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的前半生历尽艰辛，靠长年累月的辛苦劳作硬是在我的老家 —— 鲁西南的偏远乡村 —— 盖起四处院落，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父亲盖第一处院子是1970年。那时，我还没出生。
母亲说起1970年盖屋的事语气里满是骄傲。“恁大大和我有志气，恁爷爷去世早，家里穷，恁奶奶分家只分给咱一间东屋，还是透风漏雨的茅草屋 ……”
通过母亲的讲述，我知道“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父亲母亲逃荒到陕西耀县柳林公社暂居，那里地广人稀，他们开荒种植苞谷，能吃饱饭饿不着。冬天农闲的时候，父亲不肯闲着，上山砍柴烧木炭，和别人合伙磨豆腐卖，靠辛勤劳作不仅给奶奶寄粮票救济一家人度过饥荒，还攒下一些钱。在陕北生活了九年，我大哥在那里出生。因水土不服，孩子不长个还容易得大骨节病，为了孩子，说啥也得回老家。1970年春节回到山东单县鹿楼村，父亲白手起家，盖起三间齐腰砖台的瓦房。
我和弟弟妹妹就是在这三间瓦房里出生、长大的。半个世纪过去了，记忆依然清晰。记得长方形的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的榆树，一棵开紫色小花的楝子树，三棵投下浓荫的刺槐，六棵大小不一的枣树，春来撸榆钱、摘槐花，秋天爬树够枣吃，冬天捡拾楝豆子，用自制的弹弓打麻雀，清苦的日子里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
1983年，土地包产到户已是第四个年头。庄稼人的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一天到晚泡在田地里，大家较着劲儿精耕细作，对待地里的庄稼比拉巴亲生的孩子还要用心。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庄稼人很快就解决了温饱问题。那时候，我们家有十二三亩耕地，主要种冬小麦和棉花，夏收能打五六千斤粮食，秋季卖掉丰收的棉花，扣除种子、农药、化肥等成本还能节余两三千块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永远值得歌颂的美好时代，改革的春风激活了广阔原野，贫瘠了几百年的乡村一派欣欣向荣，乡亲们舒展了眉头、挺直了腰杆，幸福和满足都写在脸上。
1983年，父亲要在村南头自留地里盖屋。盖新房、娶儿媳，是农民一辈子的大事。父亲在心底里盘算着：盖一处像模像样的宅院，给大儿子娶一房媳妇，让街坊邻居们看看咱是勤俭持家的正门人家。
正月十五刚过，父亲就带领我和弟弟从坑塘里拉土垫宅基。二月二龙抬头，请同一个互助组的男劳力帮忙夯地基，父亲还郑重请来会唱夯歌的八大爷领夯，大家脱去冬天的棉袄，干得热火朝天，把地基夯得结结实实。
盖屋是项技术活，得请专业的泥瓦匠。父亲找来邻村的泥瓦匠班子，自己备料，人家只收工钱，盖一间堂屋八百元，配房减半。晚上喝汤的时候，一家人商量盖几间，大家七嘴八舌，说谁谁家盖四间，谁谁家盖三间，还是母亲最英明，坚持盖五间堂屋两间配房。她的理由是：咱家三个男孩子，五间堂屋能体体面面娶儿媳妇办喜事，新媳妇过门后带上两年，再单盖一处院落分开过，不耽误为下一个儿子说媳妇。父亲有点不情愿，他清楚自己的家底 —— 盖四间不用拉账。但是，母亲说的确实在理，没办法，父亲只好骑上自行车到姑妈家去借钱。姑父当兵转业，在乡政府大小是个干部，是按月领工资的公家人，生活上比普通老百姓宽裕些。
父亲先买来砖瓦和石灰，房梁、檩子、椽子就地取材，刨了自家地头、坑塘里的大树，门窗也用自己家的木头，请来本村的木匠现场做。
农历三月初六，是个良辰吉日，放一盘红红的鞭炮开工。十几个泥瓦匠分工协作，四个砌墙的大师傅各把一个屋角，和灰的、搬砖的、提泥兜的保障供应，村子南头的盖屋工地上人员穿梭，喜气洋洋。从来不吸烟的父亲不时点上香烟，递到砌墙师傅的嘴上。泥瓦匠师傅嘴角嗪着香烟，手持瓦刀一刻不停地干活。我和弟弟妹妹摩拳擦掌，也想帮忙搬砖提泥，却被嫌碍事，只好在一旁看热闹，憧憬着快快盖起新房。
红砖砌到一米五高，接下来要挑泥墙。先在砖墙上整整齐齐铺一层豆秸，一叉一叉的黄泥压实在豆秸上，墙体足有半米厚。第一次只能挑半米高，间隔半个月，等泥墙干透，再往上挑。屋墙厚重结实，不仅能抗地震还隔风挡雨，住在这样的屋子里冬暖夏凉，心里踏实。
盖新房上梁是最重要的环节，得选个吉日良辰，在房梁中间裹上红布 ，把写有“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和“上梁大吉”的红纸条贴在立柱上，然后烧香敬神，一切准备就绪。泥瓦匠的头头手持小红旗站在高处指挥，一干人马齐心协力，把粗大的木梁分毫不差安放在屋墙上，然后把鞭炮挂在房梁上点燃。近门子和邻居闻讯，纷纷登门祝贺，有的提来两瓶酒，有的拿来两条烟，有的用红头巾兜来一二十个鸡蛋。上梁那天中午，得隆重犒劳泥瓦匠和木匠师傅，父亲到集市上割来几斤猪肉，再杀几只自家养的红公鸡，用大碗倒满浓香的白酒，你喝一口我喝一口按顺时针传递着，不一会儿都成了红脸关公，吃饱喝足，每人再发两盒烟。傍晚时分，一个个嘴里叼着烟推着自行车蹒跚回家。
房梁安好，檩子横放，椽子竖排，扒锔子、钢钉，叮叮哐哐，把屋顶结构好，铺上苇箔，用黄土石灰掺上碎麻纤维和成粘泥，将屋顶抹平，再整整齐齐覆上屋瓦，最后垒起屋脊、安上六兽，新屋大功告成！
整个盖屋过程十分顺利，母亲嘱咐我赶紧写信告诉在河南南阳干临时工的大哥。大哥按耐不住欣喜，请假回来看新屋，并帮助父母收割麦子。见过世面的大哥嫌泥墙太土，提出去城里买水泥，想把墙体抹上洋灰。父亲坚决不同意，他有他的老理儿：泥土是咱庄稼人的命根子，眼里看着亲切、温暖，抹上洋灰，不光看着不顺眼，还显得咱弄虚作假不实在。父子俩各执己见，母亲提出了折中方案：用石灰、黄土、麦糠和泥，把粗糙的墙体里外泥一遍，既平整好看又实实在在。关键时刻还是母亲说了算！
一家人高高兴兴搬进新家，新收的麦子也跟着住进新屋。父亲和大哥配合默契，砌砖、和泥，挑起了高高的院墙，我带着三弟在墙头上栽满仙人掌和九月菊，在院子里种上西红柿、黄瓜、茄子、辣椒、芸豆和爬篱笆上墙头的丝瓜、眉豆、牵牛花，偌大的院子花开不断生机盎然。
那一年，是我父亲母亲最幸福最开心的一年，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总是乐呵呵的，高声应和街坊邻居的问候，声音洪亮，底气十足，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在我心目中，父亲母亲不仅善良温和，而且勤劳能干自立自强，父亲长年辛勤劳作，皮肤黝黑发亮，身膀骨结实有力，为我们兄妹四人遮风挡雨，让我们健康成长。中年时期的父母，形象高大，无所不能，在我少年的记忆中定格。
待到秋收结束，登门给我大哥说媳妇的媒人络绎不绝，我父母总是笑脸相迎，执意留媒人吃饭，拿好烟好酒热情款待。刚进腊月，就说定了一门亲事，姑娘是相邻村的，双方家长知根知底，都是“老门旧家”，名声在外，经得住打听。媒人来回走动，传话磋和，趁我大哥春节放假回家过年，张罗着双方见面、定亲。
1984年农历腊月二十二，是我大哥娶媳妇的大喜日子。大哥是我们这一门的长子长孙，结婚娶媳妇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也是我们家族的大喜事。父亲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咱得重礼节要面子，省吃俭用照着自己会过，结婚办喜事可不能小气，不能让亲戚邻居说咱寒碜。”母亲拿出全部积蓄，三个叔叔也凑了份子钱，父亲找人杀了自家养的一头肥猪，在院子里搭帆布棚、支地锅，请来本村的厨师班子，提前一天顺菜，待客的酒席不仅丰盛，而且每一个菜都是真材实料，诱人的肉香从院子里飘出，惹得孩子们直咽口水。父亲是个讲究人，中午开席之前，先安排忙客给前村辈分长的老人挨家挨户送一碗烩酥肉两个白馒头，敬老“同喜”。嫂子娘家那边也是要面子的人，陪送的嫁妆大小十三件，俗称“巧十三”，压轴的是一台十七英寸黑白电视机。在那个年代，我们村里只有在供销社上班的孟祯大爷家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谁料想大哥娶了个漂亮媳妇，还带一台电视机进门，真是意外之喜！
五间新堂屋贴上红喜联，方方正正一个大院子，婚事办得喜庆有面子。大哥在堂屋的东屋山高高立起一根竹竿，竹竿顶上挑着蜈蚣一样的电视机天线。每天不等天黑，前村的孩子们先登门造访，随后街坊邻居以“看新媳妇”或“找孩子”为由拥进我家看电视。那年春节期间，山东台正在热播王汉平导演的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每晚播出两集，让大家意犹未尽，久久不愿散去。父母总是满脸堆笑，敬烟让茶，给孩子们发喜糖，一屋子男女老少天天都像大年初一大串门一样热闹。
那时候，乡村的男孩子结婚都早，我大哥二十岁结婚，二十一岁就有了孩子。我父母四十六七岁就抱上了孙子，那时我奶奶还很扎实，一大家人四世同堂，其乐融融。最单纯最幸福的八十年代，我们家却没有照过一张全家福，一切美好都镌刻在脑海里。
从八十年代末开始，鲁西南的乡村走了一段下坡路。在农村，“三提五统”逐年递增，农药化肥价格上升，种地的成本一年比一年高，农民的负担一年比一年重，原本就很薄弱的乡村经济又陷入困境。如果哪一年遇上天旱、虫灾，庄稼欠收，老百姓辛辛苦苦劳动一年，交完“公粮”和杂费仅能剩个口粮。父亲刚舒展没几年的眉头又皱紧了，一年到头起早贪黑，默默劳作，口袋里常常缺钱，日子过得很紧巴，恨不能把一块钱掰成两半花。大哥和三弟在南阳修桥干临时工，我和妹妹上中学住校，父母一方面要耕种十几亩庄稼，还得照顾老人和孙辈，像背着一座山往前走。即便是这样，父亲还是咬着牙攒钱，为我大哥和三弟各盖了一处院。那时候，我正在大学读书，想像不到房子是怎么盖起来的，不知道父亲作了多少难，只是在我的印象中父亲苍老了许多。
到了九十年代，我和妹妹先后大学毕业分配到济宁市工作，母亲进城帮我们照看孩子，大哥和三弟先后“下岗”，他两个不愿意回老家当农民，跑到济宁来开饭馆做生意。老家三个院落、十几亩土地，只有父亲一个人独自坚守。不到三年时间，已过六十岁的父亲撑不住了，他得了胃病，曾经结实的身体一年比一年瘦弱。虽然有一百个不情愿，父亲还是忍痛割爱，将土地和院落托付给我二叔和堂哥，搬进城市与我们团聚。
离开土地的父亲，好像脚下断了根，纵然城市的生活条件很好，子女也很孝顺，父亲却不开心。我知道，他在惦念他的田地，惦念他终其一生心血盖的几个院落。
五年前的清明节，我开车拉父亲回老家，给爷爷奶奶扫墓。父亲欣然打开自家的院门，好像又找回了脚下丢失的根，他东瞅瞅西看看，就像打量离别多年的亲人。1983年盖的五间堂屋经历三十四年的风雨，有的地方屋瓦损坏，房顶开始漏雨。返回济宁的路上，父亲心事重重，闷闷不乐。我懂父亲的心思，连夜和三弟商量，凑齐五万块钱，委托本村的泥瓦匠班子，包工包料，把五间堂屋、两间配房翻盖一新。待到五一放假，我和三弟拉父亲回老家，验收翻盖好的房屋，让堂哥到邻村的饭店预订几桌酒席，送到我家院子里，犒劳帮助翻盖房屋的泥瓦匠，宴请近门和邻居。已经八十岁的老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频频举杯，劝大家喝酒吃菜。二叔和邻居们都劝我父亲，“房子翻盖好了，你就别回济宁了，在家住几天！”父亲真的动心了，说回济宁和母亲商量商量，里孙外孙都看大了，不给孩子们添负担，还是叶落归根，搬回老家生活，在自己盖的屋子里终老。
然而，父亲的愿望终究没能实现，因为他患了脑梗，生活不能自理，尤其是那双曾经走南闯北的大脚已迈不开步子，只能手扶小推车在房间里踯躅。
去年冬天，父亲感染肺炎不幸去世。父亲老后，我们兄妹四人护送他回老家，把骨灰盒装进棺材，埋在南河那块最宽最好的麦地里。父亲在这块田地里劳作了大半辈子，这黄土地不仅收获金灿灿的粮食，还生长白花花的棉花，父亲用汗水换来吃饭的口粮，换来卖棉花的钱，让父亲有底气有能力盖起几处宅院。特别是村口那五间堂屋，那曾经是父亲的骄傲。我们把父亲的遗像安放的堂屋的正中间。
今年清明节，恰逢父亲过世百天祭日，我们兄妹几个回老家上坟，在父亲的坟前栽了两颗柏树，在老家院子里种植翠竹、石榴、山楂、月季、紫薇、丹桂，老家的院墙上已爬满蔷薇、凌霄花，麻雀抢先在屋檐下做了窝，一双燕子飞来飞去，忙着衔泥，在堂屋的房梁上筑巢。或许，不久会孵出一窝燕雏。独自守着偌大一个院落，有花草树木和鸟鸣月光的陪伴，父亲在另一个世界不会孤单。
（“当代散文” 6月15日刊发）
作者简介:鹿剑林，山东省作协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齐鲁晚报“青未了”副刊签约作家，诗歌散文见于《山东文学》《时代文学》《星星.散文诗》《诗选刊》《诗潮》《辽河》《作家天地》《散文百家》《当代散文》《西部散文选刊》《武汉文学》《湛江文学》《人民公安报》《联合日报》《齐鲁晚报》等报刊，多次在全国和地方征文中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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