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和那部著作年代和著者至今存疑的《商君书》似乎给后世一种感觉，好像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就一直是个因循守旧的西戎国家。或者说，似乎商鞅变法才把秦国塑造为一个绝对控制的极权国家。其实，秦制的源头并非商鞅，而商鞅只是促进了这种极权体制进一步强化而已。
《商君书》开篇的是《更法》这一章，描绘了秦孝公主持下，“公孙鞅（商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的一场御前辩论。商鞅的那句：“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更是强化了人们对于商鞅在秦国改革史上的地位，似乎在他之前，秦国如同一潭死水。
商鞅变法之御前辩论
事实真的如此吗？要搞清这个问题，就有必要先搞清秦孝公之前的秦国政治。秦孝公之前的秦国国君是秦献公。关于秦献公的名字，《史记索隐》记载名师隰（xí），《吕氏春秋》记载为公子连。秦献公的国君之路非常坎坷，有着29年流亡魏国的艰辛过往。当然，对秦献公如何登上国君之位的过程，朱言在此不作叙述，或许会令文探讨那一段精彩惊险的夺位传奇。
公元前384年，公子连成为秦国国君，是为秦献公。秦献公接手的秦国，面临极为复杂艰难的局势，其中最为棘手的就是要面对咄咄逼人的魏国。在战国竞争型国际关系格局中，秦魏两国的核心争端就是河西地区的控制权。
河西之地是什么地方呢？ 河西是个古地名，在春秋战国时期，指的是今陕西与山西两省之间的黄河南段之西的地方，泛指今陕西境内洛河以东、黄河以西、南起二华、北到韩城的关中东部地区，因地处黄河之西而得名。从广义上讲，河西之地的范围更大，应含黄河以西洛河以东包括今陕西延安和榆林的大部分地区。
河西之地
河西原属于周王室故地，但自周王室东移之后，河西归属并不明确。晋献公灭骊戎顺手占领河西之地，从此河西归属晋国。在春秋时代，秦穆公曾经夺取河西之地。秦国经营河西之地二百载之后，又为新兴的魏国夺走。
战国初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以后，魏文侯任用李悝率先变法，魏国先致富强。魏国能夺取河西之地，与魏文侯任用吴起为将有很大关系。母丧不归、杀妻求将的吴起于公元前409年被魏文侯拜为将军。次年，吴起率军西渡黄河讨伐秦国。
吴起连下临晋(今陕西大荔县东)、元里(今陕西澄城县东)、洛阴(今陕西大荔县西)、都阳(今陕西合阳县东南)等城，不久全部占领了河西之地。公元前406年，魏文侯建置河西郡，任命吴起为河西郡守。魏河西郡的设立，就像一把尖刀插进秦国领土，迫使秦军退守洛河西岸。
魏文侯死后，其子魏武侯即位。武侯登基，巡察疆域，在吴起陪同下，乘船沿河西而下，行至中流，见河西形胜险阻，犹如铜墙铁壁，他兴奋地对吴起说：“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
吴起
在魏国两代君主的支持下，吴起经略河西23年，注重“内修文德，外治武备”，还进一步改革兵制，建立了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常备军——“魏武卒”，相较于战国时代其他国家的军队，“魏武卒”就是一支纯粹的职业军队。《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起守河西，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均解”，不仅“使秦人不敢东向，韩、赵宾从”，而且“辟地四方，拓地千里”。除了雄踞河西的魏军，秦国还要面对西部诸戎的威胁，如东部的大荔戎，西部的獂戎、绵诸戎、乌氏戎，北部的义渠戎、朐衍戎等。
为了摆脱秦国旧贵族对君权的制约，秦献公在即位第二年，就做出了迁都栎阳的重要决定。栎阳即唐代的万年，故城在今陕西省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官庄村与古城屯村之间。栎阳距旧都秦国雍城（在陕西省凤翔县南，雍水以北）有数百里之遥。弃雍而远徙栎阳，这在当时的确是个大胆的决定。
魏武卒
迁都栎阳除了有巩固君权的考虑，更为重要的是着眼于对魏国的军事斗争。秦献公之子秦孝公在日后即位之后，颁布的元年诏令中说的很清楚：“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很明显，迁都栎阳，与秦国意图收复河西之地有直接关系。
秦献公在迁都栎阳之前，还做过一件重要的决策。《史记·秦本纪》叙述献公史事，首句即言：“献公元年，止从死。”所谓的“从死”，是上古时代的“人殉”旧传统。秦献公的“止从死”，即是废除了“人殉”制度。
民国时期的史家马非百先生在其《秦集史》中对这件事有很高的评价，此实由于社会进化之趋势有以使然，然献公在人类史上之贡献，固不在林肯解放黑奴之下矣。”说实话，这样的评价实在言过其实！秦献公废除“人殉”制度，出发点肯定不是对生命的尊重，君主与人性绝对是悖论！在秦献公看来，要进行争霸战争，必须要有强大的人力资源，无论是兵源，还是劳动力，与其白白杀掉，不如让他们去战场上当炮灰。
《秦集史》
秦献公是秦国走向极权主义国家历史进程中的关键人物，其中建立一套强化对人民人身控制的户籍制度——“户籍相伍”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秦纪》载，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这是一项把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军赋制度紧密结合起来的措施，即依据村社份地的规划配置，统一编制村社成员的户籍，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以便于收取租赋，征调兵丁，安排摇役。
很多人都知道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的时候，曾经有“制辕田，开阡陌”的政策。其实，早在秦简公时代，秦国就已经颁布“初租禾”的政令，即按地亩征收地租，废除井田制。“初租禾”、“户籍相伍”、“制辕田，开阡陌”三个政策构成一个完整的变革路线图，秦国的旧村社体制走向瓦解，直接面向王权的自耕农群体形成。国家依赖的已不再是分级层的贵族宗法系统，而开始直接面对原子化的自耕农阶层。
在王权面前，人人平等，王权之下，皆是奴隶，原子化的自耕农，远比依附于贵族的村社农民好控制，而贵族也失去了支撑其政治权力的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在“户籍相伍” 的新户籍制度下，份地相邻的农民被编联在一起。军队中也采用伍、什编制，居住相邻的各家，在国家需要征发军队时，所出兵丁也编在一起。
秦献公
当然，这种户籍制度并非献公的发明，而是承袭的周制，实为当时许多国家早己在施行的制度。从这点上讲，周代的制度其实是秦制的源代码，专制主义的源头！《周礼·族师》介绍这种制度说：“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埋葬。”
《国语·齐语》讲得更生动：“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人与人相畴，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在这种严密的户籍制度之下，人民被国家严密控制，可以说秦国整个国家就是一座大监狱。当然，在那个时代，这种制度具有普遍性，战国诸国皆是如此，秦国的控制力最强而已。
除了户籍控制，以及户籍之下的徭役和兵役征发。秦献公还做了一项涉及经济的重要改革——“初行为市”。献公七年(前378年)的“初行为市”，此举也载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秦纪》中。
秦献公
所谓“初行为市”，就是设置交易市场。这一改革并非说这以前秦国没有市场，没有产品交易。《史记·货殖列传》早就明言，秦文公、秦穆公“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秦国的市场与产品交换早就存在，民间交易大都是自发的、约定俗成的，即所谓“旧中为市”，“以其所有易其所无”。
只有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已能显著影响社会生活，实施严格管理能使政府获益的时候，政府才会干预进来。秦献公的“初行为市”就是运用国家行政权力介入市场，介入商业行为，其目的并非是规范化管理，而是从商业经济中攫取利益，这也是国家权力渗透社会生活的一个体现，是秦国走向极权化的一部分。
极权主义国家除了需要强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控制力之外，还需要精神控制资源，这一点秦献公时代也做到了。《史记·秦本纪》载献公“十八年，雨金栎阳。”《封禅书》续说此事：“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
栎阳旧址
《史记》里记载的献公十八年的这次“雨金栎阳”灵异事件，其实如果用现代科学知识来解释，很可能是某地发生强劲龙卷风，将金属材料卷起，运行至栎阳附近而随雨散落。但是，在缺乏科学的上古社会，这一自然现象就会被加以神秘主义的解释。
灵异事件在一般黎民百姓那里不过只是对自然的未知恐惧，但是在统治者手里就会变为强化政治统治的资源。秦献公对这件事的利用很是高明，“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白帝指赢秦始祖神少昊。赢秦是鸟图腾崇拜部族，而少昊是东夷集团鸟图腾部族的最高首领。秦人本为东夷集团赢姓的一支，后来西迁至以西垂为中心的陇南西汉水上游地区，少昊也便随之由东方之神演化为西方之神了。
按五行说思想体系，西方和五色中的白色相配，故称少昊为白帝；西方又和五行中的金相配，故得金瑞即为白帝之征。设畤祭少昊的传统，早在开国之君襄公时即己确立，《史记·封禅书》说：“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暤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后世的秦国国君也基本沿袭这一做法。
少昊氏画像
秦献公利用“雨金栎阳”，“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与其先祖的神化王权做法一脉相承。既然秦国的国君是少昊白帝的后裔，那么他的王权就具备神圣性，民众面对神之后裔，那还不乖乖滴服从吗？神化统治者及其家族，这是数千年来中国专制统治者的一贯伎俩。
强大的秦制国家控制力正是在秦献公时期形成了，秦国的国力也在这一时期获得较大增长。献公即位后“欲复穆公之迹”，“复穆公之故地”。为此，献公向东部强邻多次发动战争。经过最初两次战役失败后，终于扭转了局势，于其在位的最后数年间，接连取得了三次重大胜利，再振了秦的国威。
献公十九年(前366年)，秦发兵东击，败韩魏联军于魏地宅阳。献公二十一年，攻打魏国，夺回故土河西之地，一直打过黄河深入魏境，斩首六万人，取得了秦国前所未有的大胜利。二十三年(前362年)，秦军伐魏，战于少梁，获胜，俘虏了率兵的魏国太子公孙痤痊，并攻占了庞邑。三次胜利中以石门战役影响最大，连周天子都派使者赴秦祝贺，“献公称伯”，被史家视为“秦始复强”的标志。
秦军
秦献公也是秦国成就霸业的关键君主，早在献公十一年，即周烈王二年(前374年)的时候，周王室太史儋就对秦献公说过这样一番话：“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出。”日后秦国的霸业路线图，似乎就沿着太史儋的这一近似于谶语 预言走下去了。朱言以为，太史儋的话与其说是预言，不如说是期许，在周王室的眼中，秦国或许就是周制的继承者，周制就是披着王道面纱的秦制，而秦制或许就是脱光伪装的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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