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满楼
1937年12月，城破后的南京，遍地都是炮火、血迹与废墟。
为体现人道与中立、去除政权色彩，由23位国际友人组建的南京“安全区”内不再悬挂青天白日旗而改用北洋时期的五色旗，并以里圈加红十字图案作为“安全区”徽章。
在这个流血的季节里，也许只有这里，难民们才能寻觅到一点点的安宁。
但是，“安全区”的安全只是相对的，在这里，日军同样有着各种杀戮、强奸、劫掠、纵火等暴行。
12月19日，牧师马吉在家信中说：
“过去一个星期的恐怖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做梦也没想到过日本兵是如此的野蛮。这是屠杀、强奸的一周。我想人类历史上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发生过如此残暴的事了。
……日本兵不仅屠杀他们能找到的所有俘虏，而且大量杀害了不同年龄的平民百姓。就像在野外猎杀兔子一样，许多百姓在街上被日本兵随意杀掉。从城南到下关，整个城市到处都是尸体……”
一些已解除武装并避入“安全区”的中国士兵，日军同样不肯放过，其强行闯进“安全区”并将之集体杀害。
目睹此景，牧师费吴生痛心疾首地给友人写信说：
“我们忙着解除他们的武装，表示他们缴械后可以保全生命。抱歉得很，我们失信了！不久他们有的被日军枪杀了，有的被戳死了。他们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命到底啊！”
“安全区”内的强奸事件，更是层出不穷。
国际委员会副总干事费吴生就表示，“单以金陵大学职员家庭以及美侨住宅而论，我就有关于一百次以上强奸案的详细记录以及约三百次强奸案的确实报告。”
类似的记载与报告在《南京安全区档案》中比比皆是，日军在强奸妇女时均以武力胁迫，如有人阻拦反抗，即行凶杀人。至于其他种种暴行，更是举不胜举。
在救助难民的过程中，委员们也经常遭到日军的威胁甚至人身伤害。
如贝德士即被日军士兵用手枪威胁；农艺学教授里格斯在阻止将平民带走时遭到日军殴打；威尔逊医生也在信中说，自己“差一点被枪杀了”；
其他人如拉贝、魏特琳等，都无一例外的有类似遭遇。
在这样危险的环境下，他们仍极其秘密地保护了国军的几名高级将领：
如第72 军军长孙元良被魏特琳隐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难民中，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被贝德士藏在金陵大学管理大楼最顶层密室；
教导总队第二旅参谋主任廖耀湘被辛德贝格藏在江南水泥厂的难民营中，这些人后来都被安全送出南京，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8年1月底，日军当局声称已经恢复南京城的秩序，强迫“安全区”内的难民还家。
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迫改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最后一批难民营于1938年5月关闭。
至此，“安全区”的工作基本结束。
在“南京大屠杀”这场史无前例的惨剧中，“安全区”或许是唯一能让人感到不彻底绝望的一幕。
在不到4平方公里的范围里，23位西方侨民冒着生命危险默默地反抗着日军的残酷暴行，最多的时候，他们曾护佑过近30万的中国难民。
这种“勇毅、大公无私、热诚及不辞赴汤蹈火来拯救难民的决心与精神”，不愧为南京“活菩萨”、“守护神”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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