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家，国学宗师，也是一名杰出的教育家。先生祖籍江苏无锡，生于1895年，于1912年始为乡村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高校担任教职。先生于1949年只身来到香港，创办新亚书院，筚路蓝缕，呕心沥血，开创一片天地，传继文化薪火。1967年后，先生定居台北，著书讲学，传道授业，直至1990年驾鹤仙逝，享年95岁。
作为教育家的钱穆先生，不仅有着对教育的深刻理解，更有着广泛而长期的教育实践。先生虽然学富五车，满腹经纶，辩才无碍，著述等身，但是，他讲授大学课程则能举重若轻，讲授小学课程则必严阵以待，无论大学小学，从不掉以轻心，不敢懈怠轻慢。
比如，先生在担任后宅初级小学教职时，讲授的是小学四年级的作文课程。年少懵懂儿童，读书识字均有所限，对于提笔写作多有畏难情绪，此必然之事。先生经过反复思考与准备，在首次作文课上，即鼓励孩子们，道：“出口为言，下笔为文。作文只如说话，口中如何说，笔下即如何写，即为作文。”一天下午，第一节课即作文课，题目是《今天的午饭》，规定时间一到，收上作文，先生选择其中较佳者一篇，抄写在黑板上，大致意思是：“今天午饭，吃红烧肉，味道很好，可惜咸了些。”接着，先生讲评道：说话可以平实，作文须有曲折，此文末尾一句，妙在曲折有致，所以评为佳作。于是，学生恍然大悟，“妙在曲折”一语，便牢牢记于心中。
先生常常将课堂教学与生活实践结合起来，引导学生走向社会，走向自然，深入生活，相互启发，以期共同进步。尤其提倡学生们写眼中景，述亲历事，抒心中情。即便到了晚年，先生对此一时期的成功的教学实践，尚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其在《师友杂忆》中慨然写道：
又一日，命诸生各带石板石笔铅笔及毛边稿纸出校门，至郊外一古墓，苍松近百棵。命诸生各自择坐一树下，静观四围形势景色，各自写下。再围坐，命诸生各有陈述。何处有人忽略了，何处有人遗忘了，何处有人轻重倒置，何处有人先后失次，即据实景互作讨论。
余又告诸生，今有一景，诸生多未注意。诸生闻头上风声否。因命诸生试各静听，与平日所闻风声有何不同。诸生遂各静听有顷。余又告诸生，此风因穿松针而过，松针细，又多隙，风过其间，其声飒然，与他处不同，此谓松风。试再下笔，能写其仿佛否。诸生各用苦思写出，又经讨论，余为定其高下得失。经半日，夕阳已下，乃扬长而归。如是，诸生乃以作文课为一大乐事。竟问：今日是否又要作文。
一日，遇雨。余告诸生，今日当作文。但天雨，未能出门。令诸生排坐楼上廊下看雨。问：今日是何种雨。诸生竞答：黄梅雨。问：黄梅雨与其他雨有何不同。诸生各以所知对。令互相讨论，又为评其是非得失。遂命下笔，再互作观摩。如是又半日……
就是这样，先生经过半年的作文教学实践，到孩子们四年级结业时，一般的能写短文两百字以上，程度好一些的能写作七八百字，且能够“文从字顺，条理明畅”。对比，先生也颇为自负地说：“作文课亦令生活化，令诸生皆不啻如自其口出。此为余半年中所得一大语文教学经验”。信哉斯言。事实上，凡是有思想、有智慧、有创意、不甘平庸的老师，均能够从教学实践中反思得失、总结提升、推陈出新，是特别关注教育实效的。
■笔者随想
尝忆四十年前，笔者就读于乡下某中学时，语文教师贾公传棠先生，于教学之暇，也总会把我们十数位弟子召集在一起，或读书、或讨论、或吟咏、或著文。有时也会带领我们行走于乡村小路之上，欣赏美景、观察民情、叙话桑麻、纵论人生。回到学校，命每人上交习作一篇，长短不限，只求写眼中之景，道内心真情。老师详加批阅，红笔增删，加圈加点，多有褒奖。我等牢固的写作基础，便从此奠定，至今受益。
待我大学毕业，也做了人师之后，薪火传承，本乎天性。尽管当时青春年少，匮乏教育经验，但情愫盈怀，一片赤诚，与学生剖心相见：运动竞技，师生一同驰骋；歌咏比赛，群体引吭高歌；骑车春游，铃声并歌声飞扬；挖灶野炊，菜香与花香四溢；大雪飘落时，漫天皆白，堆雪人、打雪仗，机趣与童趣并在；深秋白露天，树叶缤纷，登太行，摘野果，激情与豪情齐飞。学生们有所感悟，辄激励其付诸笔墨，行诸吟咏，编印校刊，切磋交流，教学相长，共同发展。至今师生们面晤时，此种经历，仍是最为美好回忆之情景，常感叹唏嘘，皆出乎真诚。有学者曾论曰：教育工作，既要讲策略，讲智慧，更要有真心，有激情。此言得之。（马向阳 海南中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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