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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唐诗之路”极大丰富和合文化内涵·台州日报
“浙东唐诗之路”极大丰富和合文化内涵
位于台州主城区的和合公园 包建永摄
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绘
谭其骧所绘唐代浙东图
高 平
浙东唐诗之路是唐代诗人穿越浙东七州而形成的山水人文之路。它与和合文化关系密切,甚至可以说,浙东唐诗之路就是和合之路。如以著名诗人寒山而言,他是诗路上作诗最多的诗人(现存诗300余首),从此意义上来说,寒山是诗路上的第一主角。同时,他还是和合文化的符号(被认为是文殊菩萨的化身),研究寒山诗即研究和合文化。
浙东唐诗之路极大丰富了和合文化的内涵。研究浙东唐诗之路是考察中华和合文化,尤其是天台山和合文化的重要途径。
古今和合厚底蕴
西周思想家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不同事物和合方能生成新事物,同质事物的重复非但不能生成新事物,而且自身也不能继续维持下去。大唐文化煊赫繁荣,是多种因素相互碰撞融合的结果,浙东唐诗之路的形成,也是历史、人文、山水等因缘和合的产物。
从时间维度来说,唐代浙东文化可谓世代累积而成的杰出区域文化。上古时期虞舜的慈孝文化,大禹“人溺己溺”的仁爱文化,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耻感文化,以及汉魏以来的佛道文化、士文化等,如滔滔江河,至唐代冲积而成诗人们赖以歌咏的文化土壤。吴越争霸的西陵,刘阮遇仙的天台,谢氏再起的东山,曲水流觞的兰亭,犹如旖旎而开的一扇扇画屏,无声地诉说着兴亡之感,浪漫之思。诗人至此,无不心潮澎湃,下笔琳琅,遂成千古佳作。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诗人们在此仰望历史的星空,沉思默想,为大唐帝国提供资治明鉴。如李白《越中览古》云:“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越国以卑辞厚币、美女宝器麻痹吴国君臣,并趁其远征中原、国力衰颓之机出兵灭吴,但其成功后并未吸取吴国的教训,又走上了昔日对手灭亡的老路。千年后,诗人站在越王故宫的废墟上,遥想当年破吴归来的将士们铁甲尽去、锦衣新着,宫女们如花似玉、充满殿堂,再看看身边灌木荒草、断壁残垣间偶尔飞起的鹧鸪,如何不感慨系之?晚唐罗隐《西施》亦云:“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我们看白居易《长恨歌》写唐明皇宠爱杨贵妃之“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真的感叹历史是如此相似,如此无情。悠久深邃的历史赋予浙东唐诗以厚重的人文底蕴。
南北和合见盛世
初唐魏征《隋书·文学传序》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这是唐人中最早提倡南北文学相互融合,成就新时代文学的呼声。笔者以为浙东唐诗之路的诗歌,恰恰是唐代南北文学“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典范。
我们试以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并序》加以阐释。魏万,后改名灏,河北道博州(今山东聊城)人。他游历很广,曾西至陕西,穷洛水之源,后隐居河南道王屋山。他“心齐鲁连子”,深受齐鲁文化影响,对儒、道二教也颇有造诣。他虽然小李白约二十岁,但对李白非常仰慕。天宝十二载(753)七月,他到宋州、兖州的李白居处寻找李白,可惜没碰到。次年,为追寻李白,他花时十个月,历程三千里,二人终在广陵(扬州)相遇。
此行寻李之路,维度跨度颇大。魏万自嵩山出发,乘舟南下,其线路为:汴河—通济渠—楚州—邗沟—扬州—长江—苏州—江南运河—杭州—钱塘江—浙东运河—会稽山—曹娥江—若耶溪—天台山—东海—温州—恶溪—双溪—兰溪—建德江—新安江—桐庐江—运河—太湖—长江—扬州。一路行来,浙东七州名胜几乎游历殆遍:在越州,他“入剡寻王许,笑读曹娥碑”;在括州,遥想“路创李北海,岩开谢康乐”之风流;在睦州,又“乱流新安口,北指严光濑”。
他细细品味着浙东文化的醇厚。严光“天子不得臣”的独立人格,王羲之、许询兰亭集会的魏晋风度,谢灵运开凿山林的探险壮举,无不给北方士子以启迪。此次壮游,诗风清新飘逸而又厚重博大,体现了南北文化的自觉融合。
其他诗人,如虢州弘农的宋之问、相州内黄的沈佺期、襄州襄阳的孟浩然、河南巩县的杜甫、汴州的崔颢、长安的常建、洛阳的元稹、天水略阳的权德舆,皆为浙东诗路输入了丰富多彩的各地区域文化。尤其是生于西域、长于四川、一生漫游天下的李白,其浙东诗歌是中国多个地域文化和合而成的硕果。
大唐帝国经济繁荣,交通发达,文化鼎盛,天朝风范尽显于浙东唐诗之路。
中外和合成大同
浙东唐诗之路集中体现了大唐帝国的盛世文化:中华内部多种地域文化融合于此,中外文化也交汇于此。智顗大师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在天台山创立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浙东地区濒临大海,海外诸国,尤其是日本,入唐者多从南路横渡东海至明州登陆,再上天台山礼佛求学。这使浙东成为中华向海外辐射的高地。这一过程遵循了“吸收—创新—辐射”的文化发展规律。
向外传播的文化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儒家文化。如天宝十二载(753)唐玄宗李隆基为日本第十一次遣唐使藤原清河,以及同行的晁衡(即阿倍仲麻吕)等人归日本题诗云“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期望中华礼乐文化彰显于日本。
二是佛教文化。如德宗贞元二十年(804),第十七次遣唐使团归国,台州士僧赠诗予求学僧最澄。其中行满诗云:“异域乡音别,观心法性同。来时求半偈,去罢悟真空。贝叶翻经疏,归程大海东。何当到本国,继踵大师风。”行满希望最澄返国后能发扬光大天台宗,最澄果然不辱使命,在比叡山创立了日本天台宗,被尊为传教大师。士人毛涣赠诗云:“万里求文教,王春怆别离。来传不住相,归集祖饯诗。举笔论蕃意,焚香问汉仪。莫言沧海阔,杯度自应知。”从“文教”“汉仪”可以看出,最澄所学知识,还包括了儒学经典与国家礼仪制度。在离别宴席中,诗歌成为双方表情达意的最佳工具。随着这些诗歌与最澄一起漂洋过海,浙东唐诗之路亦成功延伸至东瀛。又如最澄的再传弟子,智证大师圆珍入唐时与各界人士唱和诗集多达十卷,可惜现存的《唐人送别诗并尺牍》仅有二卷,真迹藏于园城寺,被日本定为国宝。大中十二年(858),圆珍乘商人李延孝商船自台州回国时,临海僧人清观赠诗云:“叡山新月冷,台峤古风清。”台峤即天台山。本联将比叡山与其祖庭天台山融通为一,刻画了新月之下,清风之中,中日两座圣山遥遥相应的动人情景,日本一代文宗菅原道真视之为“绝调”。从大唐回到日本的遣唐使、僧人、留学生等人,带去了大唐文明,促进文化交流。
我们还可从唐人赠诗中考证日本遣唐使的入唐路径。如中唐张籍《赠海东僧》云:“别家行万里,自说过扶余。学得中州语,能为外国书……更问同来伴,天台几处居。”扶余,公元前2世纪立国,494年被高句丽所灭,此处代指高句丽。从诗中可知,该僧是取道朝鲜半岛进入唐帝国本土,再经中原地区南下而至天台。这说明即使是新罗与日本的对立时期,还是有日本人从北路入中国的。
台州的第一个进士,中唐项斯的《日本病僧》诗充满了对因病不能回国的日本僧人的同情,而睦州方干的《送人游日本国》则表明除官方派遣的赴日使团外,民间还存在着私人远游日本的情况。
由此可见,此时中日双方的文化互动已经从官方渗透到民间,从本土上的诗歌酬答、赠别上升到你到我处来、我到你处去的交融状态。
当此时,浙东地区不只是中外交通的要枢之地,还是形成中日两国民众共同参与,构建东亚文明共同体的中心地带。
天人和合出智慧
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称修史目的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讨论的就是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和合为一的命题。人与自然和合为一,必须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如气候、物产、住处等。晋许迈《与王逸少书》云:“自山阴之临海,多有金庭、玉堂、仙人、芝草也。”晚唐罗隐《寄剡县主簿》云:“金庭养真地,珠篆会稽官。境胜堪长往,时危喜暂安。洞连沧海阔,山拥赤城寒。他日抛尘土,因君拟炼丹。”古人以天台赤城为天台山南门,嵊县金庭为北门,新昌石城为西门,宁海王爱山为东门。罗诗将北门金庭、南门赤城并举,代指天台山。唐人多将天台山视为修道胜地,如许浑《来往天台天姥间》云:“来往天台天姥间,欲求真诀驻衰颜。”期望在此求真悟道,青春常驻。刘沧《赠道者》云:“真趣淡然居物外,忘机多是隐天台。”贾岛《送无可上人》:“终有烟霞约,天台作近邻。”天台山诚为隐居求真、参悟天人关系的理想地。
能够将修道实践融入诗歌创作的杰出诗人是寒山。其诗云:“桃花欲经夏,风月催不待。访觅汉时人,能无一个在?朝朝花迁落,岁岁人移改。今日扬尘处,昔时为大海。”西哲帕斯卡尔将人生比作脆弱的芦苇,而寒山亦将之喻为只开一季的桃花。桃花年年开落,生命一去不返,雄汉已经远去,大唐又能如何?沧桑轮回中,你我不过是没入大海的一粒微尘。可贵的是,寒山没有遁入历史的虚无,而是发奋有为:“浩浩黄河水,东流长不息。悠悠不见清,人人寿有极。苟欲乘白云,曷由生羽翼?唯当鬒发时,行住须努力。”宇宙无穷,人生有限,乘云成仙只是虚妄,而珍惜时光、进德修业则完全可能。穿桃林,登华顶,眺沧海,思白云,在巍巍天台山上,寒山以“天无为而人努力”的思想为“究天人之际”作出了精彩回答。
身心和合得自由
身心关系是中国哲学的一大命题,也是中国文学的核心主题,浙东唐诗之路上的诗人则将哲理之思巧妙融进诗歌创作中,使之获得隽永醇厚的艺术魅力。荀子《天论》云:“形具而神生。”主张神由形生。司马迁说:“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进一步指出神高于形。寒山从大乘佛教思想出发,认为:“人以身为本,本以心为柄。本在心莫邪,心邪丧本命。”(柄为功用、效用之意)身为体而心为用,这显然又融合了道家贵生的思想。唐人常常通过内心的调节以养身,如中唐鲍溶《送僧栖游天台》(其一)云:“身非居士常多病,心爱空王稍觉闲。师问寄禅何处所,浙东青翠沃洲山。”(沃洲山与天台山相接,此处连类而及,代指天台山)身体多病,可以通过研习佛经,寄迹山林以获得内心的通透空灵。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在身闲体静中体悟生命的真谛。病者如此,健者亦然。释灵一《赠灵澈禅师》云:“禅师来往翠微间,万里千峰到剡山。何时共到天台里?身与浮云处处闲。”摆脱了尘世的名缰利锁,束缚羁绊,只觉身在天台白云中,心游大千世界外。郑薰《桐柏观》甚至说:“数里踏红叶,全家穿白云。”诗人全家皆如神仙般逍遥。
在身心关系上,认识最深刻的还是寒山。其诗云:“有身与无身,是我复非我。”有身即“有身见”,无身即“无身见”,佛教认为前者是邪见,后者是正见,是我、非我亦然。六道轮回,浮生如梦,但寒山又以为“自觉浮生幻化事,逍遥快乐实善哉”,以逍遥快乐之心度过此生。那么此心为何物,又从何而来呢?其诗云:“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又云:“圆满光华不磨莹,挂在青天是我心。”以月之光华皎洁,喻心性之清净无染。此心性即佛性:“回心即是佛,莫向外头看。”“一佛一切佛,心是如来地。”佛性是慈悲仁爱,与生俱来,唯有珍重护持,初心不忘,方得逍遥快乐,故其诗又云:“一自遁寒山,养命餐山果。平生何所忧,此世随缘过。日月如逝川,光阴石中火。任你天地移,我畅岩中坐。”不忧贫贱生死,但求养命随缘,善待本心,坐看逝川,诗人任天命而得自由。
(本报在近期分期刊登我市学者最新的“浙东唐诗之路”研究成果,以飨读者。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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