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赏书法即欣赏人格
文·熊秉明
书法在其最高功能上能与经籍同功，在其制作上当然是一种神圣严肃的活动。这活动和人的其他一切行动一样，反映人的心理人格。
唐张怀瓘在《文字论》里说：
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
意思是文章要靠许多字组成语言，通过对语言的了解，我们懂得作者的思想。而书法呢？只要一动笔，这笔触的造型特征立刻泄露书写者的心理状态了。
汉扬雄说：
书，心画也；心画形，君子小人见矣。
北宋·佚名《淳化阁帖》第二卷局部 弗利尔美术馆藏
既然书法所透露的是君子小人之分，是内心的品格，所以书法的美也就是人的品格的美，所以欣赏美的书法，到最终也就是欣赏美的人格。
项穆在《书法雅言·知识》中说：
故论书如论相，观书如观人。
他在这本书里描写好的书法给人的观感，正是高贵品格给人的观感：
大要开卷之初，犹高人君子之远来，遥而望之，标格威仪，清秀端伟,飘飘若神仙，魁梧如尊贵矣。及其入门，近而察之，气体充和，容止雍穆，厚德若虚愚，威重如山岳矣。迨其在席，器宇恢乎有容，辞气溢然倾听。挫之不怒,惕之不惊，诱之不移，陵之不屈，道气德辉，蔼然服众，令人鄙吝自消矣。
北宋·佚名《淳化阁帖》第二卷局部 弗利尔美术馆藏
在这一大段欣赏经验的描写里，他完全不提笔画、形体、位置等造型方面的事，只作容止、威仪、器宇、德辉等人品方面的描写。而“遥而望之”“近而察之”“辞气溢然倾听”三段的变化，显然是模仿《论语·子张》的“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这里产生一个相当难解决的问题：美的书法和美的人格是否必然一致？人品不好而能写一笔好字，可能不可能？人品好而字却丑拙，可能不可能？关于这个问题，历代意见颇为分歧。
北宋·佚名《淳化阁帖》第二卷局部 弗利尔美术馆藏
有认为人品和艺术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如清钱大昕说：
《淳化阁帖》有王次仲、桓玄子书，曾氏《凤墅帖》收蔡元长、秦桧书，盖一艺之工，不以人废。
也有人认为二者决不可分。如明末清初冯班在《钝吟书要》中说：
赵文敏为人少骨力，故字无雄浑之气。
元代·赵孟頫 小楷《采神图跋册页》
纸本，墨书，27.9x33.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和冯班同时代人傅山的话更为激烈决断：
作字先作人……须知赵(孟頫)都是用心于王右军者，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途，心手之不可欺也如此，危哉!危哉！
也有比较折中的，像苏轼所说：
古之论书者，兼论其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
清代·傅山 草书《七言诗》
绢本，墨书，165.4x41.3厘米
安徽省博物馆藏
那意思是，有的人品格不高，技艺却工，但因“论者兼论生平”，于是把作品看轻，书法虽工，也终不为贵了。如果书法本工，而人品又为人所重，那么书法就越发变得珍贵。
清朱和羹《临池心解》说：
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故以道德事功文章风节著者，代不乏人，论者慕其人，益重其书，书人遂并不朽于千古。
北宋·苏轼《寶月帖》
苏轼和朱和羹都是把人品和艺术看成两个不同的标准，但在实际品评时，两者又互相影响，颇像学生成绩单记分。书法和品行本是两个分数，但却有个总分，品行分数可以影响总分的提高或降低，所以要使书法为后世赞许，必须在品行上也有个好分数。
孔子自己似乎也近于这个说法，《论语·八佾》记载了他对音乐的批评：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照这说法，美和善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尽美的不一定尽善，而最好的艺术品应该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尽美又尽善。
明代·王铎《临唐太宗帖》
绫本，立轴，墨书，252x50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这一种二元说法，在逻辑上是不容易站稳的。因为一旦把善和美并提，就必然要排斥美而不善的艺术。因为美而不善的艺术，从道德立场看要比不美又不善的艺术更为有害。美的标准终成从属，失其独立的价值。项穆即持此意见，并且沿着这推理走到必然的结论，而取消了“美”和“善”的对立，“美”被摄入“善”的观念之中。
夫人灵于万物，心主于百骸，故心之所发，蕴之为道德，显之为经纶，树之为勋猷，立之为节操，宣之为文章，运之为字迹。(《书法雅言·辩体》)
艺术只是“心之所发”“蕴之为道德……运之为字迹”，所以书的价值和人品的价值有着内在的关系，人格必然渗透在各种行为活动里，当然也渗透在书法创作里，也必然给书法以造型标准以上的精神内容，使书法得到更基本也更丰富的存在意义。如陆九渊所说：“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是理。”(《陆象山全集》卷三十四)于是艺术活动变成道德活动，艺术家变成道德家。
明 张瑞图《中湖寺诗》
绢本，墨书，49x189.7厘米
弗利尔美术馆藏
这问题在西方美学也有。柏拉图的看法接近项穆，“内容的善是唯一的标准”。在柏拉图看来，斯巴达的立法者莱科勾和雅典的立法者梭伦是伟大的诗人，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就是伟大的诗篇，荷马也不能与之相比，写漂亮的诗句而无积极内容的诗人必须逐出理想国去。
批评书法而牵涉了道德准则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颇有不少例子，像宋四大家是“蔡苏黄米”还是“苏黄米蔡”，“蔡”是蔡襄还是蔡京，论者往往把人品因素牵人。其他如赵孟頫、张瑞图、王铎等人都因出现气节问题，引起后世对他们的书法评价有不息的争论。严格站在伦理派的理论家，不得不把人品有问题的人物的字也归入排斥之列。
清代·钱大昕《行书七言联》
纸本，130.9x32.4厘米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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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人丨王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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