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gx-info.gov.cn 2004-8-27 11:05:59
摘 自：2003国研报告
内容提要：协调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应从体制改革和发展战略调整两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加快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土地制度、福利保障制度以及投融资体制的改革，消除城市化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要调整工业化战略、“城市偏向”战略及城市化方针，促进各产业、城乡及各级城市间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工业化 城市化 协调推进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工业化(本文的工业化是指产业化，不仅包括工业发展，而且包括农业的产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Industrialization）与城市化（Urbanization）是相互依存和协调推进的，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已证明了这一点。但我国过去由于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城乡分割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导致工业化与城市化严重不协调，主要表现为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由此造成了第三产业发展落后、二元结构恶化等不良后果。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协调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今后一段时期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相互依存关系
（一）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基础
首先，城市工业等非农产业发展所提供的就业岗位，是人口城市化的基本前提。在城市化推进之初，人口基本居住在农村，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随着技术进步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一部分劳动力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从事非农产业。在聚集效应的作用下，人口和非农产业走向集中，于是形成了城市。城市非农产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农业发展，产生了更多的农业剩余，使得更多的人可以脱离土地从事专业化分工水平较高或效率较高的非农产业。城市非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为人口城市化提供了前提。
其次，工业发展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城市化既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也是城市不断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城市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而基础设施建设又是以工业等产业发展以及与产业发展相伴随的技术进步为条件的。没有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城市的道路、桥梁、电力、通讯、煤气和上下水等基础设施不可能建设起来。而没有这些基础设施，集中在城市的人口就无法维持基本的生存。
再次，非农产业发展是城市市场发展的依托。城市是“城”和“市”的有机统一，所谓“市”就是市场，市场交易是城市的基本功能。由于城市（城郊除外）一般不生产粮食和蔬菜，城市居民所必须的这些日常消费品必须通过市场交换（以城市工业品与农产品相交换）来实现。而城市所赖以交换的工业品必须由工业生产来提供。
（二）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促进力量
首先，城市可以从多方面节约企业和个人的成本，并提高其效益，促进工业化。城市的成本节约功能有：企业和个人在城市可以共享公共资源（如公共基础设施等），可以集约利用土地，节约生产成本；可以利用城市的区位和交通优势，节约通勤成本和运输成本；可以利用城市的信息畅通和集中优势，节约信息成本；可以利用城市制度的相对完善，节约一定的交易成本。与此同时，城市还能带来如下多种效益：城市人口和生产要素的聚集可以产生多种聚集效益；城市的空间集中有利于企业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范围经济（economies of scope）是指在相同的投入下，由一个企业生产联产品比由多个企业分别生产联产品中的每一产品的产出水平要高。)；城市人口的密集和频繁互动可以产生“学习效应”（提升人力资本）和技术的“外溢效应”(一个人的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可以为全城区或社会所享用。)（增加技术创新机会）；城市分工的细密可以产生“分工效应”(可以各自发挥比较优势，达到1+1＞2的效果。)。由于城市具有这些功能，因此与农业相比对土地依赖性相对较弱的工商业及其企业一般会向城市集中。不管是节约成本，还是增加效益，都会对工业化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其次，城市化可以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城市化是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因为当工业在农村分散发展的情况下，很多第三产业就发展不起来。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对人口聚集的要求更高。在交通通讯发达的情况下，许多第二产业企业完全可以设在城市远郊和农村，而许多第三产业则只有在人口稠密的城市才能生存。城市数量增加的过程即第三产业容量增加的过程。城市规模扩大的过程，即第三产业同时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过程，城市人口越多，市场交易范围越宽，第三产业的领域越宽，品种越多。
再次，城市化可以推动农业产业化或现代化。其途径有：城市通过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业劳动力的土地使用规模；以城市现代技术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城市消费增加扩大了农产品市场；城市可以在资金上“反哺”农业。
此外，城市化还有利于技术革新和技术扩散（1900~1935年，美国共有600项革新，其中半数以上来自人口超过30万的城市。）；城市人口的增长可以扩大产品的需求；城市化有利于经济的货币化等。这些都能促进工业化。
二、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严重不协调
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严重不协调主要表现为城市化大大滞后于工业化。
首先，从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差来看，多数指标显示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若以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来表示工业化水平，则改革开放前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程度（城市化率减工业化率）从1952年的8.4个百分点上升到1978年的30.3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滞后程度有所缓解，从1978年的30.3个百分点下降到2001年13.4个百分点。
若以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来表示工业化水平，则城市化并不滞后,而是适当超前，其原因是我国通过城乡分割的劳动就业制度和户籍制度等限制农村劳动力向第二产业转移。但改革开放前城市化超前于工业化的程度从1952年的5.1个百分点（1965年一度超前9.6个百分点）下降到1978年的0.6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超前程度有所提高，从1978年的0.6个百分点上升到2001年15.4个百分点。
若以非农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来表示工业化水平，则改革开放前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程度从1952年的37个百分点上升到1978年的54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滞后程度有所缓解，从1978年的54个百分点下降到2001年47.1个百分点。
若以非农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来表示工业化水平，则改革开放前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程度从1952年的4个百分点上升到1978年的11.6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滞后程度有所上升，从1978年的11.6个百分点上升到2001年12.3个百分点。之所以非农产业就业与第二产业就业表现有所不同,主要是因为政府对农村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限制较向第二产业转移相对较少。
1952~2001年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程度
其次，从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来看，我国的比值离合理范围存在较大差距。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城市化率/工业化率）的合理范围是1.4～2.5，即城市化水平一般高于工业化水平。而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若以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来表示工业化水平，则1952年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为0.6，1978年为0.37，2001年为0.74。若以非农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来表示工业化水平，则1952年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为0.25，1978年为0.25，2001年为0.44。
1952~2001年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程度（%）
注：工业化本应包括农业的产业化，由于中国农业基本属于小农经济，农业产业化只是近年来才出现的现象，而且比重不大，因此计算中国的工业化可以忽略农业产业化部分。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 中国统计出版社，第52、93、118页；《中国统计年鉴1990》，中国统计出版社，第89页。
再次，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水平被高估。“县改市”、“乡改镇”等行政区划变动，导致城市和城镇数量大为增加。据统计，目前54%的城市是“县改市”设立的，83%的建制镇是“乡改镇”设立的；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净增的约3亿人中，由行政区划变动导致的占40%以上；有些县级市市区人口由政区扩展而增加的部分甚至占到80%左右；在湖北省小城市的人口增长中，约有60%是由政区扩展带来的。一部分由行政区划变动而被纳入城市和城镇的人口其实并没有真正实现城市化。“市管县”体制也导致了城镇人口的高估。而且，一部分被纳入城镇化统计口径的小城镇规模过小，根据1997年国家体改委等11个部委对全国18个省市1035个建制镇（包括县城关镇）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从小城镇的人口规模看，非城关镇镇区人口规模1万人以下的占65.76%，1~3万人口之间的占28.79%，5万人以上的只占6%。据1997年底18316个镇统计，总人口平均每镇3.32万人，非农业人口平均每镇仅6618人。居住在规模过小的小城镇的人口很难说已享受了城市化的生活。
三、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协调的后果和成因
（一）后果
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带来了如下一系列后果：
第一，影响各产业的发展。城市化滞后对第三产业的影响尤其显著，其原因是许多第三产业在分散的农村很难生存，只有在人口聚集的城市才能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30%稍多，低于同收入组别国家近20个百分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城市化滞后造成的。城市化滞后也不利于工业或第二产业的发展，因为工业企业在农村难以获得聚集效益和规模经济。城市化滞后还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因为人口不能转向城市，农村人地矛盾必然恶化，农业经营规模过小（1995年农村户均耕地已降至0.41公顷,只及超小经营的日本农户户均经营耕地的一半。），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
第二，缩小了内需，不利于经济增长。由于城市的专业化分工水平和劳动生产率高于农村，因而城市的人均收入高于农村。人均收入较高即人均购买力较高，同样数量人口的市场需求较大。据统计，1997年全国农村人均消费水平为1930元，仅为城镇居民的31.9%，即3个农民还抵不上1个市民，现金消费5个农民才相当于1个市民。城市化滞后意味着城市人口比重过低，国内需求总量相对变小。城市化滞后也使过多的农民拥挤在越来越少的土地上，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降低，制约了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据测算，如果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则每年可增加上万亿元的消费需求。内需相对变小必然影响经济增长。
第三，扩大了城乡差距，恶化了二元结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造成我国人口分布结构和资源分配结构不匹配，即造成在总人口中占较小比例的城市人口分享了较多的国民产值（或国民收入）及较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而占总人口比例较高的农村人口只分享了较少的国民产值（或国民收入）及较差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如1996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为29.9%，而城镇居民的年末储蓄存款余额比重却高达80.1%；农村人口比重为70.1%，而年末储蓄存款余额比重却只有19.9%。这使得本来就存在的城乡差距更加扩大，使传统农村与现代城市并存的二元结构更加恶化。城乡差距的扩大和二元结构的恶化，阻碍了我国人民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不利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
第四，影响了土地的集约使用和环境保护。城市化滞后使得中小企业（含乡镇企业）在农村盲目分散布局，占用了大量耕地；使得农民家家户户都建占地面积大的独门独院房屋，也占用了大量耕地。农村居民人均用地高达182平方米。1986~1996年，我国平均每年净减耕地750万亩。农村居民居住分散，企业布局分散，不利于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获得规模经济，不利于集中治理污染。1995年，乡镇企业二氧化硫排放量所占比重为28.2%，烟尘排放量占54.2%，工业粉尘排放量占68.3%。
第五，造成了“农村病”与“城市病”并存，影响社会稳定。城市化滞后引发了诸如工业乡土化、农业副业化、农民兼业化、离农人口“两栖化”和小城镇发展无序化等“农村病”现象。城市化滞后还导致城乡之间出现了大规模的“民工潮”。由于户籍制度、城乡差别就业制度和福利保障制度等的存在，“进城民工”常常无法及时找到就业岗位，不能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机会及社会地位，无法有效地融入城市社区，其中相当一部分被迫辗转于城乡之间，成为摆动在城乡之间的“边缘人群”。城市管理体制也难以对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等方面进行有效的管理。这些都对整个社会的稳定造成了威胁。
此外，城市化滞后还影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从农村传统部门向城市现代部门转移，劳动生产率可提高4~5倍。韩国从6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从60%降到20%以下。），影响了国民素质的提高（目前，我国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尚不足5年，全国文盲半文盲总数在2亿人以上。农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占到44%，小学文化程度占37.2%,相比之下城市已基本普及9年制义务教育。这种状况显然与城市化滞后导致农村人口比重过大有关。），影响了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等。
（二）成因
为什么我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主要是由如下四个相互影响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导致了工业化超前或城市化滞后。建国初，我国面临一些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一是国内工业化基础非常薄弱（1952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仅有39.74美元(当时的汇率是1:2.617)，资金高度匮乏；87.5%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高达83.5%；农业和轻工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高达69%；全社会能提供的积累仅为130亿元，其中生产性积累只有66亿元。）；二是国际上强国都是工业发达国家，苏联在发展的初期成功地实现了重工业化，这给我国以强大的示范作用；三是西方国家的封锁和敌视，使我们不得不重点发展国防和军事工业等重工业；四是1840年来被沦为半殖民地的屈辱历史使我国政府和人民对军事、国防和高科技格外重视；五是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从心底深处渴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尽快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强国；六是当时的经济发展理论大都支持加速工业化（除了斯大林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外，西方经济学中也有不少支持加速工业化发展的理论，如：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中的刘易斯模型；激进主义发展理论中的普雷维什和辛格的“贸易条件恶化论”；赫尔希曼建立在“联系效应”基础上的“不平衡增长理论”；佩鲁（F.Perroux）的“发展极”理论等。）。在这种背景下，循序渐进、各产业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工业化战略难以获得广泛认可，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则成为巨大的诱惑。
赶超型工业化战略，一方面使重工业超常规发展，使以工业产值比重为衡量标准的工业化水平超常规上升；另一方面使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基础受到破坏，使广大农民难以积累起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起始资本，城市化的正常机制被破坏。因为在工业基础薄弱且没有多少外援的情况下采取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必然要以剥夺国内农业和农村为代价，以农民相对贫困为代价。
其次，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保证了赶超型工业化的实施。赶超型工业化战略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要特征的，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而我国当时资本极为稀缺。如何在资本稀缺的情况下，将资本需求很大的重工业快速发展起来，是一个必须突破的难题。显然，遵循比较优势的市场体制是不可能在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下优先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只能靠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来推进。因此，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应运而生。中央政府通过计划手段，一方面将城乡资源强行配置到工业部门，使工业产值或工业化水平超常规增长；另一方面强行转移农业剩余，并阻止农民进城（即直接阻碍城市化），以维持城市居民的高福利、低工资，加速工业化原始积累。
再次，城乡分割体制直接阻碍了城市化进程。以户籍制度、城乡差别劳动就业和福利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城乡分割体制直接阻止了城市化进程。在这种体制下，市民享有福利保障等特权，而农民不仅不能分享国家的许多福利保障待遇，而且要通过“剪刀差”等途径为工业化做奉献。农民进城意味着政府财政负担的加重和市民平均福利“蛋糕”的缩小，因此政府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农民阻止在城门外，持续推行“就地消化”方针，以减轻自身的财政负担，并维持市民对城市文明的垄断特权。政府、国有企业和城市居民显然都不欢迎农民进城，这是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最深刻的经济利益根源。
为了保证城乡分割体制的实施，在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制度和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以集体生产、集体生活的形式剥夺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自主权、财产和收益支配权；统购统销制度则剥夺了农民的生产成果支配权和流通自主权。这些都为强制转移农业剩余、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提供了制度保障。
城乡分割体制从如下几个方面阻碍了城市化进程：一是通过户籍制度限制农民进城，直接阻碍城市化；二是通过资金等生产要素从农村向城市的过度输出，破坏了农村自身正常的积累机制，削弱了农村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阻碍了农村小城镇的发展或农村城市化进程；三是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滞留在越来越少的耕地上，造成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抑制了农业的现代化，导致粮食等农产品在相当长时期的供给不足以支撑人口的城市化；四是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产业分布格局，严重抑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就业水平的提高，制约了城市化进程。
第四，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城市化方针和“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方针抑制了城市化。自1980年以来长期实施的“严格控制大城市，适当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方针，阻碍了城市化的正常发展。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出现一批大城市、特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都是完全正常的。但长期以来，为了维护现有大城市居民的利益，我们过分强调防止“城市病”，而相对忽视人口拥挤在耕地越来越少的农村也会出现严重的“农村病”，无视大城市所具有的聚集效益和规模经济，而过分将城市化的重心放在农村小城镇和中小城市身上（1999年，中国建制镇和3万个集镇的镇区人口为2.2亿人，其中非农业户口1.4亿人，分别占全国城市总人口和“非农业户口”人数的56.57%和44.36%。在全国667个城市中，市区非农业户口人数在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占54.72%，中等城市占32.38%，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比重仅为13%。）。
“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方针也阻碍了城市化的正常发展。因为如果允许劳动力和资金等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则许多农村的中小企业完全可以转移到聚集效益较好的城市和城镇，这样可以大大促进城市化。而当乡镇企业在农村分散发展的情况下，许多本来可以城市化的人口被滞留在农村，延迟了城市化进程。2000年乡镇企业职工为1.27亿人，占乡村劳动力的1/5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50%。
四、协调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对策
协调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逐步消除城市化滞后的对策可以分为体制改革和发展战略调整两个大的方面。
（一）体制改革对策
第一，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身份障碍
根据世界各国通行做法和20世纪50年代我国宪法曾确定的国民有迁徙自由的原则，允许广大农民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能力在全国各地自由选择自己的居住和工作地点，实行国际上通行的以身份证管理为核心的人口流动制度，及以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户籍登记制度，使全体公民在户口身份上完全平等。根据近几年石家庄等城市的大胆实践，那种担心放开户籍会导致天下大乱的担心是多余的。
第二，加快劳动就业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就业障碍
改革阻碍农民进城的劳动就业制度、建立鼓励农民进城的劳动就业制度，是消除城市化滞后的核心举措。为此，要打破“城市保护主义”，取消严格限制民工就业范围的歧视性政策；促使城市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改革僵化的劳动用工制度和人事制度，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招聘包括农民在内的各类人才；坚决取消农民外出务工许可证和流动就业证等制度，归还、赋予和保护农民自由择业的权利；保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证民工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福利保障待遇和公民权利（如子女教育、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失业保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将就业培训和就业指导推广到城乡所有劳动者；加快城乡就业信息网络建设，建立全国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供求信息中心，促进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等。
第三，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产权障碍
土地不能顺利流转，土地收益不能得到补偿，是城市化的重大障碍。因为进城农民难以彻底“离土”，不得不成为城乡“两栖”公民。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使农民获得永久的土地使用权或部分土地所有权，让土地尽量流转起来，使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能与其他要素形成优化配置，使进城农民能顺利地将土地以合理的价格转让出去，获得应有的土地收益，增加进城创业的启动资本。城镇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是改土地的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培育土地市场，提高土地配置效率。实行将新兴城镇或新城区规划区范围的建设用地同进城农民承包地按级差收益比例调换或置换的政策。
第四，加快福利保障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利益障碍
以住房、医疗、养老、劳保、就业、教育等为主要内容的城乡二元福利保障制度，是城乡分割体制的内核，户籍制度只是外壳和表象。二元福利保障制度是城市化的重大障碍。因此，必须逐步消除市民的福利保障特权，大力推进城市住宅、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改革，让农民也回到福利保障的大家庭中来。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长远目标模式应该是高度统一、社会化、法制化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但现阶段可以考虑建立一种既符合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趋势，又适合当前国情的、过渡性的、能够使城乡社会保障有机衔接的、由“全民基本保障”、“单位补充保障”、“个人附加保障”组成的“三层次”社会保障模式。此外，从土地增值收益中拿出一部分建立农民进城保险基金。
第五，改革投融资体制，形成新的城市建设扩张机制
改变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单一靠政府财政投入的老办法，向政府投资、社会集资、企业投资、居民入资、国外引资等多渠道发展，即变“国家建城，居民享受”的政府单元投资体制为政府、企业、居民多元投资体制。通过政策引导，提高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共同参与城市建设的积极性。鼓励大企业以市场运作方式参与城镇建设。将部分基础设施逐步商品化，对市政设施逐步实行有偿使用，实行合理的服务收费。通过城镇建设体制改革，逐步改变人们进城收益总是绝对大于进城成本或政府投资总是得不偿失的不均衡状况，即逐步缓解城镇居民与城镇基础设施的矛盾，消除政府对城镇人口增加的恐惧，形成正常的城镇扩展机制。
（二）战略调整对策
第一，调整工业化战略，促进各产业协调发展
彻底改变由政府主导优先或重点发展某种产业（如优先发展重工业、重点发展信息产业之类）的计划经济思维和做法，充分相信市场，由市场来决定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由市场来决定各地的主导产业和拳头产品，由市场来决定产业布局。要防止政府以“结构调整”为名，过度干预和介入产业结构调整和竞争性行业的项目开发。不能将工业化狭隘地理解为工业发展，而要理解为各产业按照市场需求和自身竞争力协调发展的过程，为此有必要将工业化的衡量标准由工业产值比重改为专业化分工推进的程度等。
第二，调整“城市偏向”战略，统筹城乡发展
农村与城市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农村与城市的比重是由经济发展的阶段决定的，既不能以政府干预方式搞“城市偏向”，通过剥夺农村来发展城市，也不能搞“农村偏向”，通过剥夺城市来发展农村，而要由市场来决定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分布。当前，尤其要尽快切断城市剥夺农村的一系列渠道，如城乡征税起点不一致、农民负担过重、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财政支出过度向城市倾斜、农村金融资金过度流出、农村土地增值收益转移等。同时，要防止部分地方以推进城市化为名，大搞与国情不相称的只惠及少数人的高档城市现代化工程，而将城市化的真正重点——吸纳农民进城抛于脑后或放在次要位置上的不良倾向。
第三，调整城市化方针，促进各级城市协调发展
要调整以城市规模为内容的城市化方针，通过市场制度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促进城市带和城市群的形成。新的城市化方针可以确定为：“尽快改革城乡分割体制，扫除城市化的障碍，恢复城市化的正常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尽可能多地吸纳农村人口为主要目的，大力发展新体制新兴城镇和新城区；避免城镇的过分分散发展，遵循城市化的普遍规律，形成完整的城市体系和网络”。
“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课题组
李佐军 执笔
课题负责人：刘世锦 冯飞
课题协调人：石耀东
课题组成员：杨建龙 钱平凡 李佐军 梁仰椿 来有为 周宏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