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拜谒三苏园有感

——苏东坡的廉政与诗意人生

 

“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赤壁赋》

满怀崇敬与仰慕，清明节期间我和家人重来三苏园拜谒，游园完毕，感慨不已，一代文豪文如其人，人亦是一本耐人寻味的好文。用“气高天下”“千古风流”形容再恰切不过，正如诗人臧克家所题：“仰望东坡”！

殊不知，苏子的诗意人生竟和他的政治生涯密切相关。苏轼，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于是，人们常常忽视了，恰恰做官是他的主业。他25岁进入官场，最高时，任翰林学士、知制诰，从二品，相当于现在的副国级；最低时，调任琼州别驾移廉州安置，从八品，相当于现在的副科级。他的父亲为他取名“轼”，是企望他像“轼”——古代车前用做乘车人扶手的横木，即巧为观瞻，确保安稳，处世圆通。然而，苏东坡做不了这样的人。他太有棱角，是非分明，一生仕途多舛，屡遭贬逐，但最为难得的是，无论担任的职务是高是低，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都勤政廉政，努力做于国于民都有利益的事情。

苏轼从政为官40年，曾经历过三次大的贬谪生涯，但他的一生都坚持说真话。苏轼刚做官时，朝廷为庆祝宋军在北方边疆取得的胜利，仁宗下令，宫中悬红灯庆祝。负责去民间买灯的官吏们强行要求老百姓减价卖灯，弄得京城内外怨声载道。苏轼了解后，奏请仁宗，切莫把好事办成坏事，失去民心。仁宗认为有道理，于是下令禁止低价从民间购买红灯，当时为百姓所称道。

王安石变法，苏轼通过仔细的调查、研究，发现一些政策脱离实际，在执行中又有恶吏因缘为奸，因而利民之法变成扰民。又看到王安石等利用手中权排挤反对者，提出言辞激烈的批评，为此也被外贬。后来司马光等重揽大权，废止新法，要将免役法重新改为差役。而苏轼深知，差役“法久多弊”，百姓因差役而多破产。已回朝任中书舍人的他，又站起来坚决反对，力主“免役不可改，差役不可复”。于是，守旧派又把他贬逐出朝。“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苏轼具有这样的精神。

苏轼一生虽然仕途坎坷，宦海沉浮，却始终常怀爱民之心，常谋利民之事。即使是在被贬后，仍然专注于为民办实事。在徐州，他亲自带领官员防洪、筑堤、引洪入黄；在杭州，他疏浚西湖、修筑苏堤，创办医院，赈济灾民；在密州，他捕蝗抗灾，常山祈雨，收养弃儿，检敛饿殍；在惠州，他引泉入城，供百姓饮用；此外，各地的东坡井、东坡书院，惠州的东坡孤儿院，海南的东坡医所……也都是苏轼为民创下的实绩。

东坡先生一生始终戒奢崇俭，清廉自持。每到一地，都留下了清廉、勤政、爱民的美名，被当地百姓世代传颂。在他政治生涯中，无论升官，还是遭降职贬官期间，他总注意节俭，常常精打细算过日子，尤其是在降职贬官时，他也能做到随遇而安。元丰三年（1080），苏轼被贬到黄州担任团练副使，由于薪俸减少了许多，他穷得一度过着“向人乞米何曾得”的日子。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城东弄到一片坡地，苏轼便开荒种田，以解决全家的吃饭问题。时间一长，苏轼就像乡间老农一样，又黑又瘦。寄情于劳作和诗词的苏轼，为这块地取名“东坡”，自称“东坡居士”，苏轼因此又被后人敬称为“苏东坡”。

生活虽然艰苦，但是苏轼却在文学创作中找到了寄托和乐趣。他在黄州先后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等80多篇流传千古的诗词散文。正如题记中所引《前赤壁赋》中名句：“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这是何等高尚的道德品格。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江城子·密州出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