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九月，我爷爷摔了一跤。放射科大夫说要手术，他不肯。过了几天，骨科大夫来上班，看了片子，说也许不是骨折，这么大年纪了，不想手术就慢慢养吧，于是出院回家了。
养了半年，春节时，我去看他，还只能坐在轮椅上。我给他买了些豌豆黄、核桃仁之类的糕点，从北京带回去。核桃仁他咬不动，已经九十岁了。
解手是最困难的，要保姆老太太把他扶上轮椅，推进小屋，坐在一张中间挖空的椅子上，下面放只马桶。我和我爸去扶，他不让。坐好后，让关了灯，所有人都出去。等解完手，老太太再进来扶他上轮椅。
马桶是胶桶，现在已经几乎见不到了。他住的地方没有洗手间。房子是八十年代百货公司分的。他的几个子女，除了老大在乡下种地，其他四个都在这间老房子里住过。一共也就四五十平，最多时住了五六口人。我刚记事时，大姑一家三口都在那儿住。小姑未出嫁，也在那儿住。小叔在部队当兵，一张胸前佩戴大红花的军装照用大玻璃压在桌子上。每次小叔回来探亲，我都很兴奋。平时跟小伙伴玩，会经常说，俺小叔还有一个月就回来了。
小叔当了三年志愿兵，退伍回来，结了婚，东边房子就隔出来，做了婚房。我不懂事，和小姑坐在西北那间，小姑说是她的房间，我说你骗人，东南那间才是你的。没过两天，东西相通的两扇门堵上了。
我不懂什么叫分家，总觉得都是一家人，哪间房都是自己家的，干嘛要从屋里堵死，进另一间还得从外面绕。后来渐渐感觉出，进出小叔的房间不能像先前那么随意了。不过，他刚有小孩的时候，我和表弟还是常常跑进去逗小宝宝。小宝宝不会走就学会了翻跟斗。大概因为小叔疼他多些，他第一声会叫的是爸。
等到东西两边堵死的门重新打通的时候，奶奶过世了。很快，小姑也出嫁了。又两年，大姑意外离世。四年后，我离开家乡读大学，小叔离了婚，孩子判给他，不到十岁。又过一年，小叔欠了一屁股债，带了孩子离开家乡，很多年不敢回来。
奶奶过世后最初几年，爷爷的日常生活主要是打麻将。后来牌友纷纷老病，也没精力再打了，只是看看电视。再过几年，电视也看得少了。那几年，每年有开发商来，说要拆迁，给两千块补助，算是一年的租房费用。一年后新房盖好，再搬回来。我爷爷不同意，说这么大年纪，再好的房子也不搬了。
同院的邻里，有个姓牛的，先前处的还不错，见了我爷爷叫声大爷。因为拆迁，领了两千块补助，拉了几个人，写了诉状，把我爷爷给告了。告了也没什么下文，有人来看看，又走了。又走不是因为我爷爷是钉子户，而是开发商越觉得这房子太鸡肋，一直踌躇到底还要不要拆。楼一共两层，二楼先拆，只拆了个角就停工了。年年都说明年拆，最近两年不说了，房地产不景气。说要拆的时候，乡下的伯父和他在城里的大儿子也来得勤了，隔三岔五往这儿跑。
坐上轮椅以后，爷爷原本枯寂的生活更枯寂了。老房子特别压抑，除夕夜的灯光都照不散陈旧的阴霾，黯淡得连小桌上的菜都影影绰绰看不清。我每次去坐，坐不多久就想走了。曾想过拿录音笔录下他讲的三四十年代的旧事。在他的叙述里，一生中很多时候，人命像灯草一样不值钱。解放前闹土匪，有人领了土匪，半夜到亲舅家偷牛，房子扒个洞，牵了牛往外走，屋里人听见动静追出来，土匪拿枪崩死一个，另一个举起钉耙照外甥后脑勺刨过去，刨死了。
我爷爷是村里出名的老实人，还有人威胁要弄死他，很长时间不敢回家。大饥荒时，家里饿死三口，爷爷也差点饿死，后来有人偷偷给了几斤麦，活下来了。我小时候一直以为父亲兄弟姊妹五个，后来知道是八个。
前些年，父亲说修家谱，爷爷也说，但一直没去做。今年春节，我要回北京的前一天，去看爷爷，特地拿了笔纸，问他家谱的事。其实我觉得，家谱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意义了。它只在过去那种人口流动极小又多儿多女的宗族社会才有意义。不过既然父亲和祖父都提过这事很多次，我就趁自己走之前简单记录一下。
在那次简单的讲述里，我第一次知道家里还有个信佛吃素的人，是曾祖母。我一直以为她离我很遥远，却不知道她活了八十多岁，如果再多活几年，我小时候就会见到。她信佛的缘由很简单，家里穷，是“小媳妇”，也就是童养媳，很小就到男方家里来生活，因为不是亲女儿，怕婆婆说自己偷吃东西，就信佛，吃素，这样成天做饭也不会有嫌疑了。
这些故事我闻所未闻，书上从来不曾见到过。动过几次念头，想抽个时间听他讲，把那些录下来。但并没有尝试。爷爷去年腿摔坏之后，更沉默寡言了。似乎已经疲倦到没有气力和世界交流。一切过往只在脑海里翻来覆去地演。
前天又提起勇气，打电话给他。说提起勇气是因为，总觉得不知道该说什么。虽然是至亲，问候时依然有不知从何而来的不自然。隔了一阵不打电话，又为自己的自私与冷漠不安。确实没有这个道理，连身边的流浪猫都能天天喂，却不能给予老人经常的关心。每次挂掉电话，又像完成了任务似的轻松。也许通电话并不能给他什么安慰，只能让自己的内疚稍微减少些吧。
保姆老太太接了电话，让我等着，用轮椅把他推了过来。爷爷拿起听筒，问我忙不忙，不等我回答，又说自己的脑子还清楚，前天去了一趟医院，检查了腿。我忙问检查结果怎么样。他说，股骨头消失了，没有了。我说，怎么会没有了。他说，这么大年纪了，有轮椅就行了，也别想着再走路了，就这样吧。就挂了电话。我看看手机，通话时间还没等轮椅推来的时间长。
我心里有点不好受。他去医院的事，爸妈都没有告诉我。大概是觉得，告诉我也于事无补，又影响我的工作和心情。确实也是于事无补，我能做什么呢。不惟爷爷的身体状况家里不告诉我，就连父母的身体状况，我不问时，他们也不说。
两个多月前，我妈搬重物，伤了腰，疼得走不了路。告诉我时，只是轻描淡写，说慢慢就好了。几年前也伤过，隔了好几个月才好。但这次要比那次严重。我五月份去日本，在药妆店里看见治腰疼的贴片，就买了些。回来寄给她，她说药劲儿太小，不怎么管用。爷爷也贴了，感觉也一样，不如老中医的膏药有劲儿。但那些膏药有没有什么副作用，他们都不知道。等到药劲消退，病痛也不见好转。我妈只是说，等慢慢地好吧。
对疾病的态度，家里人一向如此。除了慢慢地养，似乎别无法子。对待生活的态度也像对待疾病一样，一天天都是凑合着过。搬家之后，连有线电视费都没交，我催促了几个月才交上。我爸说电视看得少，没必要装有线了。我说如果我有个家，哪怕从来不看电视，也要装上有线，只为哪天突然想看的时候可以随时看到。生活将就惯了，觉得凑合一天算一天，唯一重要的是挣钱。等到攒了许多年的钱亏了，生活重心又不得不转向，变成去讨还欠款。我妈前天还说，等年底钱要回来了，看有合适的房子就给我付个首付。
对他们而言，除了吃喝，并没有什么可以花上钱的地方。一辈子攒下些钱，除了买房和看病，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如果不这样，就只能在股市里亏掉，或者被人坑了骗了，这大概就是老一辈的普通百姓一辈子的消费模式。也正因如此，在父亲眼里，讨要欠款比爷爷的骨折重要得多。虽然两件事都超出了他的能力所及，都不是他可以有任何办法的。而他能够做的，只是将忧心分配一下，在前一件事上忧心多些，在后一件事上忧心少些。
不单我父亲如此，在小县城的几乎所有家庭里，都是这样的情况。很少有人认为，上了年纪的老人摔一跤后不能行走是多么大不了的事，但举家积蓄一下成为难以追还的欠款就严重得多。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观念，他们一辈子只能生活在小县城，在为生计的奔波和操劳中度过一生。越是这样生活，就越来越牢牢地塑成“钱很重要”的认识，甚至重要过身体、家庭和亲情。口头上说“健康比金钱更重要”，朋友圈里转养生的鸡汤，临事抉择的时候，还是不能不在乎钱。
我问得细了，才知道，爷爷去医院检查，是因为疼得厉害。平时都没有人想到过送他去做例行的检查。我曾经有几次劝我爸去体检，他也一次都没去过。在他的观念里，反正也没有大病，小毛病是免不了的，检查就有，不检查就没有。知道了还影响心情，不如不知道。
我爷爷不能离开轮椅这一点，对他的每个子女来讲，可能都不意外。甚至早在他刚刚坐上轮椅的一刻，所有人都接受了，并能预计到后来的结果并面对它。尤其是我在乡下的伯父，他一直想找机会把爷爷接到乡下，这样就能由他来领爷爷每个月的退休金。爷爷坐上轮椅对他来讲，甚至不一定是坏消息。这让他有了更充分的理由接爷爷去乡下。
爷爷当然不同意，一旦到了乡下，连吃什么都不能自己决定了。春节时，爷爷对我说，“天晴了可以下乡看看，但如果你大爷要留我住几天，不管咋样，走的时候你得把我拉到车上，不要把我扔到乡下。”
这次检查的结果，可能除了爷爷自己，没有谁感到意外。所有的人都能接受，一个九十岁的老人余生里再也离不开轮椅是多么正常的事情，就像人老了头发会变白一样再自然不过。正是这种自然，让我挂掉电话后心里酸楚。可又能怎样呢。越是年迈，就越会明白一切超出了自己的掌控。年轻时顶多是不能掌控与他人的关系，不能掌控命运，到老了，连身体都日渐丧失了掌控的能力。
生活从来如此，又能责怪谁、怨谁呢。我也从来没有为改善爷爷的病痛做过什么，除了心里默默期待，到了春天，暖和的时候，骨头会渐渐生长，渐渐愈合，一天天好起来。他不说疼时，我总是想，大概不疼了吧，慢慢就会好的吧。但如果仔细思量，就知道很难有那么一厢情愿的如意。一件事情不理会，只会慢慢变得更糟糕。这种一厢情愿，与其说是没想到，不如说是不愿面对，才去自欺。因为没尽到什么心和力，才拿一厢情愿的设想来为自己开脱。
我有个舅舅，他父亲是我外公的兄弟。他是个特别好的人。我考上大学那年，没有通知乡下亲戚。他听说了，特地坐车到城里祝贺，到家里放下礼金就要回去，说地里还有活要干。礼数在他心里非常重要，吃的喝的短一些没什么，礼数不能短。
后来我毕了业，到北京工作，初开始常去他家。他家里虽然简陋，却每次都为我的到来专门买些肉和鱼。北京太大，他又在六环，我慢慢去得少了。到后来，只有老家亲戚来时，我才过去看看。他以前住门头沟，后来因为拆迁，搬到高井。是低洼的平房，三口住，月租才450元。去年春天去时，见多了一位老太太，木然躺在床上，是他的母亲，我完全不认得。
老太太本来在乡下，由他弟弟照看，状态差得不行，他回家看见，心疼得慌，就接来北京。老太太下不了床，手不停抖，除了吃饭和解手时吱声，并不多说一句话。舅舅说，如果不是把老太太接来北京，肯定早就不行了。
他并不忌讳当着老太太的面提起她的病和死。他说，“最好的情况是，老太太再活两年，然后得个病死掉，我也算尽孝了。别活太长，人家麻烦，她自己也受罪。”
我觉得这话很刺耳，但听的人里似乎没有谁不同意。还有不少人说，他本来就不该把老太太接到北京，三口在这里打工，妻子有病，孩子上学，已经很艰难了。
他们说起这些的时候，老太太就在旁边的床上躺着。手依然像原先一样地抖，皱纹和眼神里也看不出任何异样，仿佛他们谈的一切都和自己无关，仿佛自己和这个世界无关。而让我吃惊的是，后来发现，老太太并不聋，每一句话，她都听得清清楚楚。
舅舅喝了些酒，又说，话是这么说，爹娘活着的时候不觉得，哪天真死了，就不得劲了。说乡下谁家的爹瘫了，成天在门边的床上躺着，天天早上喊儿子来穿裤子。时间长了，儿子就想，还不如早点死了。瘫在床上，多活一天，多受一天的罪。后来死了，料理完后事，轻松了。夏天早上去地里干活，干完回来，把锄头往门边一立，想进去给他爹穿裤子，推开门，见床上空了，心里就难受起来了。
去年十月，爸妈来北京，也去了这位舅舅家。我以为他要在家里准备些菜，他却说到外面吃。他的收入是禁不起在外面吃的，舅妈常年有病吃药，老太太也卧病在床，他在超市打工，工资很低。但大概因为我爸妈是第一次在北京被他招待，他坚持要去吃羊蝎子。
他平时不常请客，既然请客，就把关系不错的另一家也叫来了。三家人先在屋里聊了会儿，说去吃饭，老太太不情愿了，她动不了，怕家里没人。一屋子人都在的时候，谁问候老太太，她都不吱声。等到说出去吃饭了，老太太开口了，说人都走了自己没法解手。舅舅给老太太冲了奶粉，把马桶拎到床边，老太太就不能说什么了。
舅舅一边把马桶拎到屋里，一边对满屋的人说，最好就是老太太再活两年，这样他也算尽孝了。一如他跟其他人说起这些的情景。说的时候，没有叹息和哀怨，就像在叙述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流露再简单不过的愿望。他仔细冲了马桶，把边沿上的水擦干，动作里也看不见有任何的不耐烦。在一个屋子里的所有人看来，这就是最平常的人生，不应激起生活中的任何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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