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办的晓庄学院出了10位革命英烈

李克勤（jixuie）题记：1946年陶行知先生去世的时候，毛主席为他写的挽词称之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这不是随便说的。在南京，陶行知先生曾经办过一所“晓庄学院”，开一代教学新风，就是从这所学校走出了10位英勇不屈的优秀共产党员。

陶行知与他的学生：汤藻、叶刚、石俊、谢伟棨、袁咨桐、沈云楼、郭凤韶（女）、姚爱兰（女）、胡尚志、马名驹10英烈

对于晓庄学院的办学特色，我们不能不重视这10位革命英烈。

在那个年代，如果说有个别的学生加入地下党，从情理上讲还是属于正常，可是有如此之多的学生是共产党，并且学校的校长竟然和他们如此之亲密，这位校长不是共产党，也是被国民党政府视为“通共分子”了。

1927年，陶行知先生创建了晓庄学校。他将学校的大礼堂命名为“犁宫”，并亲自写了一副对联贴在“犁宫”两旁：“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 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
学院创办后，行知先生即以“教学做合一”指导学校实践。

蔡元培先生赞之为“现代教育方法中最好的一种”，并亲书“教学做合一”校训匾额，供师生观摩践行。
陶行知先生在教育上，和毛主席共产党所主张的教育，有着深层次的相通之处。

陶先生写过《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有什么区别》一文。

他鲜明地指出，传统教育是吃人的教育。
　　因为第一，它教学生吃自己。传统教育教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它消灭学生的生活力、创造力；它不教学生动手、用脑。在课堂里，不许提问；好一点的，在课堂里允许提问了，但不许学生到大社会里、大自然里去活动。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十六年的教育下来，等于一个吸了烟的虫；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面黄肌瘦，弱不禁风，在加上要经过那些月考、学期考、毕业考、会考、升学考等考试，到了一个大学毕业出来，足也瘫了，手也瘫了，脑子也用坏了，身体的健康也没有了。大学毕业就进棺材，这叫做读书死，也就是教学生自己吃自己。
　　第二，它教学生吃别人。传统教育教人劳心而不劳力，它不教劳力者劳心。更明白一点，就是教人升官发财，发谁的财呢？就是发农民工人的财。因为只有工人才是最大多数的生产者，他们吃农民、工人的血汗，生产品使农民、工人自己不够吃，就叫做吃人的教育。

为此陶先生主张并实践被他称为的“生活教育”，内容是：

　1．生活教育不教学生自己吃自己，而教学生做人。生活教育反对杀人的种种考试，教人读活书、活读书。

　　2．生活教育也不教学生吃人，不教人升官发财。生活教育只教中国的民众起来做自己的主人，做人中人。

　　陶行知在《新时代的学生》一文中说：

　　旧时代之学生的生长过程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新时代之学生的生长过程是用活书、活用书、用书活。

陶行知先生的思路，就是有破有立，至于破的对象，和立的方向，都和毛主席共产党极为相似。

陶行知的批判性思维，完全可以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了。  

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后，于1945年10月11日返回延安，陶行知带领育才师生到机场欢送，并在机场与毛泽东合影。左起：张治中、毛泽东、陈诚、陶行知。

陶行知因长期劳累过度，健康过损，受李、闻事件的刺激又过深，1946年7月25日在重庆上海爱棠路爱棠新村13号突然去世。

惊悉噩耗后周恩来匆忙赶到，陶行知的手尚有微温。许多民主人士猜测这可能又是特务暗害，经沈钧儒行医的儿子诊断判明还属因脑溢血病亡。

不过，听说蒋介石得知这一眼中钉除去曾窃喜不已。

去世当日下午，周恩来便向延安发电评价：“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假使陶先生临终时能说话，我相信他必继韬奋之后请求入党。”

7月29日，新华社发表时评《陶行知怎样死的？》一文：

　　【新华社南京二十九日电】京沪民主人士对中国民主运动领袖之一及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氏病逝，莫不非常悲痛。在陶氏弥留之际，民盟常委、人民救国会领袖沈钧儒及陶氏生前老友数人在侧，中共代表周恩来、邓颖超两氏闻讯，立即于当日（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驱车赶到时，陶氏已停止呼吸，惟手心尚有余温，因病发仓促，致未及留下片纸遗言。周、邓痛吊之余，于午后偕返南京，因悲恸过甚，致未克于当日与马歇尔将军会晤。陶氏奋斗一生，为人民民主教育工作，健康早已受损，复以最近下关惨案，昆明李闻政治暗杀案接踵发生，受刺激过甚，临逝前数日，又突有国民党特务前往氏宅调查其行踪，乃被迫寄居友人处。弥留前夕，氏犹不计辛劳，对友人侃谈时局，卒以过度刺激与疲劳，遂于二十五日以脑出血不治。

“晓庄十英烈”纪念碑位于陶行知纪念馆的东南侧，1951年晓庄师范复校时建立的。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史料科副科长徐霞翔介绍，当时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创办后，吸引了大批优秀青年前去求学。1928年，学校建立了中共晓庄地下党支部、青年团，并领导学生积极参加声援工人罢工的示威游行等革命活动，在当时南京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中，晓庄支部是人数较多、工作开展得较好的一个。1930年4月，学校遭国民党查封，汤藻、叶刚、石俊、袁咨桐等十位晓庄党团学生遭到残酷杀害，长眠在雨花台。徐霞翔说，其中袁咨桐才16岁，也是牺牲在雨花台年龄最小的烈士。

我们在今天想起这些为了新中国，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而献身的革命英烈，不能不百感交集。

陶行知先生呕心沥血培养的杰出学生，加入了共产党，这对先生来说是值得欣慰的。

然而，这样的学生却惨遭杀害，先生本人为之奋斗的教育事业也得不到有效保障，这里面深层次的原因，其实也是被先生批判的那种“传统教育”的结果。

陶行知先生会做出怎样的思考？

无疑，更值得我们去思考。    

而新教育，也就是先生主张的“生活教育”，是平等获得教育机会，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教育，这正是包括那10位革命英烈所奋斗的目标。

我们要纪念革命英烈，更要为他们未尽的事业继续奋斗。

包括教育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