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王献之《洛神赋玉版十三行》原石拓本对照 2013-10-18 19:40阅读(103)
东晋王献之《洛神赋玉版十三行》原石拓本对照

王献之《洛神赋玉版十三行》原石拓本对照（其一）

王献之法帖旧拓本
王献之生平轶事及书法艺术
王献之得自王羲之亲授。他自幼聪慧敏悟，年少而负盛名，性情狂傲不羁，虽仕途通达而宦情淡薄，一生于书法艺术专情体悟研索，成就卓著。
王献之生平
羲之有七子一女，献子为第七子，其余六子为：玄之、凝之、涣之、肃之、徽之、操之。
王献之降生时，东晋王朝偏安江南已历二十八载，政局相对稳定。献之的父亲羲之早年以秘书郎起家，历任征西将军参军、长史，后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但他平生无意仕进，自称“素无廊庙志”，尤其是感于朝廷积弊日久、吏治黑暗，自己虽有心为生民立命，却无力扶颠持危，故解江州刺史任后，回到建康乌衣巷，研习书艺，教诲子弟，并为年长的儿女操办婚嫁之事。
晋穆帝永和四年(348年)，王羲之应朝廷征召，拜为护军将军。护军将军是专职武职，统领护军营。羲之上任后，全力整顿护军营弊政，却因触及公卿巨室的利益而受到朝廷上下、豪门大族的非议，无法推行。愤慨之余，他把更多的精力转向书法艺术。在王氏家族，书法乃是“家学”，不仅羲之书法名动朝野，其子玄之、凝之、徽之也习书，凝之已有“善草隶”之誉。这时，献之已长到六七岁，到了学书的年龄，受父兄的影响，也开始学着洒墨挥毫，羲之亲自为他启蒙，教他执笔、运笔之法。《晋书·王献之传》载：“(献之)七八岁时学书，羲之密从后掣其笔不得，叹曰：'此儿后当复有大名。’”在羲之七个郎君中，献之的品貌、才情最为出色，从幼年时起就显露出独特的个性。本传称其“少有盛名，而高迈不羁”。有一次，羲之的几个门客在作樗蒲之戏(古代的一种游戏，类乎后世的掷骰子)，献之从旁经过，看出其中一人将输，便说了一句“南风不竞”(语出《左传·襄公十八年》，意指此人将输)。门客见他年少，就随口说：小郎君你这是管中窥豹，只见一斑。献之明白门客是轻视自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远惭荀奉倩，近愧刘真长。”生气地走了。荀奉倩是三国时曹操谋士荀*的儿子荀粲，乃世家名门子弟，眼界之高，后代少有其比。刘真长则是羲之的好友刘*，人品俊逸，选尚公主，时任吴兴太守，他因为个人条件优越，只和有名望的人交往。献之举此二人以表示自己身为名门子弟，竟然和俗人说话，真是太惭愧了。
另有一次，王献之与兄徽之、操之一起去拜见谢安。徽之、操之喋喋不休地说着家居俗事，献之则除了问候以外，少言寡语。献之弟兄走后，门客问谢安王氏弟兄哪个更好些，谢安回答说：“小者佳。”门客问其故，谢安说：“吉人之辞寡，以其少言，故知之。”(《晋书·王献之传》)
王献之少时，为人恬淡，遇事沉着稳重而有主见。《晋书·王献之传》载：“(献之)尝与徽之共处一室，忽然火发，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献之神色怡然，徐呼左右扶出。夜卧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盗物都尽。献之徐曰：'偷儿，青毡我家旧物，可特置之。’群偷惊走。”
永和七年(351年)，王羲之出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初莅郡，公务繁杂，难得有闲指导献之读书习字。但生长在书法世家，耳濡目染，加上天生具备习书的秉赋，献之书艺进境极快。刘宋虞《论书表》记载了献之幼年习书的一件事：“子敬出戏，见北馆新泥垩壁白净。子敬取帚沾泥汁书方丈一字，观者如市。羲之见，叹美，问所作，答云：'七郎。’羲之作书与亲故云：'子敬飞白大有意。’是因于此壁也。”
由于早有令名，十岁的献之参加了永和九年三月的兰亭修禊，因年幼未作诗也未罚酒。但这种文人盛会对他的成长给予了积极的影响。
永和十一年(355年)，王羲之称病去郡，誓墓不仕。这对他几个儿子的生活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一则琅邪王氏虽然没有了王导在世时的威势，但仍然是侨姓第一大族，献之的叔父王彪之、舅父郗、郗昙仍在政坛上有显赫的地位；再则，羲之早有隐退之志，在会稽国的剡县、上虞、诸暨、山阴一带置了田产，足以维持一家优裕的生活。
王羲之去官后，住在蕺山的别业中，优游山林，闲适恬淡，有了更多的时间指导献之习书。献之日夕修习，书艺突飞猛进。王羲之对人介绍献之的书法时，曾称其“咄咄逼人”。他在谢奉处书于材上的字，被谢家收而藏之，珍同羲之书。(事见刘宋虞《论书表》)此时的献之，仅是十余岁的少年。而羲之二十七八岁任临川太守时所写的字，还被陶弘景称为“不足观”，可见献之习书天赋之高。
王羲之在去世前一二年写信给好友、益州刺史周抚说：自己没有其他心事了，只有最小的儿子还没有完婚，正在为他物色。是时，献之年方弱冠，人物出众，已经很有名气。晋代品评士人的标准，特别注重容貌风度，总称之为“风流”。在羲之、献之生活的时代，“凡称风流者，皆举王、刘为宗焉”(《世说新语·品藻》刘孝标注引徐广《晋纪》)。王、刘，指王与刘。献之的风流，人们常与刘相比。
谢安曾说王献之仅次于刘。献之风流既为“一时之冠”，自然要娶名门之女。献之舅父郗昙的女儿道茂，稍长于献之，美妍贞静，待字闺中。献之对其颇有“好”之意，羲之乃代其托人向郗昙求婚，其中一封书帖云：“中郎女颇有所向不?”
今时婚对，自不可复得。仆往意，君颇论不大都比亦当在君耶！郗昙于穆帝升平二年(358年)八月升任北中郎将、持节，都督徐兖青幽扬五州诸军事、徐兖二州刺史。羲之书帖称郗道茂为中郎女，求婚当是升平二年以后的事。献之与道茂成婚的时间，史籍没有记载。但是，允婚后，需要经过问名、纳采等繁复的程序，成婚时间当在升平四年(360年)初，郗昙未能参加婚礼而由郗代为主持。早在升平三年(359年)十月，郗昙和西中郎将、监司豫冀并四州诸军事、豫州刺史谢万一同北上，征讨慕容氏建立的前燕，行军到涡水、颍水之间时，郗昙因病退屯彭城，影响到谢万，全军溃散，郗昙因此降职为建武将军。此后，郗昙病情一直很重，献之、道茂成婚不到一年即病故。
升平五年(361年)，郗道茂生一女，取名玉润，不久即因病夭折，这使羲之大为悲痛，身体每况愈下，未几也去世。
王羲之晚年虽然誓墓不仕，却并不禁止儿子出仕。凝之、肃之、操之和徽之早已出仕为官。献之成婚后，也以州主簿(此从《晋书》本传。当时州、郡均置主簿。会稽属扬州，扬州刺史乃与其父“情好不协”的王述，王献之似不应赴扬州任主簿，而应任会稽郡主簿。)的官职步入仕途。献之任职不久，羲之去世，乃遵制丁艰守丧二年零三个月。
王献之有文集传世，始见于《隋书·经籍志》“集部”中“晋东阳太守袁宏集十五卷”下有注云：“《金紫光禄大夫王献之集》十卷、录一卷……亡。”此文集编成于何时，不可考。称王献之为“金紫光禄大夫”有误。考本传，献之因其女神爱为晋安帝皇后，被追赠为侍中、特进、光禄大夫、太宰，未加金紫(金章紫绶)之荣。可断定必非其子孙所编。全集既有十卷之多，则除了片段书信等杂帖以外，还应有奏章及与同僚的完整书信等，惜均已散失。
和王羲之集一样，王献之文集的散佚，大约前后经历两次，一次是梁元帝萧绎承圣三年(544年)西魏军队攻破江陵，元帝以为读书无用，放火烧了收集的图书(包括二王文集及书帖)十四万余卷。然而王献之文集或书帖，仍有收藏于会稽、建康一带的，经陈、隋两代收集，达十卷之多。另一次是唐武德五年(622年)，李世民派人运观文殿、妙楷台、宝迹台的藏书去长安，在三门底柱沉船漂没。《隋书·经籍志》下注曰“亡”，说明王献之集全沉于黄河中，因此《新唐书·艺文志》未见著录。唐贞观十三年(639年)，太宗下令收二王书，只说得到大王(羲之)书(法)218卷，而未提得到小王(献之)书(法)。
但是，王献之尚有遗文(以帖为主)藏于民间。《二王等书录》即称“二王书中，多有伪迹，好事所蓄，尤宜精审”。最早著录王献之文(无诗)的是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十，题为《大令书语》，计十六条，其中最短的只有二字：“如省”。宋刻《淳化阁帖》收有《相迎帖》等76帖，所收最多。
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在《王献之集题词》中说：“法书简帖，间有伪书。翰墨足传，字贵尺壁。大文绝少，独表明安石(谢安)，言得其平。”此集共收书二、疏一、表一、墓志一(《保母志》)、诗二(《桃叶歌》二首)、杂帖八十七(其中《辞中书令》，《全晋文》作《辞中书令与州将书》。考此官尊贵，即使辞官，也应向皇帝辞，不能向州将辞，疑非献之作。又，《保母志》，后人也有疑为伪作的)。严可均辑《全晋文》收书、疏、墓志与《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同，惟多《进书诀表》，杂帖为85条，剔出了王羲之帖误收入王献之集的几条。
王献之在诸兄弟中，宦情最为淡薄。《世说新语·品藻》记述：“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赏《高士传》人及《赞》，子敬赏'井丹高洁’，子猷云：'未若长卿慢世。’”献之赞赏的井丹，《高士传》中对此人的《赞》语是“井丹高洁，不慕荣贵”。长卿即司马相如，《赞》语是'长卿慢世，越礼自放’。献之欣赏井丹的不慕荣贵。献之为宦多年，从不计较官品的高低，也不孜孜营求高官。他不以从政为要务，一生执著于书艺的进境，自信而高傲。谢安曾问献之，其书法与父亲羲之比，谁的更好。献之含蓄地表明，自己的成就并不比父亲差。谢安说，人家并不那样看呢。献之回答，普通人哪懂得这个。
王献之的高傲近乎狂妄。在吴郡，大族顾辟疆家有个花园很出名，他不认识花园主人，却坐着小轿子入园游历了一番。主人正在宴客，献之旁若无人，视而不见。主人大怒，说：对主人傲慢，不礼貌；凭着门第高贵，对士人摆架子，是不讲道义。不具备这两者，简直是个为人所不齿的“伧”。命令手下人把献之的从人赶了出去，让他自己留在轿子上。(事见《世说新语·简傲》。)过了一段时间，献之不见从人回来，便要求主人把自己连轿子送到门外，还表现出“怡然不屑”。王献之聪明、稳重、沉着，又自恃门第高贵，恃才傲物。这种性格，不适宜为官，然而却使其艺术个性得到充分的张扬，最终成为一代书法大师。
献之居丧期间，为求安静，在郡城南三十里云门山中置了一所宅第(王献之宅在云门山，最早的记载应是唐代杜甫的《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若耶溪，云门寺，吾独何为在泥滓?青鞋布袜从此始。”赵宋《嘉泰会稽志》载：“淳化寺(宋时的名称)在县南三十里，中书令王子敬所居也。义熙三年，有五色祥云现，安帝诏建云门寺。”唐诗人严维《送鲍侍御宿云门》开头一句便是：“中令(献之曾任中书令)遗踪在”。僧灵一《招皇甫冉游云门寺》诗中也提到此事：“春山子敬宅，古木谢敷家”。与妻子郗氏安宁度日。这时，王彪之以镇军将军、加散骑常侍任会稽内史，已经六七年(《晋书·王彪之传》：“以王彪之为镇军将军、会稽内史、加散骑常侍。居郡八年，豪右敛迹。”后于哀帝兴宁三年(三六五年)初被免职。逆推王彪之任会稽内史当为升平二年至兴宁三年(358年-365年)间事。其前任为江，江的前任为王羲之。)。彪之从尚书仆射改任地方官，会稽王司马昱非常信任他，献之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守丧、奉母、读书、习字。
哀帝司马丕兴宁二年(364年)初，服丧期满，王献之仍回到州主簿任上。兴宁三年二月，哀帝卒，因为无子，奉皇太后诏，立其弟琅邪王司马奕为帝(后被桓温所废，史称海西公)。辅政的会稽王司马昱改封为琅邪王。此时，王彪之因为得罪了大司马桓温，被免职下狱，司马昱便借新皇帝即位、大赦天下的机会，免彪之罪，降职为尚书，调到建康。十二月升任尚书仆射。王彪之升任尚书仆射时，设法将王献之调到朝中，转任秘书郎。这时，王导的长子王悦、次子王恬、三子王洽、四子王协都已去世，献之的堂弟王珉尚在建康，于是献之便住进乌衣巷大宅中。
珉都善书法，秘书郎本无多少秘阁书籍可校，献之得以日夕与两位堂弟切磋书艺。
第二年，改元“太和”。王献之由秘书郎升秘书丞，其准确时间难以考出，大致在太和元年、二年(366年、367年)前后。这是因为，秘书郎虽然定例设置四员，但因为是清要之官，任此官容易升迁，所以名门子弟不出仕则已，一出仕就争着以秘书郎为起家官。所以，一般此官任职不长即可升迁，以便空出缺来，递补他人。王献之任此职的时间必然不会太长。
秘书丞和秘书郎同为六品官。秘书监(三品)下面只设一员秘书丞处理日常政务，比起秘书郎来，其任期较长而且相对稳定。
此时，北方新兴的前秦正在逐次侵占前燕的疆土，东晋大司马桓温的部下，只偶而在南阳郡与投降前燕的赵亿有些小冲突。前燕自慕容恪死去，已无力南下淮河一带骚扰。桓温虽然有取代晋室皇帝的野心，却还没有把一切布置就绪，未敢妄动，因此江左一带政局相对平静。

王献之《十三行》拓本并原石（其二）
王献之联姻帝室
王羲之的老友谢安，从王献之幼年时便欣赏他的书法。如今献之风度翩翩，不少朝臣比之为当年的刘真长。谢安想将他招致身边任职，无奈秘书监孙盛很欣赏王献之，不愿将他调出。此时，朝中政局有了变化。海西公太和四年(369年)，大司马桓温得到了京口(今江苏镇江市)镇将徐兖二州刺史郗的辞职书(该书由郗的儿子郗超秉承桓温的意旨代写)，大喜，调郗为冠军将军、会稽内史，自己兼任徐兖二州刺史。四月，桓温从姑孰出兵征伐前燕，六月抵金乡，接着攻下湖陆、黄墟、高平、林渚，一直到了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吓得燕主慕容要北逃和龙(今辽宁朝阳县)。九月，桓温因粮草接济不上，不得不退兵。燕兵乘机追击，桓温兵马大败。年底，退回建康附近的长江以北。太和五年(370年)十一月，前秦苻坚、王猛攻下邺城，慕容逃亡中被擒，前燕亡。桓温因为枋头大败的影响，威望降低，乃用郗超之计，废皇帝以立威。太和六年(371年)十一月，将皇帝废为东海王，立丞相会稽王司马昱为帝(即简文帝)，改元'咸安’。十二月，桓温又改废帝东海王为海西县公。简文帝慑于桓温的淫威，终日自危，闷闷不乐，即位不到一年便因病辞世。在王彪之主持下，太子司马曜即位，这便是孝武皇帝。
桓温称帝不成，亦未能如愿摄政，后病重身亡。死前对后事作了安排。他自知世子桓熙无能，便把兵权交给了最能干的弟弟桓冲。四弟桓秘不服，联合桓温的儿子桓熙、桓济等密谋夺回兵权。桓冲得到消息，在桓温刚一死去时，即拘禁了秘、熙、济三人，并上奏朝廷，废黜了桓秘，将桓熙、桓济流放到长沙。
孝武皇帝即位不久，就下诏王献之尚新安公主(一作余姚公主，程炎震以为“新安”为追封之号)。尚公主以前，必须先与妻子离婚。新安公主是简文帝的第三女，名道福。母亲徐淑媛，因德美受宠幸，但无子，不能立为皇后。公主长大后，嫁给桓温次子桓济。桓济因夺兵权失败，被禁锢在长沙，爵位撤销。于是，新安公主在太皇太后支持下，与桓济离婚，拟欲再嫁。她仰慕献之的风流蕴藉，因而在祖母面前表示，非王献之不嫁。
从东晋到南朝，不少士人怕尚公主。王献之与郗道茂恬淡自甘、唱随自乐，加上自己宦情淡薄，并不想借驸马的身份升迁，因此，不愿与郗道茂离婚，更不愿尚新安公主。为了反抗，献之假称足疾，用艾灸足，以致走路一瘸一拐，但仍无用处。太皇太后以皇帝的名义，下诏王献之尚新安公主。献之被迫与郗道茂离婚，娶新安公主司马道福。
不久，谢安升任尚书仆射，加后将军，领吏部，调献之为军府长史。太元元年(376年)，谢安任中书监、录尚书事，公务繁忙，便将军府大事委托长史代办，可献之婚姻既不如意，又无心升迁，因此整日埋头于书法。孝武帝太元三年(378年)七月，宫中新建太极殿落成，需题匾。谢安意欲让王献之题字，“以为万代宝”，便试探着对他说：“魏时凌云殿榜未题，而匠者误钉之，不可下。乃使韦仲将悬橙书之。比讫，须鬓尽白，裁余气息。还语子弟，宜绝此法。”(后两句《世说新语·巧艺》作：“因敕儿孙，勿复学书。”)献之明白他的意思，严肃地回答：“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长。”(《晋书·王献之传》)，谢安并不强迫王献之承诺书榜。不久，献之辞去后将军长史之职。
辞长史后转任何官，史籍缺载。但他仍然是六品的驸马都尉，只是更加清闲。太元五年(380年)，谢安进号卫将军，仪同三司，仍带司徒原官。卫将军与骠骑、车骑及大将军同为二品官，品秩高于尚书令和中书监、令。谢安于是又请献之任长史。献之不擅长治军，好在军府还有司马等掾属，繁剧之事有人办理。他仍然像第一次任长史一样，拿出更多时间专心研习书法。不久，王献之升任建威将军、吴兴太守。
郡太守带将军号，官居四品。吴兴是扬州四个大郡(其它三郡是吴郡、丹阳和会稽)之一，又是鱼米之乡，虽然租赋苛重，比起其他诸郡，仍属富庶之地。在当时，生活不算富裕的京官，为了养活一家人，都争做这四郡的太守。
吴兴郡署与乌程县衙同城，县令羊不疑是泰山郡羊氏后人，不疑有子名欣，字敬元。王献之守吴兴时，羊欣已经十二岁(刘宋虞《论书表》记此事发生在羊欣十五六岁时。今据李长路、王玉池《王羲之王献之年表与东晋大事记》的考证订误，定为十二岁时事。)，不但喜爱书法，而且小有名气。一次，献之去县衙，专门到羊欣的书斋看了看，见这位郎君正在昼寝，身穿白色的绢裙，鲜洁可爱，于是书兴大发，提笔在他裙上、裙带上疾书。羊欣醒后，大为高兴，当作宝贝收藏起来，后进献给了皇帝。从此，羊欣成为献之的入室弟子。《述书赋》记此事：“敬元则亲得法于子敬，虽时移而间出。手稽无方，心敏奥术，宁磅礴而不忘本分，纵横而粗得师骨。”这里仅说羊欣'粗得师骨’。张怀瓘《书断》则称：“师资大令(指献之)，时亦众矣……若亲承妙旨，入于室者，惟独此公(指羊欣)。”又说：“沈约云：'敬元尤善于隶书，子敬之后，可以独步。时人云：买王得羊，不失所望。今大令书中风神怯者，往往是羊也。’”
太元八年(383年)，王献之升任中书令。此官职初由汉武帝设立时，并非要职。至曹魏文帝，中书令开始典机密大事，并加设中书监(令、监均为三品)，同领中书省。因为职掌发布诏令，接近皇帝，故而权重位显。可是献之无意仕途，又觉得自己从六品的长史，六七年间就升至此位，初始不敢接任(《全晋文》卷二十七，有王献之《辞尚书令与州将书》，疑为辞中书令之误。因为史籍没有任命他为尚书令的记载。故将王献之任中书令的时间系在太元八年(一说为太元十年)。)。力辞未果便上表推荐御弟琅邪王司马道子任中书监。献之并不知道司马道子志不在此，以他的身份，他想攫取更高的权力。不久，诏书颁下：“以琅邪王道子录尚书六条事”。这一年，前秦苻坚起大军伐东晋，江东大震。谢安令谢石、谢玄等迎敌，战于淝水，大败苻坚。谢安乘机北伐，收复洛阳及青、兖、徐、豫等州，并进而收复了黎阳(今河南浚县)。但是司马道子忌谢氏势力，谢安遭排挤，出镇广陵的步丘(今江苏邵伯)。
由于司马道子弄权，朝政混乱，中书令形同虚设。尽管王献之不甚理公事，也感到苦闷。太元九年(三八四年)，即献之任中书令的第二年，公主生了个女儿，取名神爱。是年，献之年四十一，尚无子嗣，便纳妾桃叶(一说王献之纳一对姐妹为妾，即桃叶、桃根。关于桃根，另有一种说法，见梁费昶《行路难》：“君不见长安客舍门，娼家少女名桃根。”)。桃叶的母家住在秦淮河以南，她时常回家，献之则常去江边迎送，于是传下两首《桃叶歌》：
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
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
桃叶复桃叶，桃叶连桃根。
相怜两乐事，独使我殷勤。
献之一直没有忘记郗道茂，也一直对被迫离婚抱有歉意。在献之留下的为数不多的杂帖中，有数帖与她有关。如一帖似是离婚前写给亲友的，很简短：“令外甥知问，郗新妇(疾)更笃，忧虑深!”另一帖字数稍多：“新妇服地黄汤来，似减。眠食尚未佳，忧悬不去心。君等前所论事，想必及。谢生未还，可尔。进退不可解，吾当书问也。”还有一帖明显是离婚之后，献之忏悔及追忆当年“奉对”时的感情了。虽然离了婚，表姐表弟的关系还在，所以献之不称新妇，而改称姊。这是一封无头无尾的信：“虽奉对积年，可以为尽日之欢。常苦不尽触额之畅。方欲与姊极当年之匹，以之偕老，岂谓乖别至此!诸怀怅塞实深，当复何由日夕见姊耶?俯仰悲咽，实无已已，惟当绝气耳!”(三帖均见于《全晋文》卷二十七)
郗道茂与王献之离婚后，誓不再嫁，回到会稽依伯父居住。
太元十年(385年)，谢安去世。谢安主持的淝水之战，在前秦苻坚数十万大军压境之下，取得胜利，保全了东晋江山，但是，朝廷在司马道子的操纵之下，给予谢安的丧葬礼仪和规格，却不太隆重，使得不大过问朝政的王献之也大感不平。他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上疏为其论争：
故太傅臣安，少振玄风，道誉洋溢。弱冠遐栖，则契齐箕皓，应运释褐，而王猷允塞。及至载宣威灵，强猾消殄。功勋既融，投高让。且服事先帝，眷隆布衣。陛下践阼，阳秋尚富，尽心竭智，以辅圣明。考其潜跃始终，事情缱绻，实大晋之隽辅，义笃于曩臣矣。伏惟陛下，留心宗臣，澄神于省察。及葬，孝武帝遂加安殊礼。
没过多久，献之就病了。因为他也服寒食散，再加灸足留下了后遗症，所以，年仅四十余岁便如同羲之晚年一样，病痛缠身。献之书帖中常提到患病的事：
忽动小行，多，昼夜十三四起，所去多，又风不差，脚更肿。转欲书疏，自不可已。惟绝叹于人理耳!……
献之白：奉承问，近雪寒，患面疼肿，脚中更急痛，兼少下……
……仆大都小佳，然疾根聚在右髀。脚重痛，不得转动。左脚又肿，疾候极是不佳。幸食眠意事为复可可，冀非臧病耳。
廿九日献之白：昨遂不奉别，怅恨深。体中复何如?弟甚顿。匆匆不具。献之再拜。
日寒凉，得告，承诸恶(下有缺文)。复灸极当惨痛悲灼。仆病正自不差，疾久自日深……
太元十一年(386年)，献之病笃。哥哥徽之见此忧心如焚。他听术人说，“人命应终，而有生人乐代者，则死者可生”，竟信而欲替小弟去死。家人照例依天师道的习惯，替献之向三官(道教初期的支派太平道、五斗米道和天师道奉天、地、水为三神，也称三官)上章，自诉平生过错。献之的神智甚为清醒，回答说，除了与郗家离婚之外，没有其他过错。不久，就去世了。享年四十三岁。
在献之的几个哥哥中，肃之的事不可考。凝之时在江州刺史任上，不能归丧。操之时任尚书，在建康。徽之也在患病，本已离开建康，几天不得献之的消息，便乘肩舆去献之家，方知献之已病逝。他默然坐在灵床上，取来献之的琴，弹而不成调，便把琴摔到地上，大声说：“子敬，子敬，人琴俱亡。”一下子哭得昏死过去。回家月余也伤心离世了。
新安公主以后的情况，史籍缺载。从其死后谥为“愍”看，可能也未能活多久。女儿神爱，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十三岁时被太子司马德宗纳为妃，及司马德宗即位，立为皇后。父以女贵，王献之被追赠为侍中、特进、光禄大夫、太宰，谥曰“宪”。献之无子，过继操之的儿子静之(一作“靖之”)为嗣。献之死后，堂弟珉继任中书令，后世习称献之为大令，王珉为小令。
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孙恩起兵于会稽郡，时任会稽内史的王凝之因城破而被杀。孙恩起兵，琅邪王氏中受到打击最大的是王羲之这一支。因为他们的庄园都在“东中”，田土、仓廪、财产尽失，奴客几乎全部逃散。除了凝之几乎满门被杀以外，其他几位郎君的后代，即使逃过了死劫，也大都式微了。到南北朝时代，落户在建康附近的王导、王彬的后裔，还活跃在政坛上，而王羲之后人则已默默无闻，史籍缺载。
但是，真正的艺术的传衍，不会因家族的衰亡而湮灭。王徽之七世孙智永和尚，继承祖业，以书法名世，他的受业弟子虞世南、欧阳询，成为唐代书法开山之祖。在他们的影响下，书法艺术又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
王献之艺术成就
中国的书法艺术，在东晋出现了两位杰出的大家，一位是书圣王羲之，另一位是他的儿子王献之。他们以鼎革汉魏以来的旧体为己任，以王羲之开始，以王献之告终。王献之敏悟通变，在父亲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以流美恣逸的书风影响后世，为“魏晋风韵”增添了不可或缺的一笔，从而赢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和声望。
一、发展创新
王献之的书法艺术，承继父风而发展创新，别树一帜。早在他年轻时，创新意识就非常强。唐张怀瓘《书议》载：“子敬年十五六时，尝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一)王献之对古体——章草不满，认为它不够潇洒、舒展(未能宏逸)，而且有些局促、胶着(局而执)；(二)提出应该变革和变革的合理性(法既不定，事贵变通)；(三)提出了变革创新的方向和道路，即“穷伪略之理(简化屈折，使笔画较为单纯)，极草纵之致(表现草书姿纵的情趣)，不若稿、行之间(采用草稿和行书之间的体式)”，并且劝其父不应再用旧体教他，应改变体式。王献之不仅提出改革方案，从书迹看，他也确实实践了自己的理论，创出自己的“破体”——行草体。
所谓“破体”(又称“大令体”)，就是打破楷书、行书、草书的界限，以行书为主，偏于楷的为“行楷”，偏于草的为“行草”。这种书体，既有楷书的工稳，又有草书的流畅，书写者可以有自己的偏好，亦可发挥自己的特长，给书写者留有极大的驰骋艺术才能的天地。唐张怀瓘《书断》说：“子敬之不逮真，亦劣章草，然观其行、草之会，则神勇盖世，况之于父，犹拟抗衡，比之钟张，虽敌，仍有擒盖之势。”献之性格比其父更加放达豪爽，反映到书法上就更加开张超逸，于是创出“破体”新书体，使行书体系在“二王”手中充实完善起来。唐张怀瓘对这种行草新体曾有比较中肯的评价：“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书议》)。王献之破体的代表作，一是行楷《廿九日帖》，一是行草《鸭头丸帖》。《廿九日帖》首行开笔的“廿九日”三字为行楷书，第四字便转为行草书，笔势连属，第三行“献之再拜”四字，一笔贯通而行，优游疏爽，形势宏逸。全幅楷、行、草相间，但却配合协调、自然。《鸭头丸帖》开头三字为行书，行笔较缓，往下行笔加快，或三字或两字相连属，均为草书。字与字、行与行中间常留较大空白，给人以形断意连的感觉。
王献之在书法上的又一大贡献，是创立了“一笔书”，使草书成为书法艺术中最富表现力的书体。(详见下文)

王献之《忽动帖》
二、“二王”异同
王氏父子出生望族，受过良好的书法教育，有着相同的家学传统，又都受到晋人崇尚的玄学的熏陶，因此有不少相同之处，最主要的一点是与东晋其他名士一样，清真超逸，出尘脱俗，率性而行，无拘无束。“二王”怀着这种心态、精神、风度去进行书法创作，必然会冲破陈规旧俗的束缚，不拘于法，使作品呈现出潇洒之美。明王世贞评价王献之书法说：“太令书神情散朗，姿态超逸，有御风飧霞之气，令人作天际真人想。”(《艺苑卮言·附录·淳化阁帖十跋》)这是人格与书风的统一。潇洒风流是“二王”思想面貌的写照，也是他们书法的艺术风格。
从美学角度审视，则“二王”书法都属于秀美(阴柔之美)一路，两晋南北朝用“媚”进行品评概括。清代王澍在《虚舟题跋》中说：“羲之书《兰亭》，破坏秦汉浑古风格，为后世妍媚者开前路。”王献之书法艺术在“媚”这一点上有发展。羊欣在《采古来能书人名》中评其书法云：“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道家崇尚阴柔之美，东晋时代大多数名士、文人信仰道教，所以'媚’是很高的审美评价。以“媚”著称的“二王”书法世代相传，流芳千载。
由于“二王”各自的经历、境遇不同(如羲之仕途多舛，而献之仕途通达)，性格不同(献之比其父更放达、整峻)，所处时代的审美趣味不同(献之同代人“爱妍薄质”)，所以，二人的书法又有不少差别。今人王玉池认为，献之和乃父比较，执笔方法、运笔方法都不相同，故风格也不同。
(一)执笔方法不同。
羲之从后掣献之笔不脱的故事，《论书表》、《书断》和《六体书论》都有记载。《六体书论》所记特别值得注意：“献之年甫五岁，羲之奇其把笔，乃潜后掣之不脱。幼得其法，此盖生而知之。”从“二王”书迹看，其执笔法确有不同，献之把笔较羲之灵活。
(二)运笔方法不同。
宋代米芾提出“右军中含，大令外拓”说。元代袁裒在《评书》中说得更具体，直到现在，多数人还用其说法。原文是：“汉魏以降，书虽不同，大抵皆有分隶余风，故其体质高古。及至二王使复大变。右军用笔内擪而收敛，故森严而有法度；大令用笔外拓而开廓，故散朗而多姿。”什么是内擪?沈尹默在《书法论丛》中说：“要用内擪法，必须凝神、静气，一心一意地注意到纸上的笔毫，在每一点画的中线上，不断地起伏顿挫着往来行动，使毫摄墨，不令溢出画外，务求骨气十足，刚劲不挠。”王玉池解释说，'内擪侧重于表现一笔画之内的上下运动，有向内收敛勿向外拓展之意；“外拓”则侧重一笔画向笔画之外的上下左右运动，即向外部扩展。内擪法着重于点画之内的丰富变化，写出的笔画浑劲、婉通、劲健；外拓法尤长于点画向外部推进时的形态，写出的笔画雄强、舒展，气血充沛。从传世书迹看，以羲之《姨母帖》和献之《廿九日帖》比较，以小王《中秋帖》与大王《丧乱帖》对比，以上特征都可以得到印证。
(三)字势、章法上的差别。
大王和小王比较，大王还存在若干古意或称隶书笔意，如行书《姨母帖》。而小王纯用今体，彻底去掉了隶书笔意。其草书一律为典型的今草(除有意写章草的个别书作外)，不再有隶书遗意。他的行楷书《廿九日帖》中的许多字和后来魏碑中的写法无异，是一种不再有隶书笔意的成熟楷体。
王献之书法的又一特点是笔势连属，注重整体效果。张怀瓘在评价张芝的草书时说：“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惟王子敬明其深指，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世称一笔书者。”(《书断》)如《十二月帖》，虽属行草，而全篇三十二字，竟有二十四字相连。米芾曾亲见《十二月帖》墨迹本，他赞赏说：“大令《十二月帖》，运笔如火箸划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书史》)羲之书作虽也有连字，但数量不多。另外，献之书法很注重整体效果，注意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小楷《洛神赋》，虽字未连，但字间相互顾盼，行间错落有致，呈现出整体的美。
“一笔书”是今草的特有现象，实始于王献之，而完美于唐代的张旭。有书论称“一笔书”始于汉末的张芝，是不对的。张芝的时代是章草渐趋成熟的时代，今草只处于萌芽状态，今草的书体并未确立，不可能出现“一笔书”。
(四)风格不同。
“二王”书法总体风格是潇洒风流，但由于二人性格不同，在执笔运笔、章法布局上有差异，因此由这些不同所形成的个人风格面貌又有区别。总的说来，献之的风格是超迈骏爽，妍媚流便，其父书风则较含蓄蕴藉，刚健中正。张怀瓘评价为：“若逸气纵横，则羲谢于献；若簪裾礼乐，则献不继羲。”(《书断》)又称：“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书议》)南唐后主李煜说：子敬俱得右军之体而失于惊急，无蕴藉态度。宋蔡襄称：“大令、右军法虽同，其放肆豪迈，大令差异古人。”米芾说：“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
献之的书风骏爽、流便，有技法上的原因，更有个人性格和时代审美要求的因素。献之“高迈不羁”、桀骜不驯的性格和超人的胆略，反映到书法上，必然是骏迈豪爽，淋漓尽致。再者，他所创造的沉着痛快、流便妍媚的书风，也正符合当时人“爱妍薄质”的审美趣味，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
献之在羲之之后，创造了书法艺术新的审美典型，对后世影响很大。但从总体来看，小王由于英年早逝，书艺尚未达到羲之那样的化境。羲之被尊崇为“书圣”，在文化史上的贡献与影响比献之大。羲之可以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献之的知名度则略逊于乃父。              （佚名）

王献之《廿十九日帖》

王献之《十二月帖》（墨迹与拓本）

王献之《相过帖》

王献之《鸭头丸帖》

王献之《中秋帖》

王献之《东山帖》

王献之《新妇地黄汤帖》，唐人摹本，纵25.3厘米，横24.0厘米。日本东京台东区书道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