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山古道-第二章　秦西汉时期

　　发布时间：2013-06-13 08:55 作者：文化促进会 浏览次数：467

　　一、古道路线

　　辽西经代郡、雁门郡至九原的驰道

　　从碣石（今河北省昌黎县北）西北行，经右北平郡（治无终，今河北省蓟县）、渔阳郡（治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上谷郡（治沮阳，今河北省怀来东南）、代郡（治代县，今河北省蔚县南）、雁门郡（治善无，今山西省右玉县南）北经沃阳县（雁门郡辖县，治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六苏木镇双古城古城）向西北经云中郡（治云中，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北古城村古城），至九原（今包头市麻池古城）。

　　这条道路与代郡的延陵、且如县，与雁门郡的强阴、武要等县相连接，可视为支路，而通过上述边境县可出边，通向阴山以北地区，进入匈奴。由九原起，南与秦直道相连接，直达云阳，云阳有驰道通向咸阳。此道在西汉时期继续沿用。

　　云中郡经雁门郡至河东郡的道路

　　从云中郡起，经雁门郡、太原郡至河东郡。秦朝驰道，西汉时期继续延用。

　　雁门郡至匈奴单于庭道

　　据《汉书》卷六《武帝纪》载：“元朔六年（前１２３年）春二月，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万余骑出定襄”大败匈奴，还“定襄、云中、雁门”。夏四月“卫青复将六将军绝幕（幕，沙漠，“绝幕”，北渡沙漠中），大克获”。卫青出军及还军路线，应从雁门郡北出，经沃阳县、定襄郡成乐（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云中郡原阳（今呼和浩特市八拜古城）、北舆（今呼和浩特市郊塔布罗海古城），越阴山，至匈奴漠南单于庭（匈奴漠南单于庭其时当在乌兰察布市辉腾锡勒，即灰腾梁一带）。

　　聂壹（《史记》为聂翁壹，《汉书》为聂壹）北上匈奴的路线

　　从马邑出发，经武州塞（今山西省大同市西），出雁门郡北（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卓资县一带），后又北到单于台（今乌兰察布市辉腾锡勒一带）。

　　汉武帝北登单于台路线

　　从云阳出发，经上郡、西河、五原、向东北出长城，北登单于台（今乌兰察布市辉腾勒一带），后又至朔方，临北河。这条路线因是汉武帝耀塞之路，并非走直线到单于台，而是从西折向东北，后又返向西面的朔方郡。

　　王昭君出塞路线

　　据陈直先生考证为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出发，经太原，北上杀虎口（今山西省右玉县杀虎口镇）入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西南边后，进入今和林格尔县、托克托县、五原县、入光禄塞。

　　二、人口迁徙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２２１年），秦灭韩、魏、赵、燕、楚、齐六国，结束了战国七雄纷争的局面，秦王赢政称始皇帝，建立了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秦朝。秦始皇三十二年（前２１５年），他派大将蒙恬率兵３０万北击匈奴，“略取河南地”（今鄂尔多斯市地区）后，匈奴头曼单于率众北徙阴山北，秦朝之疆域扩展到阴山南麓、黄河北岸一带。为了进一步完善春秋战国以来的郡县制度，将全国划分为三十六郡，继续推行郡县制度。今乌兰察布市南部地区隶属雁门、代郡和云中郡。为加强对北部边疆的统治，实行徙民、徙谪政策。并接受匈奴、乌桓民族内迁。如秦始皇三十三年（前２１４年），“西北逐斥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初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徙谪，实之初县。”而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等秦长城以北地区隶属于匈奴单于国。形成了以长城为界，其南为中国古代农耕民族国家，其北为游牧民族国家。正如《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中记载汉文帝致匈奴单于书所言：“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南，冠带之室，朕亦制之。”精辟地说明了长城南北是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的疆界事实。其时，今乌兰察布市南部地区居住着从中原迁徙来的华夏人，在秦朝的管辖下，从事农耕和畜牧业等生产活动。阴山北麓今乌兰察布北部地区，则生活着游牧的匈奴人。秦二世元年（前２０９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爆发第一次农民起义这一年，匈奴的冒顿当了单于，立即开始向邻部发动征服战争，使其疆域范围北抵贝加尔湖，叶尼塞河流域；西达天山南北；东至辽东平原，南至山西、河北北部、陕北及河套地区，包括黄河以南及以东的地区。建立起空前强大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游牧民族政权—匈奴单于国。其时，今乌兰察布市所辖大部分地区均属匈奴单于国统辖。实行左、中、右三部区划制，今乌兰察布地区属于中部，也是匈奴最高首领单于的游牧地。

　　前２０６年，刘邦灭秦，被项羽封为汉王。他在前２０２年的楚汉战争中获胜，建立了汉朝，史称西汉。西汉高祖十年（前１９７年），西汉大将樊哙收复代郡、雁门郡、云中郡等大片地区，今乌兰察布市南部地区属之。到汉武帝时期，经过三次大规模的北击匈奴，到西汉元狩四年（前１１９年），出现了“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今整个乌兰察布地区皆隶属于西汉管辖，其后北方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其间，人口迁徙超过秦朝时期，主要采取三种方式进行移民屯垦。一是有计划地大规模移民，并鼓励、扶植内陆贫民自愿前往垦殖和屯田；二是发配罪犯及其家属屯边；如在西汉元狩五年（前１１８年），汉武帝“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三是推行军屯，汉武帝时开始“设屯戍以守之。”元光元年（前１３４年），骁骑将军李广屯云中，车骑将军程不识屯雁门长达半年。在设军屯增强边防的同时，也开发了北边（包括今乌兰察布地区）的农业，军屯日久，久居不返，逐步形成城镇、村庄和新兴的农业区，这是人口迁徙的结果。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９年）后，王莽为显示新莽政权的权威，对匈奴进行凌辱和欺压，激化了民族矛盾，造成匈奴南下扰边，掳掠人口，加速了王莽政权的灭亡。

　　三、交通工具

　　畜力

　　秦西汉时期的畜力交通工具主要是马和牛。匈奴的畜力交通工具主要为马，作为战骑；此外还有橐驼、骡、驴、駃騠、騊駼、騱。

　　匈奴的车辆

　　车辆是匈奴日常交通工具和军事运输工具。《盐铁论·散不足》中有描绘匈奴人转牧场时的情景说：“胡车（匈奴车）相随而鸣。”《汉书》卷八十七《杨雄传》也说：“砰轒輼破穹庐”一语，“轒輼”就是匈奴车。描写的是卫青、霍去病出朔方、定襄北击匈奴，如疾风、雷霆，匈奴人速拆毡帐、驾车逃奔的情景。阴山曾是匈奴民族长期活动的地区，阴山山脉中的车辆岩画与匈奴的早期历史密切相关。从凿刻在阴山中的车辆岩画，说明早在战国之前就会造车。到了秦西汉时期，匈奴的造车技术已很发达。匈奴的造车业，对于北方草原及欧亚大陆以北的造车业有一定影响，特别是从阴山等地区岩画与欧亚大陆北部的岩画相近似中，反映了这些地区在古代文化上存在一定的关系。

　　中原传入的车辆

　　秦西汉时期，从中原进入大漠南北的中原车辆，在大漠南北均可见到，如有秦朝的驷马车，汉朝的小车、战车、大车、轺车等。

　　小车，也叫轻车或戎车。但与先秦时期相比较，多发展为双辕车，车的使用范围也有所扩大。有盖有帷，可以坐卧。

　　大车，即牛车，也叫方箱车。车体长，有的带棚盖，有的不带棚盖。这种牛拉大车，可用于载人，但主要用于运载货物。牛车双辕，均为直辕，与今之大车相似。车箱为方箱，故称方箱车。牛车主要用以运输货物，中原商贾使用最多。在西汉初官府已出现用牛来驾车，如《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载：“自天子不能俱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至汉武帝时用牛驾车多了起来，《晋书》卷二十五《舆服志》载“古之贵者不乘牛车，汉武帝推恩末，诸侯贫弱者至乘牛车。”可知牛车在官府服用应始于西汉初期。

　　战车，即用来作战的车辆。每辆战车为一“乘”，包括车上和徒步随车的士兵。武帝元狩四年（前１１９年），卫青从定襄“出塞千余里，见单于兵阵而待，于是令武刚车（即兵车的一种）自环为营”。裴骃集解引《孙吴兵法》曰：“有巾有盖，谓之武刚车。”

　　轺车，即有伞盖，四面敞露的车，为一般官吏乘坐。此外，还有辎车，车箱象一间小屋子，一般为贵族妇女乘坐。輂车是车身与驾牛的大车基本一致，却用马来拉，则称之为輂车。西汉末年还出现了独轮车。

　　四、道路运输

　　辎重运输

　　在秦西汉时期，“士能弯弓，尽为甲骑”亦兵亦牧，兵民一体，军政合一的匈奴，在作战时辎重运输较为简便。因匈奴全为骑兵，而无车兵、步兵，所以匈奴骑兵远征，他们的后勤供应主要由随军的家属成员，即老者和妇女赶看牛、羊、马、骡驴随行，以水草为仓廪，提供肉食、干酪和乳浆，无需建立军粮仓库，或用畜力及车运粮。马匹是匈奴骑兵的坐骑，又是武器运输的主要交通工具。因此，匈奴在战争中的辎重运输较汉军简便、轻快。

　　秦西汉在北攻匈奴时，运输辎重负担极重。据《汉书》卷六十四《严安传》载：“使蒙恬将兵以北攻疆胡，辟地进境，戍于北河，飞刍挽粟以随其后”，由役卒和刑徒从“中国内郡，挽车而饷之。”西汉时，军队出师有专人负责后勤转输。西汉元狩四年（前１１９年），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转者”，即“转运之士”，可见辎重运输队伍之庞大，其辎重车辆也不断增长。汉军转输一般都用大车，即牛车。王莽伐匈奴，严尤谏曰：“计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胜，牛又当日赍食，加二十斛，重矣。”用牛车运输，每车所载一般为二十五斛（一斛约合３０公斤）。

　　粮食运输

　　秦西汉时期，在与北方匈奴交战中，军需接济为一大难题。西汉为供应军粮之运输。由于耗费人力过多，以致“吏民并给转输，田事颇废，”后由官府出资雇用民间运力，其结果“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即运输费）。”汉武帝对匈奴河套之战后，占领了河套，先后动员了数十万贫民、戍卒、田卒开垦河套。这样才使北方驻防军队和移民的粮食可以就地供应。

　　修筑长城工程运输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防备匈奴南下，将战国时的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联接起来，“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号称“万里长城。”即利用地势，修缮、增补秦、赵、燕长城。在阴山北麓新筑秦长城。汉武帝北击匈奴后，扩建修缮长城，汉朝南长城大体呈东西走向，由河北省张家口地区进入兴和县高庙子、大同窑、张皋镇二台村，至察右前旗巴音塔拉、平地泉镇、呼和乌素口子村，又向西进入丰镇市麻迷图乡四合义村北，再折向西进入卓资县麻地卜子乡，向西进入三道营和旗下营镇，入呼和浩特市。其中，呼和乌素口子村和麻地卜子乡段，夯土墙基为３．５—４米左右。）

　　在今乌兰察布境内长城修建的建筑材料，主要是土、石。土、石的需要量很大，一般为就地取材，有石材的地方，采集石料砌筑。在丘陵、黄土地带则就地取土，或掺碎石夯筑。在修筑过程中，运输建筑材料有以下几种方式。以人背、肩扛、筐挑、拉抬等办法，把大量材料运集至修城处或用传递方法，排成长队，依次用筐传递上去；利用当时已有的手推车，在比较平缓的山坡路段搬运；同时，也利用畜力代替人力运输。

　　五、驿传制度

　　秦统一全国后，设“车府令”和邮传政，完成诏令以及奏章等事宜。并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以后又增至四十四郡，郡下设县，县下有乡，乡下有亭、里。亭长、里长是最基层的官吏。按照秦朝法律，十里一乡，乡下设亭，主亭之吏称为亭长。亭长主要负责主管旅客住宿的亭，实际上是设在村镇中的馆舍。同时，亭长还要负责以亭为中心的当地居民的治安和争讼事宜。

　　西汉时期车马之政多承秦制，中央由太仆掌管。地方的车马之政由县令（尉、守）辖管。而亭长一职多由服过兵役的人担任，除了经理管辖亭，以供行人食宿外，还负责“禁捕盗贼”的治安保卫工作和治理争讼事宜。亭不仅是旅客食宿之地方，还起到基层权力机关的作用。关于亭的设置数量，“其民稠则不足十里便设，民稀则可逾十里而设。”西汉时期，全国共有近三万个亭，如匈奴军臣单于在快到马邑时攻下的亭即设有亭长。西汉时期对亭的保护和维修非常重视，规定凡是乡亭漏败、垣墙颓圮、治理不当者，亭长属不称职，先自劾责，然后免职。

　　西汉时期的邮，是传送文书的机关，只限于郡、县各级行政机构间普通文书传递，也包括向朝廷上封事或奏疏等，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因地临边境，传送书信的人是燧长或燧卒，和亭长的职能类似。邮舍可供人住宿，邮是五里一置，“邮人居间，相去二里半。”在郡设督邮监督检查邮的工作。因督邮是有实权的官吏，需经常到辖区的邮巡行检查，所以借机向百姓敲诈勒索的事也屡见不鲜，以邮人对邮管理的好坏而定工作之成绩。驿也是一种传达消息的设施，主要为传递书信的人提供交通工具，传书人是发出书信的人派遣的专使，即驿使。驿站的马匹车辆专供驿使服务。但用车辆时很少，用马匹时较多。驿站的驿卒担任劳务和警戒，遇有驿使因病或其它原因不能继续前行时，驿卒有责任代驿使传递书信。驿站每三十里设一处，除公家设置驿站外，还有私人设置驿站的。如《汉书》卷九十《酷吏传》记载王舒下令“郡县私马五十匹为驿，自河内至长安”。像这种私人驿站则是临时性的。而西汉时期的传，则专供车辆，有“驿供马，传供车”之说。传有四种，《汉书》卷一《高帝纪》注中说：“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传，四马下足为乘传，一马二马为轺传。”其中应用最广泛的是乘传。根据西汉时期的法律，到传舍使用车辆的过往官员，必须持有木制的传信，经查验后才能供给车辆。这种木传信长一尺五寸，上面盖有御吏大夫印章的封记。在四种传中，用乘传者，木信上有三道封记；如果赶路的官员有约定时间期限的话，则有四道封记。传与驿同设一地，亦三十里一置。说明西汉时期的驿传制度是：五里一邮，十里一亭，三十里一驿一传。

　　六、沿途城镇

　　根据考古证实，乌兰察布市境内有秦西汉时期古城１５座，汉边堡２座，其中确定其城名的有４座，这些城镇多数地处交通要道。重要的古城如下：

　　延陵县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城西南２０公里处的张皋镇大同窑村。战国时期修建，《史记》载“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其中就包括代郡之延陵城。秦汉时期该城仍隶属代郡。东汉末年,经卢芳之乱后“边县并废”，设置在北方边塞的郡县因战乱而荒废，延陵县城存在了５００年的历史。该城分大小两城，大城城墙周长约４０００米；小城南墙６５０米，残高约２米。大城被文物考古部门认定为延陵县城，出土文物亦多为秦、西汉时期的遗物。

　　且如县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东南部４０公里处的店子镇南湾村古城。经文物部门考查，城迹大部分毁废，部分城墙有历代修复的迹象，现遗存的西城门及城楼（俗称西楼阁），还有部分东城墙和南城墩（俗称大墩子），为秦汉时期所筑，西洋河从西向东沿北城墙流过，汇合于东洋河（今兴和县后河下游，汉朝称为于延水）。文物考古部门推断该城为战国中期所建，应是汉朝时期的且如县城。

　　沃阳县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六苏木镇双古城村东南约１公里处。整个城平面呈长方形，中有一墙，将城分为南北两城，所以俗称为双古城。该城城墙剩余部分残高１—６米，南城西墙长２５０米，北城西墙２４４米，东西宽为３２７米，古城总面积１６１４６８平方米。二城隔墙中间有门，城墙为土质夯筑，墙外６米处有城壕一条。与战国赵国时期双古城古城隔河相望。根据郦道元《水经注》卷三《河水》记载：“一水东北流，谓之沃水，又东经沃阳县故城南，北俗谓之可不埿城，王莽之敬阳也。”又云：“沃水又东北流，注盐池。《地理志》曰：盐泽在东北者也。今盐池西去沃阳故城六十五里，池水澄渟，渊而不流，东西三十里，南北二十里。”较准确地记述了西汉时期沃阳县城的方位，沃水应为今凉城县境内的弓坝河，沃阳县故城应在弓坝河北岸，盐泽即今凉城县境内的岱海，距双古城遗址恰好６５里，考古界认定此城为西汉时期雁门郡的沃阳县城。

　　武要县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卓资县梨花镇三道营南约４公里的土城村北，古城分东西二城，其中西城东西４８０米，南北６９０米，城墙残高５—８米，宽８—１２米，均为土构筑，城北部保存有院落遗址和建筑基础多处，根据出土文物判定该城时间应在战国至西汉时期，依据郦道元《水经注》和《魏书》记载，判定为西汉定襄郡之武要县城。

　　难以确定为秦西汉时期何古城的古城遗址有以下几座：

　　不浪沟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卓资县碌碡坪的正排子村东北７．５公里处。占地面积８万平方米，有残存城墙３４０米。城西北角有庙宇，城南有练兵场遗迹。现已全部成为耕地，并在一段城墙上开通水渠。在古城断崖处暴露有文化层痕迹，厚１．７米，土质坚硬，内含物有陶片、瓦片等，地表也有暴露遗物砖块、瓦片、陶片、瓷片等。根据暴露物判定为战国时期所建城堡，汉朝时期重新加固延用。

　　六苏木城卜子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六苏木城卜子村，在卓资山镇西约２．５公里处。古城面积为３万平方米，古城仅残存四面城墙。西墙长１６５米，北墙、南墙长１７０米，东墙长１７５米。城墙为夯土筑，城墙断面夯层十分明显。在城址地表及城墙周围有散抛的陶片。征集遗物有铜箭头１枚，呈三棱形，尖锐，工艺精细。根据古城遗迹及陶片判断，城卜子古城始建于战国，汉朝重新加固延用。

　　向阳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化德县长顺镇向阳村东，平面呈长方形，长２００米，宽１５０米。东南北城墙保存较好。出土有板瓦、瓦当及陶器残片。文物部门推断为汉朝古城建筑遗址。

　　口子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口子村，古城分内、外城，外城平面呈方形，边长２３０米；四角有方形角台址，边长约３０米。内城位于外城西北角，平面呈方形，边长约１００米；四角有方形角台址，边长１４—１８米，残高１．９—３．２米。城墙均为夯筑，基宽约１１米，残高２—３米，门址不清。

　　土城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丰镇市红砂坝镇南土城村北约５００米，战国赵国古城，西汉延用。

　　三角堡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丰镇市浑源窑乡元山子村南约１公里，战国赵国古城，西汉延用。

　　索岱沟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麦胡图镇索岱沟村西。古城呈长方形，东西３００米，南北６００米，城垣残高１—１．５米，土墙夯筑，夯层约０．１５米。采集有绳纹瓦当，绳纹罐，斜折沿陶盆。该古城破坏严重。据文物部门推断为汉朝古城遗址。

　　六苏木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六苏木镇政府所在地东约２５０米处。古城呈长方形，东西４５０米，南北３００米，文化层厚约２．９米。采集有敛口鼓腹罐，折沿鼓腹陶盆，绿釉瓷瓮、黄釉瓷罐等。该古城亦破坏严重，据文物部门推断为汉朝古城遗址。

　　左卫窑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蛮汉镇左卫窑村东侧。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５００米，东西３００米，东南西三面城墙基本完好。墙为土质夯筑，高３—５米。墙基宽都为１１．５米，城址四角有角楼突出城墙之外，楼基为正方形。边长１３米，墙残高７米。出土有砖瓦、陶器、铁器、有铁锸一件，均为汉朝遗物。根据推断该城上限不会超过战国秦朝，应为西汉至东汉时期古城。

　　天成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天成乡土城村西北。古城呈正方形，边长１５０米，土墙为夯筑，残高１—１．８米，约在方圆１公里的地面上常有古代文物发现，有筒瓦、夯锤、陶片等，曾发掘出陶瓮、陶片、瓷片、刀币、五铢、天禧通宝、政和通宝等古钱币，以及铁铤三棱铜镞、石磨盘、釉陶器等遗物。推测此座古城可能为汉朝雁门郡之属邑，到辽金时荒废。

　　板城古城，位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永兴镇板城村东侧。古城残存东墙３６０米，北墙１５０米，残高０．４—０．９米。为黄土夯筑，夯层０．１—０．１５米。采集有长颈壶、折腹钵，绳纹鼓腹罐等。古城破坏严重，地上砖瓦陶片俯拾皆是。城址面积较大，有防御性土墙一道，长约２．５公里。推测板城古城遗址是汉朝时城址。

　　大阳卜子边堡遗址，位于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乌兰哈页苏木大阳卜子村东南２公里处。遗址外城墙长７５米，宽５５米，高５米；内城墙长５５米，宽５０米，高４米。经考证为战国至西汉时期的边堡。

　　土城边堡遗址，位于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乌兰哈页苏木乡永生堂村南０．５公里处，经考证为西汉时期的边堡。

　　七、古道寻踪

　　马邑之谋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１３４年），匈奴军臣单于派使者要求和亲。汉武帝刘彻其年二十二岁，开始亲临朝政。他拜田蚡为丞相，韩安国为御史大夫，为抵御匈奴，他派李广屯云中，程不识屯雁门，防守北方。此时单于要求和亲，汉武帝叫大臣们商议。将军王恢说：“过去朝廷同匈奴和亲，将公主嫁给单于，可匈奴不守盟约，侵犯边界，不如不许，兴兵击之。”御史大夫韩安国说：“千里而战，兵不获利，击之不便，不如和亲。”包括丞相田蚡在内的大臣多数赞同韩安国之议，于是汉武帝允许与匈奴和亲。

　　元光二年（前１３３年），雁门郡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商人聂壹（《史记》为聂翁壹）向王恢献计：“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王恢又把这个主意献给汉武帝。汉武帝同意了王恢反攻匈奴的主意。于是王恢暗中让聂壹到匈奴，对单于说：“我能斩马邑丞吏，以城降，财物可尽得。”军臣单于听信了聂壹的话。先派几个心腹使者跟随聂壹到马邑去，单等聂壹杀了官员，就发兵进去。聂壹回到马邑后，杀了几个囚犯，把人头挂在城上，说是马邑长吏的脑袋，以示单于的使者。匈奴使者回到匈奴对单于说：“马邑长吏已死，可发兵来。”于是单于穿塞率兵十万余骑，入武州塞（今山西省大同市西至左云县一带）。当离马邑还有一百多里地，只见遍野牲口，不见一人。单于起了疑。攻下一个亭，捉住一个武州的尉史。尉史告诉单于说：“汉兵数十万伏马邑城下。”军臣单于一听，立即下令，全军撤退。

　　其时，西汉以韩安国、公孙贺为将一路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中。另一路由王恢、李息、李广带着两三万人马抄出代郡去断匈奴的归路，当听到匈奴军到了武州就退了回去。他们率军在没有见到匈奴就退回来。韩安国他们在马邑等了一些时候，一听到匈奴逃回，就改变计划，率大军追了上去，未追及仍还。王恢、韩安国、公孙贺、李息、李广率兵回长安后，汉武帝责备王恢放走了匈奴，未与匈奴出边作战，叫廷尉治他的罪，王恢在监狱里自杀身亡，而韩安国等都被免罪。就这是历史上的“马邑之谋”。马邑之谋虽未取得成功，但它揭开了西汉反击匈奴的序幕。

　　马邑之谋的整个活动主要不是在马邑进行的，而主要在武州塞外今乌兰察布地区进行的。聂壹两次从马邑出武州塞，到军臣单于庭，路经今乌兰察布市南部，而单于庭在今乌兰察布市北部辉腾锡勒一带。军臣单于率匈奴大军南下和北还亦在今乌兰察布市境内进行。王恢等军抄出代郡准备包抄匈奴军亦在今乌兰察布市地区北上。因此，在西汉时期，今乌兰察布地区既是匈奴的大本营，也是西汉的北疆防线，又是汉、匈奴双方民族碰撞和民族融合的前沿阵地。

　　西汉北击匈奴

　　元光五年（前１３０年）春，汉发士卒万人治雁门道，整治雁门险阻之目的，是为日后向北出兵提供方便。其主要在今凉城县、卓资县及察右后旗境内的雁门郡北方，整修道路，打通阻险。次年春，匈奴攻入上谷，“杀略吏民”，汉遣卫青等四将军分道出云中、雁门（含今乌兰察布南部）、代（含今乌兰察布市东南部），上谷，合击匈奴。除卫青出上谷，兵至龙城，得首虏七百人而外，毫无战果。甚至出代一路汉军七千余人被匈奴击败。号称“飞将军”的李广在雁门被匈奴生俘。这一年的冬天，匈奴又几次攻入边关，而渔阳（今河北省密云县西北）地区尤为危急。元朔元年（前１２８年）秋，匈奴又发动了从雁门到辽西一线的全面战略性大进攻，他们一举突破长城关塞，分兵三路，同时出击。左路二万余骑至辽西，杀太守，略边人二千余人；中路入渔阳，击败太守军千余人，屯驻在那里的韩安国被伤，入边不敢复出；右路入雁门，杀略千余人，汉只使卫青、李息以数万兵力出雁门、代一线，进行反击，仅“得首虏数千人”，而渔阳、辽两侧不敢派出一兵予以救援。元朔二年（前１２７年），匈奴继续进兵渔阳、上谷，“杀略吏民千余人”，侵占了西汉上谷郡的斗辟县造阳（今河北省怀来县）地区。而在西线匈奴却失利，西汉占取了河南地（今鄂尔多斯市地区、巴彦淖尔市和包头地区），西汉即在此设五原、朔方郡。元朔五年（前１２４年）春，西汉以卫青为大将军，统六将军，兵十万余，出朔方，击败匈奴右贤王军，俘稗小王十余人，男女一万五千余人，畜数十百万。对于这次战争的损失，匈奴人除了在这一年秋，进兵代郡，杀死都尉朱英，略千余人外，不敢发动大规模的报复行动。而西汉却在元朔六年（前１２３年）二月，以卫青为大将军的六军，在曾被拘留匈奴十余年的张骞作向导，统率十余万骑出定襄（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北击匈奴，斩匈奴三千余级，然后回师于云中、定襄、雁门，休息士马。四月，再出定襄百里以击匈奴。这次战争西汉与匈奴双方都负出残重的代价。元狩二年（前１２１年）三月，汉以骠骑将军霍去病统兵万余骑，从陇西出击匈奴，共计获首虏四万八千余级；而西汉付出的代价是“师大率减什三”，伤士不少。在东边西汉的代郡、雁门郡，都受到了匈奴攻掠。元狩三年（前１２０年）秋，匈奴入定襄、右北平，杀略千余人。第二年春，西汉即以十万骑兵两路出击。卫青统四路将兵五万骑出定襄；霍去病率五万骑兵出代郡。这次战斗中，汉军杀匈奴军八、九万，“而汉士物（亡）故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

　　在今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凉城县、卓资县等地，现存有汉朝的城堡遗址，是这一时期在雁门郡屯兵的实证，是西汉对匈奴作战的根据地。而西汉被称为雁门将军的李广，长期镇守于此，而位于阴山之北的今乌兰察布市北部地区则是匈奴的牧地，无论匈奴军南下，还是西汉军北上，今乌兰察布地区是双方之必经之路。经过上述大规模的战争，使双方精力耗尽，奠定了匈奴“藩汉于臣”的基础，使汉匈双方都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

　　阴山道上单于台

　　在匈奴和西汉之间或友好往来，或进行战争，西汉同匈奴中部单于庭发生的关系最为频繁。匈奴诸王凡重大行动都要请示单于后，方可实施，无论匈奴南下或西汉北上都要经过阴山道，即匈奴从单于台发布令命或直接出兵下南。或西汉顺阴山道北上，大都要路经今乌兰察布地区。西汉初期，发生的“白登之围”，“马邑之谋”“龙城之战”、“阴北之战”等重大历史事件，都与中部单于庭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匈奴国的政权中心和大单于的驻跸地是在单于台附近一带。单于台设于何处，我们从史籍记载可知在今乌兰察布市辉腾锡勒一带（亦称灰腾梁或奎腾梁），系蒙古语，意为“寒冷的山梁”。即后来鲜卑人称之为九十九泉，辽契丹人称为百泉湖、百岭泉或九十九泉，金女真称为九十九泉或官山，也合称为官山九十九泉，蒙古汗国及元朝时称之为九十九个海子，清朝称之为伊伦伊孙泊或敖伦淖尔，译为汉语亦为九十九泉。

　　唐朝史学家杜佑的《通典》记载单于台在“云州云中县西北百余里。”唐朝宪宗时大臣李吉甫在其遗著《元和郡县图》卷十四《云州·云中县·单于台》中记为“单于台在县西北四十余里。汉武帝元封元年，勒兵十八万骑，出长城，北登单于台即此地。”而元朝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的注释和明末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都采用了杜佑观点，即在今山西省大同市西北百余里。北宋时地理学家乐史在地理书《太平寰宇记》中记述为单于台在河东道云州的云中县“西北四百二十里。”按今遗迹秦长城从今辉腾锡勒西南麓，折向东南，经卓资县南部山区、丰镇市北部、察右前旗南部、兴和县南部而进入河北省境内；而汉武帝修缮的汉南长城是从今呼和浩特市进入卓资县旗下营镇、经三道营乡、麻地卜乡，向东入丰镇麻迷图乡四合义村北而进入察右前旗呼和乌素口子村、平地泉、巴音塔拉，然后入兴和县张皋镇、大同窑、高庙子，然后延伸入河北张家口地区。汉朝的外长城不在今乌兰察布市境内。从秦汉时的长城及其今乌兰察布南部属汉朝代郡、雁门郡北端，代郡、雁门郡、云中郡北方为匈奴直辖的地区，即《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中所言“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来判定，《太平寰宇记》的定位基本符合单于台的位置。《归绥道志》卷十四《古迹》亦载，在“察哈尔界，俗称议事台。”

　　另据《隋书》卷八十四《北狄列传》隋炀帝大业三年（６０７年）北巡突厥启民可汗牙帐时。写下了“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的诗句，可知当时突厥启民可汗的牙帐设于西汉时单于台处。而启民可汗牙帐的位置据张文生、曹永年《隋炀帝启民可汗牙帐考》一文认定在灰腾梁（辉腾锡勒）地区。而《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中记载“荒干水出塞外。”《水经注》卷三《河水》中记载：“又有芒干水出塞外，南经钟山，山即阴山。”荒干水即芒干水，为今大黑河，大黑河发源于辉腾锡勒地区，西汉时的单于台即设于今大黑河的发源地区。匈奴的冒顿、老上、军臣三代单于的单于庭一直设在单于台附近地区。时间为前２０９年到前１２６年。

　　西汉高祖九年（前２０１年），匈奴冒顿单于发兵围攻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驻守马邑的韩王信投降匈奴。冒顿单于立即在“草木茂盛，多禽兽”的“苑囿”之地，即九十九泉地区集结兵马后，沿阴山道南下，进入到桑干河流域的代谷地区，引兵攻占太原，至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古城营）。汉高祖十年（前２００年）冬，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抵御。冒顿单于率精兵４０万骑，围困刘邦于平城白登山（今山西省大同市境内）七日。刘邦采用陈平之计，使人以财物买通单于阏氏，才得逃脱。“白登之围”的结果使汉匈转为和亲。

　　汉武帝元光三年（前１３３年），汉武帝采纳王恢计，使聂壹佯为卖马邑城以诱匈奴军臣单于。军臣单于将兵十万，入武州塞（今山西省大同市西至左云县一带），汉朝则伏兵三十余万于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附近山谷中，企图一举消灭匈奴主力。军臣单于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察觉汉有伏兵，乃攻亭，得雁门尉史，知汉谋，大惊，急令退兵。”“马邑之谋”这一事件使汉匈关系从和亲走向战争，揭开了西汉反击匈奴的序幕。无论是聂壹前去诱骗军臣单于的路线和匈奴南下的路线，都是沿着阴山道北上或南下，中经武州塞。因此，其时匈奴单于庭仍在代郡、雁门郡北的单于台一带。

　　汉武帝元光六年（前１２９年）春，匈奴攻入上谷杀略吏民。汉武帝遣四位将军各率万骑，分四路出击匈奴：卫青出上谷，公孙贺出云中，公孙敖出代郡，李广出雁门。此四路军只有卫青战至龙城，斩首虏七百，他人无功而还。此次“龙城之战”卫青从上谷包抄的主要范围亦在今辉腾锡勒地区。

　　汉武帝元朔六年（前１２３年）春，汉武帝又遣卫青率领公孙贺、侯敖、苏建、李广、赵信等大将军，将十万余骑出定襄，乘胜击匈奴，杀死匈奴一万九千余人。而汉亦损失较大，阵亡两位将军，死伤三千余骑。右将军苏建只身脱归，前将军赵信却叛降匈奴。此次“阴北之战”汉军从阴山东段，进攻大单于驻地，西汉军队直指今辉腾锡勒及其周边地区。通过此役，匈奴失去了河套及整个阴山地区，损失极大，“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位于今乌兰察布市境内的单于台见证了匈奴由强盛走向衰落的历史。

　　李广进军匈奴

　　李广（？—前１１９年）西汉名将。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北）人。善骑射，文帝时，参加反击匈奴贵族攻掠的战争，为郎、武骑常侍。景帝、武帝时，任雁门、代郡、云中等郡太守。元光元年（前１３４年）为卫尉，后任右北平太守，匈奴数年不敢攻扰，称之为“飞将军”。元狩四年（前１１９年）随大将军卫青攻匈奴，以失道被责，自杀。

　　李广在元光二年（前１３３年）的西汉“马邑之谋”中，为骁骑将军，曾将兵从今乌兰察布地区出代郡击匈奴，无功而还。元光六年（１２９年），因匈奴屡次犯边，汉武帝派四个将军率四万兵马，分四路去对付匈奴。卫青从正面去救上谷，公孙敖从代郡出发，公孙贺从云中出发，李广从雁门出发。匈奴最怕李广，所以将李广这路军作为重点攻击的对象。李广因匈奴兵多被打败，李广本人也被匈奴生擒。李广在半路夺得胡儿马，射杀追骑而逃归。按律当斩，后赎为庶人。他在家闭居几年后，又被汉朝任用为右北平太守。匈奴听说李广居右北平郡，数年不敢入掠该地。

　　元朔六年（前１２３年），李广又随从大将军卫青击匈奴，卫青从定襄（治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境内）向北进兵，而派李广东绕今乌兰察布地区进兵，指定日期在漠北会齐。卫青北出后过了几天才找到匈奴大营，经激战，匈奴单于向西北方向逃去，匈奴兵四散逃跑。卫青军三天追了二百余里，没追上单于。一直打到了寘颜山的赵信城，获得匈奴的一些粮草后，返回漠南。卫青回到漠南，才遇上李广和赵食其的军队。大将军卫青责问他们误了期限，都该定罪，并派人审问李广他们行军误期的案子。李广于是对手下的将士们说“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然后就自杀了。士兵们一向敬爱李广，听到他死了，全都痛哭。百姓知道者，也皆为之垂涕。而右将军赵食其拿钱来赎罪，罚做平民。

　　上述李广军三次对匈奴的作战，都是从今乌兰察布地区北出的，而且李广曾作过这一带的太守，所以李广进军、还军路线，亦经今乌兰察布地区。李广素以关爱士兵、勇敢善战著称，但最终不仅未得到封候，还落了个自杀的下场。所以史学家司马迁用同情的口气道，李将军“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直到唐朝还有人为李广鸣不平道：“李广功高竟不侯。”

　　汉武帝北登单于台

　　汉武帝（前１５６—前８７年）即刘彻，西汉皇帝，汉景帝子。前１４０—前８７年在位。他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颁行推恩令，加强思想控制，削弱诸侯割据势力。设刺史加强控制地方，把盐铁、铸钱收归官营，由政府掌握运输、贸易，兴修水利，移民屯田，促进农业的发展。派张骞两次通西域，用卫青、霍去病为大将，北击匈奴，保障了内陆的生产和人民生活。他是西汉时武功最盛的皇帝，但由于挥霍无度，徭役繁重，农民破产流亡，许多地方爆发了农民起义。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１１０年），出汉南长城，北上单于台的情况如下：

　　汉武帝在元封元年（前１１０年），为了威震匈奴，他出长城，北登单于台，时年４６岁，正当壮年之际，耀武于北方，其时，经过对匈奴的三次大规模的作战，已经为“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漠南）无王庭。”据《汉书》卷六《武帝纪》载：“元封元年冬十月，诏曰：‘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朕将巡边垂，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单于曰：‘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即漠北）寒苦之地为！’匈奴詟焉。”

　　他这次北登单于台，西汉王朝也已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了，虽然匈奴称臣于汉，但也至使西汉王朝从此步入了下坡路。所以在隋朝时，隋炀帝来到今辉腾锡勒地区，在突厥启民可汗牙帐赋诗，带有嘲笑的口气说汉武帝“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

　　王昭君出塞

　　王昭君，西汉南郡秭归（今属湖北省）人，名嫱，字昭君，晋避司马昭讳，改称为明妃或明君。西汉元帝时被选入宫，竟宁元年（前３３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汉朝求和亲，她自请嫁匈奴。入匈奴后，被呼韩邪单于封为宁胡阏氏。呼韩邪死后，其前阏氏子代立，西汉成帝命她从胡俗，复为后单于的阏氏。对西汉和匈奴的和好关系，曾起了一定的作用。据《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记载：王昭君出塞和亲后，“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世称藩，宾于汉庭。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无）干戈之役。”

　　关于王昭君出塞的线路史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在《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中只有呼韩邪单于朝汉的路线：“呼韩邪单于款五原，愿朝三年，正月，汉遣车骑都尉韩昌迎，发过所七郡二千骑，为陈道上。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单于就邸，留月余，遣归国。单于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汉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将骑万六千，又发边郡士马以千数，送单于出朔方雉鹿塞。”从上文可知呼朝邪单于入朝归国路线是从甘泉宫出发，经高奴（今陕西省延安市西北），北地、上郡、西河，出雉鹿塞、保汉受降城，这条路线也许是王昭君出塞的路线。

　　但是据考证，王昭君出塞的路线应是，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出发，经今太原、杀虎口、凉城、和林格尔、九原（今包头地区）至汉受降城（西受降城）。据陈直先生《汉书新证》中记载：“归化、杀虎口出土单于和亲砖铭刻，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来央。”为西汉初之文物。近年来在呼和浩特地区，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包头市地区的古城或古墓葬中曾多次出土有关“单于和亲”、“单于天降”、“长乐未央”、“千秋万岁”等铭文的瓦当，经考古学家断定，为西汉晚期的书体，与王昭君出塞时间相符。还在山西省杀虎口和凉城县交界处的佛爷栈发现有西汉时期的“往来咸宜”石刻，此地为秦朝驰道经过之处。又因王昭君出塞时辎重、扈从、兵马、车辆甚多，沿途迎送供应有极大的方便条件和保障。断定是从长安出发，经太原、杀虎口、凉城县、和林格尔县、托克托县、五原县入光禄塞的。也就是说王昭君出塞擦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西南双古城边界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