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得利益者对改革的危害及相关治理对策

既得利益者是伴随改革而来的。改革一般有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之别。中国前30年的改革谓之增量改革，在不触动现存利益格局的前提下，通过做大“蛋糕” 来满足每个人的利益需求，其根本特征并不是市场手段的引入，而是人人都能避免在改革中受损。存量改革则恰恰相反，是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其实质是通过对旧体制进行改革实现最终的制度创新。

中国改革的实施路径是先“增量”后“存量”，即在国有经济体制外大力发展非公经济，以市场经济“增量”来加速推动市场主体的形成和市场机制的发育，在国有经济体制外形成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使市场力量从体制外向体制内渗透，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最终导向产权制度改革。

当然，整体上的受益并不等于每个人的受益程度是均等的，增量改革并未改变对权力的分配，也没有对权力的约束。以权力为依托，那些有权者及与权力关系贴近者就比无权者更能取得和占有更多社会资源，从而成了最先致富的群体。等到了存量改革阶段，既得利益已尾大不掉，更不受权力监督。增量改革带来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既得利益的发展壮大。

既得利益者对中国社会和改革造成的危害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使有利于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改革举措出不了台或延宕出台，或使已经实施的改革措施发生变异，成为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典型的如收入分配方案和工资条例的制定，燃油税及定价机制的出台。收入分配方案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指导规划，从2008年开始就在制定，原计划2009年出台，但直至2011年看来依然出不了台。理由自然很多，但根本的一条是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原本先行一步的垄断行业的工资改革至今未有大的动静。燃油税及新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则是典型的借市场名义行掠夺大众之实以自肥的改革。新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实施后，所谓“涨多跌小”问题就出在定价机制有利于石油企业。这样的改革举措还有很多，如公车改革、高速公路收费改革等。

其二，侵蚀公共权力，阻断国家与人民的联系，严重侵蚀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公权力本是维护社会公平及社会和谐有效运转的保证。但现在既得利益集团将公权力私有化，侵蚀了每一个公民的权益。既得利益者还渗透到党内，借助执政党的执政权威，将党从全民利益出发制定的改革发展决策实际导向有利于其自身，使民众享受不到改革和发展的收益，从而孤立党、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联系，从根本上损害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张滨辉：《关于防范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思考》，《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1期)

其三，损害经济体制的整体有效性，导致经济不可持续发展。比如，既得利益集团在机构改革、国企改革、垄断行业改革、价格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教育改革、住房分配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上对改革措施的扭曲，都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使得中国目前的发展有时是靠透支未来、透支资源、透支人口红利来维持，导致陷入依赖投资与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发展从而变得不可持续。

其四，既得利益者把持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将弱势群体排斥在国家的政策和公共参与之外，使得人数庞大的后者只能被动接受加诸自身的不利影响，日益对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依附型关系，这实际是封建社会人身依附关系的回归，有违历史的进步。

鉴于此，对既得利益者的治理，成为中国当前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政治议题。

打击既得利益，最关键的是要遏制权力，使权力分化并受到社会的节制。现在看来，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做到这一点。民主并不能消灭利益集团，但它能使一个国家的利益集团大致发育正常。因为民主的本质是竞争、开放和透明。民主社会的政府乃至一切公共权力的运作是透明的，规则是明确的，政府权力向每个公民开放。在一系列规则的制约和社会监督下，虽然不能保证每个利益集团的力量一样大，获取的利益一样多，但某个利益集团要想取得超出其他集团更大的利益，尤其是不当利益，很困难，即使一时通过某种手段可以取得，也不至于走得太远。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制度本身有一种自我纠偏的力量。所以，民主体制会带来不同利益的竞争，而竞争的结果是社会不同利益的大体均衡。

因而，要有效遏制既得利益的泛滥，迫使既得利益者站在社会的整体和长远角度考虑自身利益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进行改革，向社会开放权力，使执政党和政府的决策和运作公开化透明化，将权力置于广大民众的监督之下。当然，政治改革是长期的事情，不是一时半会能完成的。从具体的策略讲，可采取如下办法削弱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

策略之一，是对社会的公共利益、公共决策包括改革措施的出台进行公开辩论，在辩论中明辨是非，以此遏制少数人参与决策、主张权力和利益的现象。如果说，过去的改革不主张争论，现在应该变过来，因为人们的权益意识已大大提高，也学会了在争论中维护自己的利益；与此同时，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微博、论坛等新媒体的出现，为人们的辩论和主张权利以及参与提供了极大的技术支持和便利。公共利益只有在辩论中才能达成最大共识，从而使过去谋于密室，少数人决策的公共政策很难出台，既得利益者也难以从中谋利。

另一方面，在公开辩论中较易形成明确的规则和规则意识。各利益集团如果都按规则博弈，事情就变得相对简单。这其实是利益表达、博弈，调控的制度化、程序化。当前，各种听证会和意见征集等开始运用于公共决策中，但其结果还不能完全反映民意，议题本身还掌握在政府和相关机构手中，这都是今后要加以改进的。

策略之二，是对某些影响较大的利益集团的行为进行规范，重建商业游戏规则，迫使其从经济寻租、政治寻租，转变为依靠技术创新、高质量服务、良好信誉等，谋求利润最大化。对于这些已经形成的、客观存在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承认其历史形成的既得利益的同时，必须限制其特权，将其由“贵族”降为“平民”，从 “经济人”与“政治人”的双重身份，变为纯粹的“经济人”与规范其垄断行为，同时通过市场准入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如将成品油进口市场面向所有经济主体开放，尽可能引入有效的竞争机制，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地位。

策略之三，是对各既得利益集团分而治之、各个击破。既得利益并非铁板一块，应善于利用它们的矛盾和冲突，而非使它们感觉到“危险”从而串谋在一起。这在当前要有效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尤其要运用好社会舆论的力量，将不同的利益集团进行分割，首先将那些民愤大而缺乏“正当性”的既得利益边缘化，这样，打破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可能就相对容易。

不论采取何种手段和办法，前提是为政者对既得利益的壮大及其对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改革产生的危害要有清醒的认识。没有这种认识，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治理只会隔靴搔痒，不会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