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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军队为何总打败仗?


编者按:

宋朝军队的战斗能力常常为后世史家所诟病,尽管其常备兵员数量庞大,但在重要的对外战争中却屡遭败绩。宋军总打败仗的原因究竟何在?这自然需要从宋朝的军事制度上去寻找原因。

王曾瑜教授出版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宋朝兵制初探》(再版时更名为《宋朝军制初探》)便是系统性研究两宋军制史的一部里程碑作品。

该书在详细介绍了宋军的指挥系统、编制、兵种、装备以及后勤等各项内容后,在最后一章第十章里试图从军事指挥的角度对宋军作战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以下内容便节选自该章。

王曾瑜教授认为以宋太宗为典型代表的宋代君主喜好“将从中御”遥控指挥战场上将领的行动,导致统兵将帅无法依照实际情况来变更部署,以至于屡吃败仗;宋军在作战时又不懂得集中兵力,行动消极迟缓,最终往往造成全军覆没。而宋军的上述弊端其根源则在于赵宋王朝根深蒂固的“重文轻武”思想,提防武臣,不肯放权。

一、将从中御

宋朝消极地接受唐末和五代军事政变的教训,着意提倡重文轻武,以文制武,对将帅的防范和猜忌,成了恪守不渝的赵宋家规,不敢委以全权,授以重兵,而是通过各种制度和办法,削弱将帅的指挥权限,这当然也是宋朝积弱的重要原因。

按宋时的通信条件,与前方遥隔千里的皇帝和宰执大臣,要干预将帅的军事指挥,甚至指挥将帅作战,自然是荒唐的事。然而宋朝皇帝和宰执大臣,却往往违背古代的军事常识,实行“将从中御”

宋太祖是宋朝各代皇帝中唯一的天才军事家。他命将出师,只在临行前作简要的指示和告诫,故王禹偁称他“所用之将专而不疑”。实行将从中御,即以皇帝和某些大臣的方略和谋划,错误地钳制和剥夺前方将帅的机动指挥,乃始于宋太宗。宋太宗自诩“少习弓马,屡与贼交锋,贼应弦而踣者甚众”。他在青年时代可能是个武艺精通的勇士,至于其用兵行师的才略,却实在不高明。

尽管对辽战争接二连三地失败,宋太宗仍以军事天才自命,直到在位晚年,他还大言不惭地说:“朕每出兵攻伐,意颇精密,将兵之人丁宁谕之,不听者多至败事。”

一批文臣立即奉承说:“陛下料敌制胜,天之所授,固非臣下所测度也。将帅倘能上遵成算,则何往而不克矣。”然而诿过于将臣,终究不能证实皇帝的圣算真是如何高妙莫测,因为在事实上,“将兵之人”恰好是“上遵成算”,才“多致败事”。

宋太宗运筹于深宫之中,而致败于千里之外,即使在当时已非秘密,故甚至连一些不知兵的文臣也提出非议。除张洎反对“将从中御”外,田锡说:“况今委任将帅,而每事欲从中降诏,授以方略,或赐与阵图,依从则有未合宜,专断则是违上旨,以此制胜,未见其长。”他建议让将帅“因机设变,观衅制宜”,即拥有机动的指挥权

王禹偁也认为,“兵势患在不合,将臣患在无权”,是一大失策。王安石与宋神宗讨论前代用兵,说:“太宗为傅潜奏,防秋在近,亦未知兵将所在。诏付两卷文字,云兵数尽在其中,候贼如此即开某卷,如彼即开某卷。若御将如此,即惟王超、傅潜乃肯为将。稍有才略,必不肯于此时为将,坐待败衄也。”他对当时“上下极为灭裂”的状况,深表感慨。

阵无非是军队的战斗队列,作战之时,当然需要根据敌情、地形等等实际情况布阵。故岳飞对宗泽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实为宋代兵家格言。然而在宋太宗和宋真宗时,不顾实际情况,预先设计阵图之风,却盛极一时。

▲北宋《武经总要》中绘制的“平戎万全阵图”

宋太宗预授将帅的锦囊妙计,往往就是阵图“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不容有任何变通的余地。太平兴国四年(979)的满城之战,宋太宗派一批将领带兵八万,迎击辽军,预先“赐阵图,分为八阵,俾以从事”


将领崔翰等依图布阵,赵延进发现“我师星布,其势悬绝”,主张改变阵形,“合而击之”。崔翰等依然不敢“擅改诏旨”,后因赵延进、李继隆等人表示愿承担罪责,才“分为二阵”,一举破敌。

应当指出,赵延进是宋太宗的连襟,故他敢于独当其责,而有恃无恐。由于预授阵图有害而无利,文臣田锡提出异议,他对宋太宗说:“既得将帅,请委任责成,不必降之以阵图,不须授之以为方略。”

朱台符也对宋真宗说:“閫外之事,将军裁之,所以克敌而致胜也。近代动相牵制,不许便宜,兵以奇胜,而节制以阵图,事惟变适,而指踪以宣命,勇敢无所奋,知谋无所施,是以动而奔北也。”

但是,军事的失利,正确的反对意见,并未使宋太宗和宋真宗改弦易辙。宋太宗曾亲自告诫傅潜说:“布阵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轻议者,甚非所宜。”在雍熙三年(986)北伐大败之余,宋太宗还召见一批将领,其中包括败将潘美,“出御制平戎万全阵图”,“亲授以进退攻击之略”

一些庸将也欢迎皇帝预授策略和阵图,正如王安石所说,如王超、傅潜之流,并不害怕“败衄”,他们只求不承担覆军和丧师的罪责即可。王超曾向宋真宗进献“二图,其一置资粮在军中,布兵周防,贼无以钞略,其一遇贼即变而为方阵,阵形之外,分列游兵,持劲弩,贼至则易聚而并力。”

▲北宋《武经总要》中绘制的各类劲弩

宋真宗亲征时,还“内出阵图二,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等”。宋仁宗时对西夏作战,仍以“内臣监兵”,“以阵图授诸将”。王德用对皇帝说:“咸平、景德中,赐诸将阵图,人皆死守战法,缓急不相救,以至于屡败。诚愿不以阵图赐诸将,使得应变出奇,自立异效。”被宋仁宗所采纳,赐阵图的风气才有所改变。

然而不赐阵图,并不意味着将从中御的取消。自宋太宗以后的各代皇帝,都是些长期优养深宫,懵然不知兵的人物,也时常实行程度不同的“将从中御”。宋神宗“每当用兵,或终夜不寝”,“手札处画,号令诸将,丁宁详密,授以成算,虽千里外,上自节制”结果却招至灵州和永乐两次大败。宋哲宗时,吕陶说:“暴师千里之外,而日有禀听于朝廷,敌人在境,而一兵不敢辄发,则乘机决胜,安所望乎?”

这也反映了宋神宗和宋哲宗时,朝廷不适当地干预前方军事的部分情况。当然也有委以全权的事例,如宋徽宗宠用宦官童贯,听任他主持对西夏、对辽和对金的军事,胡作非为,招致了北宋的覆亡。

······在中国封建时代,因宫廷和庙堂的错误决策,而招致军事失败的事例,自然不限于赵宋一代;但赵宋在这方面又显然达到了十分突出、十分严重的地步,成为宋朝积弱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像宋太宗那样,简直把前方将帅变成了由他牵线的木偶,这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二、消极防御

宋朝还没有战略、战术、积极防御、消极防御等等现代军事词汇,事实上也从未制订过明确的一贯的战略方针。然而依据军事史的史实,则宋朝的传统战略,仍然大致可用“消极防御”四字加以概括。

消极防御也和将从中御一样,事实上是对武夫疑忌和提防的产物,具体表现为习惯于分兵防守,不愿集中兵力,特别是让有才能的良将统一指挥,主动歼击敌军。

▲宋人绘《景德四图:契丹使朝聘 · 北寨宴射》

消极防御大体也只能追溯到宋太宗时。因为宋太祖亲自部署或指挥的重大战役,都是进攻战,而且除了亲征北汉失败以外,又都是成功的战役,当时并不存在消极防御的问题。自宋太宗亲征幽州,高梁河之战大败后,面对辽军的不断进攻,消极防御的战略便逐渐形成了。

宋廷不是设法如何集中兵力,聚歼进攻的辽军,而只是开挖塘泊,兴置稻田,以阻遏辽朝骑兵的奔冲“不以城邑小大,咸浚隍筑垒,分师而守”。待到辽骑长驱直入,咸婴城自固,莫敢出战”,使敌军“出入燕、赵,若践无人之境”。在不少战役中,“常以一邑之众,当戎人一国之师,既众寡不侔,亦败亡相继”。

对于这种错误的军事指挥。连一些文臣也相继提出批评,张洎说,“兵聚则功成,兵分则祸集”,“胜败之道,其理昭然”。王禹偁也指出“兵势患在不合”。


可是无论宋太宗和宋真宗,都害怕一员大将独掌重兵,而宁肯分兵。甚至像雍熙三年(986)的二次伐辽,也兵分三路,并完全由身居开封的宋太宗决定三军行止,结果自然大败亏输。

西夏国土小,人口少,财力不足,本来完全不足以与北宋抗衡。正如王安石所说:“今陕西一路,即户口可敌一夏国,以四夏国之众,当一夏国,又以天下财力助之,其势欲扫除,亦宜甚易,然终不能使夏国畏服。”这也是实行消极防御的后果。

▲1150年西夏极盛时的疆域

宋仁宗时,“陕西四路之兵总数几三十万”,本可与西夏一决雌雄,可是宋廷却分兵四路,分命四个文臣主持军务,不相统一。“四路自来只为城寨太多,分却兵势,每路正兵不下七、八万人,及守城寨之外,不过三万人”。西夏方面却是“忽尔点集,并攻一路”,“动号十余万人”。一方面是集中的骑兵,另一方面却是分散的步兵,“彼常以十战一,我常以一战十”

由于宋廷笨拙的军事部署,使宋军在战略上的优势,变成了在战役上的劣势。“官军以分地自守,既不能独御贼锋,又不能并力掩杀”,连战而连负。故欧阳修一针见血地指出:“军无统制,分散支离,分多为寡,兵法所忌,此所谓不善用兵者,虽多而愈少,故常战而常败也。”

宋辽自澶渊之盟后,保持了一百二十年休兵的状态,而宋夏之间却时战时和,停停打打。对西夏的战争,宋仁宗时是屡战屡败,宋神宗时是败多胜少,失败的基本原因都在于分兵


宋哲宗和宋徽宗时,由于摸熟了西夏军的脾性,在战略和战术上稍有改进,即使宋军的素质并无什么变化,也存在种种弱点,却能居于胜势,使西夏败而求饶。

在南、北宋之交,金军击破腐败的宋军,势如摧枯拉朽,自不待言。但后来由于抗金将士的努力,宋军军士的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并且超过金军。如刘锜指挥的顺昌之战,岳家军进行的郾城和颍昌之战,都能以少破众,便是明证。但宋军终于不能战胜金军,除了宋高宗和秦桧决意降金求和之外,宋军不能集中兵力,统一指挥,而各支宋军又不能协同作战,也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弱点。

▲《精忠岳飞》:岳飞

宋高宗并非不懂“兵家之事,势合则雄”的道理,他曾一度心血来潮,破例地委任岳飞节制除韩世忠和张俊以外的各军。然而经张浚和秦桧劝说之后,又旋即收回成命。他害怕岳飞兵多势雄,立不赏之功,挟震主之威,而宁愿兵分势弱,牺牲军事胜利。

······由于传统战略的影响,再加上步兵为主的兵种构成,宋军往往行动迟缓,战法呆板,将领大多不善于组织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少有远程奔袭,机动作战,出奇制胜的战例。分兵的结果,是处处被动挨打,却仍不愿集中兵力,统一指挥。这也是自宋太宗以来“兵威不振”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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