接的影响。金末的内政给人们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金史》卷一一九“赞”曰：“金之亡，不可谓无人才也。”这可以代表元人的看法。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金末的吏治，金朝遗民杨宏道在金亡以后写下过这样的诗句：“兴定纪年后，治道日修饬。县令选尤重，非人莫轻得。”[137]兴定（1217—1222年）是金宣宗的年号，“兴定纪年后”主要指的是哀宗一朝。哀宗时期的吏治何以会赢得人们的赞许？《金史》是这样解释的：“至哀宗正大元年，乃立法，命监察御史、司农司官，先访察随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清慎明洁可为举主者，然后移文使举所知，仍以六事课殿最，而升黜举主。故举主既为之尽心，而被举者亦为之尽力。是时虽迫危亡，而县令号为得人，由作法有足取云。”[138]看来这一套制度确实行之有效。
　　如上所述，对于金末的国君和晚金的国政，元人是普遍予以赞许的，可见金朝之亡国，显然不是因为内政的缘故。前面曾经说到，在金朝亡国以后，社会上流传着“金以儒亡”的说法。这就是说，当时已经有人将金朝的亡国原因归结为女真人的全盘汉化。我觉得这种说法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那么，女真人的汉化何以会导致金朝走向覆亡呢？我想就以下两点关键性的因素加以说明。
　　第一，女真人的汉化彻底改变了其传统的生活方式，养成他们懒惰奢靡、耽于逸乐的生活作风，从而使这个一度生气勃勃的民族最终走向衰落。
　　女真人本以狩猎和农耕为生，生活质朴，不事奢华。但当他们迁入汉地之后，原有的生活方式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世宗对朝廷臣僚所说的一段话清楚地表明了当时一般女真人的生活状况：“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之民，往往骄纵，不亲稼穑，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之，欲望家给人足，难矣。近已禁卖奴婢，约其吉凶之礼，更当委官阅实户数，计口授地，必令自耕，力不赡者方许佃于人。仍禁其农时饮酒。”[139]《金史》里的类似记载屡见不鲜。当时中原各地的女真人，或者“以田租人，而预借三二年租课”，或者“种而不耘，听其荒芜”，[140]甚至靠出卖奴婢和土地来维持其寄生生活。到了金代后期，女真人奢侈懒惰的生活积习更是臻于极致，陈规在写成于贞祐四年（1216年）的一篇奏议中，称南迁的猛安谋克军户均为“游惰之人，不知耕稼，群饮赌博，习以成风”。[141]显见得已是无可救药了。金源一朝的盛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猛安谋克的盛衰，金朝后期的猛安谋克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这对金的败亡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生活在金源内陆的女真人也同样染上了懒惰奢靡之风。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世宗巡游上京时，听说上京“宗室子往往不事生业”，而女真官僚“随仕之子，父没不还本土，以此多好游荡”。[142]次年四月，世宗在离开上京时，十分伤感地对前来送行的宗室戚属们说：“太平岁久，国无征徭，汝等皆奢纵，往往贫乏，朕甚怜之。当务俭约，无忘祖先艰难。”[143]留居金源内陆的女真人，理应能够保存较多的民族传统，可就连他们也陷入了这种可悲的境地。
　　在元初女真人李直夫创作的杂剧《虎头牌》[144]中，非常生动地塑造了一群金代中后期女真贵族破落子弟的典型形象。此剧主人公行枢密院事山寿马（女真人）有两位叔父，一称金住马，一称银住马，他们的祖上“是开国旧功臣”，而到了他们这一代却变得一贫如洗。金住马怀念他早年的富贵生活时唱道：“往常我便打扮的别，梳妆的善：干皂靴鹿皮绵团也似软，那一领家夹袄子是蓝腰线。……我那珍珠豌豆也似圆，我尚兀自拣择穿，头巾上砌的粉花儿现，我系的那一条玉兔鹘是金厢面。”但他后来竟一步步沦落到饥寒交迫的悲惨境地。他自称“往常我幔幕纱幮在绣围里眠，到如今枕着一块半头砖，土炕上弯着片破席荐”。当银住马被侄子山寿马授以金牌上千户（猛安），奉命前去镇守夹山口子时，金住马特地向他讨了一件旧棉袄以抵挡严寒。
　　金住马何以会从一个贵族子弟沦落到这般田地呢？从他的自述中也可以看出个大概：“我也曾有那往日的家缘、旧日的庄田，如今折罚的我无片瓦根椽、大针麻线，着甚做细米也那白面，厚绢也那薄绵”；“我无卖也那无典，无吃也那无穿，一年不如一年”。恰如我们在《金史》里看到的那样，金住马的贫困正是他奢侈、懒惰、不事生产的结果，于是一份好端端的家业最终被他“折罚”得一无所有。
　　金住马还有一个名叫狗皮的儿子，已经离家多年，一直在外面四处游荡。当银住马向他问起狗皮时，他答道：“有人向中都曾见，伴着火泼男也那泼女，茶房也那酒肆，在那瓦市里穿，几年间再没个信儿传。”这个狗皮也是一个很典型的女真贵族破落子弟的形象。
　　从金住马父子身上，我们看到了金代后期女真社会的一种世相，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晚清的八旗子弟。女真人走到这一步，与他们的全盘汉化显然很有关系，而这正是当初世宗和章宗想要极力避免的结果。
　　第二，女真人的汉化彻底销蚀了其传统的尚武精神，使得这个昔日强大无比的马上民族在蒙古人的铁蹄下变得不堪一击。
　　十二世纪初的女真人，曾经创造过一部神话般的历史：仅以二千五百人起兵的完颜阿骨打，仅用了十二年的时间，就将辽、宋两大帝国彻底征服。当时的女真为何如此强大？《金史·兵志》这样解释说：“金兴，用兵如神，战胜攻取，无敌当世，曾未十年，遂定大业。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鸷劲，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作为一个新兴的马上民族，女真人具有一种天然的尚武精神，这就是他们当时无敌于天下的主要原因。
　　然而，仅仅三四十年之后，女真人就尽失其昔日的勇锐。陈亮谓金人一自南迁汉地，便“舍戎狄鞍马之长，而从事中州浮靡之习”。[145]据南宋归正人说，海陵末年，金人在其最擅长的骑射方面已不如宋人，“虏人所射弓不过五斗，本朝战士所射弓多是一石或二石者”。[146]至世宗时，统治者开始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世宗曾对兵部郎中高通说：“女直旧风，凡酒食会聚，以骑射为乐。今则奕碁双陆，宜悉禁止，令习骑射。”[147]大定八年（1168年），朝廷从猛安谋克中遴选侍卫亲军，而“其中多不能弓矢”。[148]可见女真人的日趋文弱化已经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
　　自金初以来，金宋两国使节相互往来时，照例要举行射弓宴，双方在宴会上射箭以决胜负。金朝前期，金人在这种场合往往是胜多负少，然而从世宗以后，胜负就颠倒过来了。大定十年（1170年），宋使来贺皇帝生辰，世宗“命护卫中善射者押赐宋使射弓宴，宋使中五十，押宴者纔中其七”。[149]卫绍王崇庆元年（1212年），南宋贺金国正旦国信使程卓至中都，在朝廷例行的射弓宴上，金朝方面的“伴射昭勇大将军、殿前右卫将军完颜守荣，自午初射，伴射连不中”。[150]由于这种情况屡屡发生，令金人感到很失面子，早在世宗时，太子允恭就曾提请朝廷注意这个问题：“每遣奉使入宋国，朝射往往不胜，有损国威。今后使人射不胜者乞加罪。”左司郎中粘割没雅遂建议说：“今后所差奉使，乞降指挥预选，令于南京考射阅习。”[151]据大定十年（1170年）跟随贺正旦使汪大猷到过中都的宋人楼钥说，在这年正月四日举行的射弓宴上，由金人完颜仲雄押宴，“仲雄于进趋酬应一无所能，手有雕青细字，盖以射选借官而来。射虽不能命中，而善于发矢，人多服之”。[152]这大概就是采纳了粘割没雅上述建议的结果。
　　从金代墓葬的变迁中也能看出女真尚武精神的蜕化。考古文物工作者的研究结果表明，金初女真人有随葬鞍马的习俗，但到金朝中后期就很少见了，金墓与汉墓基本无异，鲜有自己的特征；相比之下，辽墓虽也摹仿汉墓，但无论是墓室结构，还是葬具、随葬品等等，都始终保留着一些契丹人的特点。[153]
　　更值得注意的是，丧失了传统尚武精神的并不只是移居中原的那些猛 安谋克。章宗明昌间，右丞相夹谷清臣到胡里改路省亲，回朝以后，章宗问他：“胡里改路风俗何如？”夹谷清臣回答说：“视旧则稍知礼貌，而勇劲不及矣。”又谓“西南、西北等路军人，其闲习弓矢，亦非复囊时”。[154]西南、西北路招讨司位于长城以北的蒙古草原，胡里改路则位于黑龙江下游地区，地处边裔。胡里改人在金初还不被认为是女真人，当地部族素以“勇悍”著称，开化程度不及女真。[155]但到了金朝中后期，就连这种地方也未能避免汉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女真人的汉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昔日的好战精神和勇敢无畏的性格。宋人对此做过比较：“金人之初甚微，……当时止知杀敌，不知畏死，战胜则财物、子女、玉帛尽均分之，其所以每战辄胜也。今则久居南地，识上下之分，知有妻孥、亲戚之爱，视去就死生甚重，无复有昔时轻锐果敢之气。故前日罢榷场之后，沿淮置巡铺，每两月一替，当其出军，其金人与亲戚泣别，自谓极边，有往而不返之虑。其军畏怯如此。”[156]这是说的海陵末年的情况。世宗大定十年（1170年），因蒙古侵扰而用兵北边，这年正月，宋使回程途中经过相州时，听当地女真人私下对他们说：“旧时见说厮杀都欢喜，而今只怕签起去。”[157]这种厌战情绪真实地反映了女真人的精神状态。
　　金代中期，作为国家主要军事力量的猛安谋克军已经日趋衰败。大定十八年（1178年），朝廷臣僚向世宗指出当时军政存在的严重问题：“军政不修几三十年，阙额不补者过半，其见存者皆疲老之馀，不堪战阵。大定初已万万不如天会时，今沉溺宴安，消靡殆尽矣。愿与诸大臣讲明军政，以为自立之计。”[158]在女真人生活上堕落、精神上缺乏斗志的情况下，猛安谋克军制必然要走向废弛。据《金史》卷九一《孛 鲁阿鲁罕传》记载，世宗时，阿鲁罕任陕西路统军使，“陕西军籍有阙，旧例用子弟补充，而材多不堪用，阿鲁罕于阿里喜、旗鼓手内选补”。这里说的“子弟”，是指猛安谋克军户的正军子弟，他们本应是作战的主力，而阿里喜、旗鼓手等多是以驱口充任的，但由于女真甲军子弟“材多不堪用”，只好以阿里喜、旗鼓手来补充缺额。对猛安谋克甲兵的庸懦无能，金朝中期诗人史旭已经看得很明白，他有诗写道：“郎君坐马臂彫弧，手撚一双金仆姑。毕竟太平何处用，只堪粧点早行图。”元好问评论说：“景阳（史旭字）大定中作此诗，已知国朝兵不可用，是则诗人之忧思深矣。”[159]
　　金朝以兵立国，女真人从尚武到不武的转变，给大金王朝的国运兴衰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借用一句元人的话来说，就是“金以兵得国，亦以兵失国”。[160]
　　这就是我对“金以儒亡”说的理解。
　　然而，在蒙元初期的汉族士人中，对金朝的亡国原因还有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就在蒙古灭金的次年，刘祁写下了《辩亡》一文，意在总结金朝亡国的经验教训，他说：“金国之所以亡何哉？……大抵金国之政，杂辽宋非全用本国法，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别蕃汉人，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长久。”又谓“宣孝太子（即世宗太子允恭）最高明绝人，读书喜文，欲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天不祚金，不即大位早世。……向使大定后宣孝得立，尽行中国法，明昌、承安间复知保守整顿以防后患，南渡之后能内修政令，以恢复为志，则其国祚亦未必遽绝也”。[161]按照刘祁的说法，金朝之所以亡，是因为汉化得还不够彻底，如果世宗太子允恭有幸能够继承皇位，像北魏孝文帝那样“尽行中国法”的话，金国就未必会败亡得这么快了。
　　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元初的汉族儒士郝经和许衡。郝经在作于中统元年（1260年）的《立政议》中，极力鼓吹当行汉法，并以金朝作为前代北族王朝行汉法的成功例子，谓金人“一用辽宋制度”，“真德秀谓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可以为鉴也”。[162]因此要求忽必烈以金朝为榜样，力行汉法。许衡在至元二年（1265年）向忽必烈奏上的《时务五事》，其中有一段文字说：“自古立国，皆有规模。……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然可考。”[163]《时务五事》的主旨也是劝谏蒙古统治者采用汉法，并且断言“必行汉法，乃可长久”，认为金朝之所以能立国百馀年，乃是因为行用汉制的缘故。
　　上述观点与“金以儒亡”的说法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为什么对金朝的亡国原因会有如此大的分歧？这与蒙元初期的时代背景有关。蒙古人初入汉地，统治手段相当野蛮，根本无视汉文化的价值，对汉族文明持抵制的态度，因此当时的汉族士人总是积极鼓动蒙古统治者推行汉法。在这种特定的政治氛围中，他们当然不肯接受“金以儒亡”的说法，而是把金朝当作汉化成功的典范来看待，甚至要说金朝的亡国是因为汉化程度还不够！这种苦衷我们是不难理解的。
　　时过境迁之后，十七世纪的满洲人就完全是另外一种说法了。清太宗皇太极曾向宗室诸王和满汉大臣阐述他对金朝亡国的看法：“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详明，可垂久远。至熙宗合喇及完颜亮之世尽废之，耽于酒色，盘乐无度，效汉人之陋习。世宗即位，奋图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孙仍效汉俗，预为禁约，屡以无忘祖宗为训，衣服语言，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虽垂训如此，后世之君，渐至懈废，忘其骑射。至于哀宗，社稷倾危，国遂灭亡。”[164]皇太极的这种解释，与“金以儒亡”的说法基本上是吻合的，后来的清朝诸帝也都持有类似的观点。由于满洲统治者所处的地位与当初的女真人极为相似，所以他们对于金朝败亡的教训有比常人更为深切的理解。

五、尾论

　　女真人的汉化是金朝历史长河中的主流之一，从这个角度着眼，我们可以将金源一代的历史变迁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一）从金朝初年至世宗大定初年
　　这是女真汉化道路中最关键的一个阶段。熙宗和海陵两朝对汉文化无保留的接受，决定了金朝的汉化方向。至世宗大定初，无论是从政治体制的层面来看，还是从文化观念的层面来看，金国与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已经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异。姑且以大定三年（1163年）十二月丁丑行腊祭一事作为这个阶段下限的标志，这意味着金朝已接受中原王朝的正统观念，基本完成了从北族王朝到汉化王朝的转变。
　　（二）从世宗大定初年至章宗泰和末年
　　这是女真文化与汉文化的抗争阶段。为了遏止女真人迅速汉化的趋势，金朝统治者发起一场女真文化复兴运动，以挽救女真人的民族传统。但这一人为的努力根本无法扭转女真人的汉化方向，完全没有达到世宗和章宗所预期的目的。泰和六年（1206年）宣布允许猛安谋克户与州县民户自由通婚，以及泰和七年宣布女真进士免试骑射，标志着金朝统治者最终放弃了对汉文化的抵抗。
　　（三）从章宗泰和末年至金末
　　这是女真族走向全盘汉化的阶段。金朝后期猛安谋克制度的崩溃，打破了女真人与州县汉人之间的藩篱，给女真人的汉化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在金朝统治者保存民族文化的努力失败之后，女真族的彻底汉化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