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外人看来，姜玉武说话温柔、做事细心，姜玉武笑称，“这是职业病，干儿科时间长了，啥事儿都爱操心，跟人说话都跟哄小孩一样。” 他暖人的笑容，仿佛邻家的大哥哥。
在患者心中，姜玉武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医德高尚，如“神”一般的存在。
姜玉武说：“医生当然不是神，但是做好医生必须有像‘神’一样的精神追求。做医生须要有梦想。
心间最柔软的触动
如果不是儿时得了一场大病，姜玉武可能不会选择学医，更不会选择做儿科医生。
他指着喉咙间的伤疤说，这是小时候得病气管切开、插管上呼吸机留下的印记。这场大病，姜玉武死里逃生。高考报志愿时，在他的父亲的强烈要求下，他选择了学医。1986年，姜玉武考入北京医科大学（现北大医学部）医疗系。
在这场“包办婚姻”中，姜玉武与医学属于“日久生情”型。“学医后越学越喜欢，尤其是临床实习后，对医学更是越来越感兴趣。”
1990年，姜玉武进入北大医院开始实习后，转的第一个科便是儿科。也许，这就叫做“命中注定”。因为儿时得过重病，姜玉武对儿科有着浓厚的兴趣。当时的北大医院也正是大师辈出的时代，也是儿科最为强盛的年代。“我们的老师都是‘神一样的存在’，就像‘电脑’一样，什么都知道。”
当时的儿科主任是吴希如。改革开放之初，吴希如前往美国小儿神经科进修，带回先进经验，极大地促进了学科的发展。
在姜玉武眼里，小儿神经科的病种繁复，需要缜密的逻辑思维，每天都有新鲜病例，挑战性强，这正是他的强项，他对老师吴希如说：“我就想学这个。”
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当理想遇到现实，总有令人动摇的时刻。“一大小伙子干嘛去学儿科？收入低、风险大，图什么？”姜玉武总能听到这样疑问，仿佛儿科医生就低人一等似的。三年住院医完成后，姜玉武顺利考上博士，换专业的机会摆在他的面前，他有些犹豫了。
而一次路边的偶遇，再次坚定了姜玉武的做儿科大夫的决心。
“姜叔叔好！”正在医院路口打车的姜玉武面前突然冒出一个骑着单车的大男孩。“姜叔叔”正疑惑，男孩说：“您不记得我啦，你抢救过我呀，您还让我别害怕。”姜玉武想起来了，两年前他抢救过一个急性肾炎合并急性肺水肿的孩子，这种患者呼吸受阻有一种濒死感，让这个十几岁的孩子非常害怕。姜玉武有空就一直陪着他，安慰他说：“别害怕，有叔叔在，一定不会有问题的。”
如今这个又高又大的男孩活蹦乱跳地站在姜玉武面前，对他说：“我一直特别感激您！记着您！”这句话一下子戳中了姜玉武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我当时真是一股暖流涌入心间，和成年人有所不同的是，孩子还在成长期，疾病对于孩子而言，有可能影响他将来的一生，因而治病意义更加重大。”
姜玉武下定决心，不管别人怎么看，他要当好儿科大夫。“儿科大夫一定要特别尽心，也许你的一点点小失误就会影响孩子的一生，而你的努力治疗就有可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未来。别人不理解，不一定看得起咱，咱要看得起自己。”
姜玉武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从做住院医开始，他每天早上七点进科，晚上九点、十点才离开，为治疗每一个孩子尽心尽力。从医二十多年，姜玉武治疗过的孩子数以千计，其中很多自出生开始就在他这里接受治疗。姜玉武帮助这些孩子缓解病情，看着这些孩子长大，上大学，甚至结婚生子，他是孩子心中那个亲切的、神奇的、伟大的“姜叔叔”，还有的孩子管他叫“干爸”。看到这些孩子们的成功所带来的这种成就感是支撑姜玉武前进的最大动力。
姜玉武说他很幸运，在北医学习，又在北大医院这样一家有着悠久传统的医院工作。“北大医院是个特殊的地方，他的价值观很统一，无论年长年轻，大家都遵循着厚德尚道的价值观，并以此为行为准绳。如果你想干些违背这些准则的事情，没有人会瞧得起你，即使你在世人眼里可能有名有利。我想这就是一个医院品牌的厚度吧。我衷心感谢学校和医院、前辈老师们对我人格的塑造。其实一个人如果只是为了追求名利而干事，都容易受挫、被击垮，但如果你是为了做一名好大夫，外界是很难打倒你的，除非违法乱纪，没有人可以剥夺你做一个大夫的权利，只要能做大夫，给孩子们看病，我就能很满足。”
研究大脑的奥秘
姜玉武最喜欢研究大脑，用他的话说，“显微镜下神经元是很美的，看见他们，我就开心。”他选择的专业方向是小儿神经科中的癫痫病，因为这是研究脑功能的最好切入点。
癫痫是最常见的小儿神经系统疾病，它是一种有着不同病因基础、临床表现各异但以反复癫痫发作为共同特征的慢性脑部疾病。癫痫可见于各个年龄段，但因癫痫与脑功能发育密切相关，儿童和老人是易发的人群，新生儿的发病率最高。
“儿科最重要的特点是，它永远处于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英文叫Developing Body，或者称Maturation，而不是“小号的大人”（small size adult）。所以儿科大夫要特别关注发育。大脑则是发展变化最大的器官，大脑在发育成熟过程中很容易被疾病等干扰。”姜玉武说。
对癫痫的诊断主要依靠临床表现和脑电图，对临床医生而言，患者的症状描述非常重要。由于异常放电的起始部位和播散方式的不同，癫痫发作的临床表现复杂多样，可以导致突然失明或幻视，也可能出现肌肉僵直、肢体抽搐或者失去张力突然跌倒，而婴儿期的非癫痫性的一些特殊行为表现与癫痫发作非常相似，这就需要医生仔细鉴别。
姜玉武的门诊堪称“马拉松”，从早看到晚，十几个小时的门诊时间却最多只能看30-40个病人，平均一个病人耗时20分钟，对于初诊病人有时长达一个小时。问诊、解释、叮嘱，每个细节都要关注到。
问病史、查体是第一个环节，也是最重要的一环。身体抽一下是抽风还是抽动？手哆嗦是震颤还是共济失调？姜玉武接诊过不少案例，之前诊断中竟把婴幼儿的一些正常的行为和动作错判为癫痫。姜玉武笑称他特别喜欢接诊这种案例，有种“拨乱反正”的成就感，家长听说孩子没病，往往喜极而泣。而这一切所需要的，就只是医生要有严谨扎实的临床基本训练。
“马云说，三十年后应该是医生找不到工作了，也就是可以没有医生而完全让电脑来看病。我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医学是有温度的，人的眼神交流和精神慰籍是机器无法传递的！而且即便输入病症电脑就能做诊断，但前提是病症要输入正确，这就需要医生的判断。”姜玉武还强调说：“无论时代如何变，医生的核心技能要求不会变，医生的核心精神也不会变。”
姜玉武说的“核心精神”可不仅仅指看病。“医生面对的是病人，而不是疾病。”在姜玉武的门诊中，除了要判断病情，做出诊断，姜玉武做的最多的就是向年轻的父母们详细解释病情，甚至还要引导他们的疾病观和人生观。“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姜玉武信奉特鲁多医生的这段铭言。他的病人常说：“跟姜大夫说几句话，我们就放心很多。”
“比起技术和机器，我更相信精神和人的重要性，机器只有被人用好，才是好机器。”姜玉武说。
一方面坚守医生的传统，另一方面，姜玉武和他的同事们应用最新的科技来探索癫痫的发病机制和新疗法。
导致癫痫的原因很多，但超过50%的癫痫是存在遗传基础的。因而，寻找癫痫致病/易感基因是研究癫痫防治的重要任务之一。
北大医院的小儿神经科在癫痫易感基因的发现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沿。2003年，吴希如教授带领课题组在国际上首次证实了T型钙通道基因CACNA1H是儿童失神癫痫的重要易感基因。2011年，姜玉武的团队又首次发现，镁离子转运体NIPA2基因发生突变时会增大婴幼儿患癫痫的风险。
癫痫遗传学的快速发展和癫痫致病/易感基因的相继发现，一方面深化了癫痫的机制研究，另外一方面也拓宽了癫痫的治疗途径。随着精准医学时代的到来，基因学检测目前已应用于大量单基因遗传癫痫。基因检测能够起到帮助医生进行诊断、准确分类、选择最佳治疗（避免不良反应）、决定外科治疗与否、准确遗传咨询等作用。
姜玉武举个了例子，钠通道是维持神经元正常兴奋和抑制重要因素，之前认为钠通道亚基SCN1A突变引起的癫痫，不能用钠通道阻断药物，因为常常会产生反作用，即加重癫痫发作。而姜玉武团队最近通过基因检测后发现，有些病人存在罕见的另一种钠通道亚基，8A亚基的基因突变，而这一亚基的突变用了钠通断阻断剂后效果很好。这一发现再次证明，将来的癫痫治疗可能会精细到根据不同基因突变来进行。
“国际学术界流行一种形象的比喻，既往的抗癫痫药治疗几乎就像在黑屋子里开枪打犯人，需要扫射才能打中-出现好的治疗效果，但是这样也可能伤及无辜-出现不良反应。现在，随着科技发展，已经可以在某些个体做到根据个体病因的差异来选择精准用药。未来癫痫的诊断和分类将会以基因等生物学指标为依据，更加准确和个体化，从而使癫痫的治疗也更加精细化、个体化，这一定是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姜玉武说。
花更多时间去基层做培训
姜玉武的号很难挂，全国癫痫的疑难杂症病人都想来找他看，有患者发动全部亲戚好友通过各种途径挂号，努力了大半年才终于挂到号。
其实，做一下算术，就知道姜玉武的号为什么这么难挂。
在中国，癫痫的患病率约为7‰，按照咱们国家14亿人口来算，至少900万。在这900多万癫痫患者中，超过一半是10岁以下的儿童，也就是说，癫痫患儿（<18岁）数量至少可达500万。那中国小儿神经科大夫有多少呢？粗略统计，不超过1000人。
事实上，不仅是小儿神经科，整个儿科的医患比都处于极低的状态。我国每千儿童约有 0.26个儿科医师。儿科医师的数量只有实际需求量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每个儿科大夫要多干三倍的活儿，才能勉强满足看病需求。
2012年4月起，姜玉武开始担任北大医院儿科主任。这个国立第一个西医儿科，于1940年代成功转型为按照国际先进医教研理念建设的现代化儿科，如今也会面临人才短缺和流失的压力。
“风险高、工作累、收入低。”近年来，姜玉武不断呼吁国家在政策上向儿童医疗倾斜，建立长效机制促进儿科发展。“国家的未来在儿童，儿童医疗所消耗的人力、物力成本远高于成人，而收费和成人一样，很不合理，特别需要政策扶持，也需要政府支持下的公益性。”
姜玉武的号难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不仅疑难杂症想找他来看，普通的病例也非要让他看了才算安心。姜玉武估算，在他的门诊中一半患儿不一定要找他看。在他看来，解决儿童看病难问题的首要途径是，大力推广完善分层医疗。
“大多数患儿普通疾病的首诊是可以也应该在社区医院或者基层县市级医院完成。如果确属疑难重症，再逐级转诊。这将很大程度缓解儿童医院和大型综合医院儿科的就诊压力，也让各级大夫各司其职，避免了医疗资源的浪费。这也是国际上医疗保障做得比较好的国家的通行做法，已经证明其行之有效，能最大限度的保障大多数人的有效就医”姜玉武曾在《光明日报》撰文《缓解儿童“看病难”，当务之急要推行分层分级就医》。
“我这样说，可能有人要骂我，孩子病了还不让人到好医院看？我非常理解家长的想法，但作为一名理智的医生、专家，应该是推动让利益最大化的服务于所有人，分级医疗就是让大多数人能看上病、看好病的最佳方法，也是破解目前医疗资源短缺的最可行的最能短期见效的选择。”
如何让家长接受在基层诊疗呢？姜玉武说，一方面需要在医疗保险上拉开报销比例，进行政策引导；但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要加强基层儿科的服务能力，因此加强基层医师的培训和教育很重要。
“我看得再好，再努力，一天最多看三四十人；但如果我教会十人，这个效果就会放大十倍。所以，我现在更多地时间精力放在做培训、写教材上。”姜玉武说。
除了在医学院讲大课、带研究生、编写教材/指南等各种教学工作，姜玉武也在各种医学组织中积极推动、组织开展各种培训工作。作为中国抗癫痫协会青年委员会主任委员，他牵头组织了中青年专家的西部行大型系列公益活动，组织、带领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专家们下到各个欠发达的基层地区，进行包括癫痫病学知识讲座、查房带教、病人宣教以及义诊等全方位活动，希望能手把手的带出一批医生和区域性癫痫诊疗中心来。“只有基层医疗赢得信赖，合理诊疗模式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来，儿科才能真正地形成良性运转，才能使大家看病都更加容易，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记者手记
姜玉武一点都没有大专家、科室主任的架子。
曾有记者跟着他出门诊下病房，形容“他的眼睛就像长在孩子身上一样，看孩子的眼神，也极让人感动”。
姜玉武一定是极爱孩子的。
他还爱北大医院和北大医院儿科。从他的言语中，你能深刻感受到他作为北大医院儿科人的自豪感。
“在我们科不叫主任，都只称大夫，这个规矩从创始人诸福棠教授那儿就定下的，体现出的是平等民主的理念。科里没有所谓权威，大家都可平等的发言。民主、科学、仁爱的精神，在儿科一直传承下来。”姜玉武说，这些是儿科最宝贵的财富，有了这些他就有信心，儿科将来一定能发展得更好。
在一切讲效益、拼规模的时代，姜玉武带领着北大医院儿科，坚持“高精尖”、“规范化”的发展方向，而不是随波逐流，一味追求“量”。这需要眼光、信念和勇气。
跟很多工作狂式的专家不同，姜玉武还有一个特点是“爱玩”。
“我上大学时的一个信条是别人会玩的我都要会玩。只要是玩，你找我绝对没问题。”姜玉武爱摄影、爱旅游、爱打羽毛球，爱打牌，甚至打麻将也不错，这让记者大跌眼镜。
不过，工作后，爱玩的姜玉武实在没有时间多少时间来玩了。“当住院医时觉得真忙，但结果是现在越来越忙。”
即便如此，姜玉武仍保持对医学以外事物的浓厚兴趣。在他办公室的书架上，最显眼的一排书籍是关于历史、哲学的。他在朋友圈中，转发评论最多的是社会热点事件。而他的这些医学外的关注，也使得他更容易理解病人也更深刻理解疾病。
“人类不可能预防所有疾病，因为自然界不可能允许有物种这样发展，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动物世界的生存法则，而人类社会跟动物世界的区别就应该是保护弱者，公平正义。所有人都不应该歧视病患和残障人士，因为谁都有可能生各种疾病，甚至是致残致死性疾病，所以须知道为病患争取权益就是为自己争取权益！”
北京大学医学部 宣
记者/徐璐
图片由专家提供
来源/《北医人》第58期
编辑/王景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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