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平
唐诗是中国文学艺术的瑰宝，是具有典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遗产。作为中国诗歌的顶峰时期，唐代诗歌数量巨大，诗人众多，名篇灿若星河，大家高矗如峰。唐代士人盛行漫游之风，神州大地几乎无处不至，因而形成众多诗歌之路，其中浙东诗路可谓热线。据唐诗之路的倡导者竺岳兵先生研究，唐代曾有400多位诗人到过浙东，与之相关、流传至今的诗歌多达1500多首。唐代诗人或寻仙求佛，或仕宦访友，或游山玩水，足迹遍布浙东七州，渐渐形成了一条以诗歌为代表的山水人文之路。唐代诗路众多，如连接长安、洛阳的两京诗路，由长安到荆楚的南北诗路，由中原到西北的西域诗路，贯通南北的运河诗路，绵延千里的蜀道诗路，千帆竞发的海上诗路等。在众多诗路中，浙东唐诗之路的概念提出最早，研究最深，影响也最广，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正如启功先生诗歌所赞的“一路山川谐雅韵，千岩万壑胜丝绸”。浙东唐诗之路本质上是怡情修心的出世之路，西域诗路、两京诗路则是立功塞外、奔波仕途的入世之路。浙东诗路与西域诗路分别构成唐代山水田园诗、边塞诗的大动脉，东南与西北遥相呼应，为唐诗登上中国文学的顶峰作出了重大贡献。
天台山在浙东唐诗之路中占有中心地位。首先，天台山是隋唐时期的宗教圣地，浙东唐诗之路的文化顶点。李白《天台晓望》云：“天台邻四明，华顶高百越。”从地理意义来说，百越地区海拔高于天台山的山峰比比皆是，他是从文化意义高度评价天台山。天台山在东晋南朝时期就是佛教圣地，尤其是陈隋之际的智顗创立第一个中国化佛教宗派天台宗以来，天台山是隋唐前期名副其实的佛教第一名山。而初盛唐时期，活跃于朝野的道教大师司马承祯，更是以三代帝师的身份掌握着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天台山作为宗教领袖的长期活动地区，毫无疑问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司马承祯对李白有知遇之恩，李白认为对方修道所在地高踞百越之巅，很正常。
其次，天台山是唐诗之路的主要目的地与精华所在。初唐宋之问《灵隐寺》在大段铺叙灵隐寺所见风光后还嫌不足，篇末以“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来表达对天台石梁的热切向往之情。盛唐孟浩然《舟中晓望》云：“问我今何去？天台访石桥。”既表明观瞻天台石梁是此行最终目的，也表明它是浙东诗路的标志和最响亮的音符。天台山相关著名景点，唐代诗人几乎全部写到了，如国清寺、桐柏宫、赤城山、琼台、寒岩、明岩、灵溪、桃源等地，可谓字字珠玑，篇篇琳琅。这些优美的诗歌充分揭示了天台山的天成之美，神秀之韵。
第三，天台山是唐代诗人旅行的一大热点话题。据地方学者考证，到过天台山的唐代诗人250位、诗作1122首，分别占了浙东唐诗之路总数的62%和74%左右。唐代多位著名诗人与之结下不解之缘，如初唐诗人陈子昂、杨炯，盛唐诗人李白、杜甫、王昌龄、孟浩然，中唐诗人白居易、韩愈、刘禹锡、李贺，晚唐诗人李商隐、杜牧、项斯等等，名诗名作数不胜数。其中诗仙李白四游越地，二上天台，多篇诗作倾注了对天台山的热爱与赞美。其好友孟浩然有二三十首诗歌与浙东唐诗之路相关，其中《舟中晓望》《寻天台山》等皆为名篇。诗圣杜甫与被唐玄宗誉为“诗书画三绝”的郑虔交往甚笃，在郑被贬台州后，作有多首诗歌表达挂念之情，其中“台州地阔海冥冥，云水长和岛屿青。乱后故人双别泪，春深逐客一浮萍”，感人至深。学界很多人都认为杜甫没有来过天台山，但复旦大学查屏球教授研究杜甫《壮游》后以为：“他在姑苏台已准备航海，又说渡浙，应是由苏州乘船沿着运河到钱塘江，再渡江入越州，又沿剡溪到天台，再从天台附近入海向北航行，入长江口返回。”（《盛唐诗人江南游历之风与李白独特的地理记忆》）如此，也不能完全排除杜甫未至天台的可能。至于天台山的标志性诗人、和合文化的象征寒山，其创作的300余首诗歌更是其视天台为安身立命之所的证据。
浙东唐诗之路为唐诗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不仅表现在与之相关的诗人与诗歌数量上，而且表现在它对诗人成长的巨大推动作用上。我们试以李白的浙东诗歌加以说明。李白出蜀之前，诗歌风格并不明显。开元十二年（724），诗人“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漫游。其《秋下荆门》一诗表明纯粹的旅游动机：“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他在越地所作的《越女词》《采莲曲》《越中览古》《天台晓望》等诗，洋溢着浓烈的青春热情、浪漫气息与思古之幽情，诗风明秀清新，为其后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诗风奠定了基础。赵昌平先生认为此次吴越之游：“李白似乎已溶漾于这里澄净透明的天光水色、山岚林霭之中，作为他一生创作最个性化的特征——那种对光明晶亮的事物的不懈追求，在蜀中虽或时有所表现，然而吴越山水对他视觉与心灵的强烈冲击，应当具有决定性的分量。”（《李白诗选评》）这就是刘勰《文心雕龙》所称道的得“江山之助”。天宝六载（747），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后，三游越中，其《同友人舟行游台越作》虽有“华顶窥绝溟，蓬壶望超忽”的壮举，但“不知青春度，但怪绿芳歇。空持钓鳌心，从此谢魏阙”，又充满了无端离朝的失意之情，诗风沉郁，意境幽深。与之不同的则是《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人浪漫瑰奇的想象，自由傲岸的精神，汪洋恣肆的才情，都在梦游之中得到淋漓尽致地展示。这首诗感情波澜起伏，章法纵横捭阖，思想神出鬼没，充分体现了“谪仙人”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气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喊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追求自由独立精神的最强音。所谓的“盛唐气象”“少年李白”，在这首诗里表露无遗。天姥山为李白提供了抒情对象，浙东山水是他的洞天福地，对他诗歌艺术的提升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浙东唐诗之路上的诗歌还对唐代两大诗派中的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从写作对象来说，浙东地区地貌丰富，为山水田园诗提供了良好素材。浙江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尤其是浙东地区重峦叠嶂，河网密布，衢江、灵江、甬江、婺江、瓯江、曹娥江等穿境而过，会稽山、雁荡山、四明山、天台山、沃洲山、舟山等雄峙东南。与内陆相比，浙东得天独厚的优势还在于濒临太平洋，明州、台州、温州、越州皆有鱼盐之利，可通商天下。这就催发了中国古代海洋诗歌的产生。从海上看天姥山，是“云霞明灭或可睹”；从天台山看东海，则是“风潮争汹涌，神怪何翕忽”，二者相映成趣。
从抒发感情来说，浙东山水诗几乎不涉及朝市功名，而是着力于修身养性，在旅游中体验“山水以形媚道”的乐趣。这对提高山水诗的品位大有裨益。对于仕途不顺、功名难成的士人来说，浙东山水是抚慰心灵的一剂汤药，而对决意归隐、参悟人生真谛的士人来说，它又是别有一番天地之所在。许浑《早发天台中岩寺度关岭次天姥岑》所谓的“来往天台天姥间，欲求真诀驻衰颜”就是其代表。
从诗风意境来说，浙东山水各具特色，为诗人们建构不同的意境提供了物质条件，而同样的山水在不同诗人笔下呈现的不同意趣，又为考察其不同风格提供了机会。如同样是鉴湖，李白说“镜湖水如月，耶溪女如雪”，杜甫说“鉴湖五月凉，越女天下白”，都关注越女之白皙，这是少年壮游时的第一印象，诗风清丽明快；孟浩然说“不知鲈鱼味，但识鸥鸟情”，抒发的是天人合一两无猜的喜悦，诗风恬淡自然；李频则联想到东汉太守马臻的开掘之功，“自从版筑兴农隙，长与耕耘致岁丰”，致敬为民造福的循吏，诗风庄重厚实。
如果说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六朝诗人，为中国山水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那么唐代以李白、杜甫、孟浩然等为代表的诗人，则为山水诗的兴盛作出了巨大贡献。浙东山水为唐代诗人提供了无穷的艺术灵感和情感寄托，为唐诗登上中国诗歌的顶峰立下了汗马功劳。浙东唐诗之路是中国文学的一道靓丽风景线，是浙江引以为傲的珍贵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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