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秦泗新
我姥姥家所在的村庄叫大草坡，离我老家上元村也就三里地左右。她居于鲁南苏北之地，东濒浩淼黄海，西依连绵蒙山，前临古要塞荻水镇、明建军事堡垒安东卫，背靠汉时盐场之地、明清商贸重镇涛雒。其地在气候上，被称为“北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冬不冷冽，夏无酷暑。
春节前夕，因事去了一趟，老远便见“全国文明村”的崭新竖牌豁然立于村头。心想，原本平凡不奇的大草坡村，如今竟也令人刮目相看了！
办完事情，舅家表弟陪我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向我讲述了村子的前世与今生、落后和蝶变，也勾起了我儿时那许多美好回忆……
壹
我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小时候的很多时光都是在姥姥家度过的。如今忆及，似在眼前，经常萦绕在长不大的梦靥中、变不老的场景里，展现的尽是快乐与惬意。
弟弟比我正好小五岁。在他刚出生的那年深秋，小姨给买了一顶蛋黄色的毛线帽子，放在了姥姥家西里间的床沿上，说是等送我回家时一起捎着。我心里便暗暗地着急起来，迫不及待地偷偷把帽子揣在怀里，悄悄地独自返回了上元家中，乐乐地戴在了还不能坐起的弟弟头上。由于不见了我与帽子，可把姥姥和小姨、小舅急得不轻，赶紧房前屋后、东邻西舍地四处寻找，最终找到了我家，都见我正在逗着弟弟玩耍，才放下了悬着的心。记得小姨还看似重重的，但感觉轻轻地照着我的屁股打了一巴掌。现在想起，直觉有些不可思议，小小的我——也就五岁多一点吧，是怎么趟过姥姥家后那常年流水的小河、翻过上元村东遍是古墓的舍林岭，以及跋涉走过那崎岖坎坷的数里山路的？
农村里孩子们的游戏花样是很多的，跳方格、跨十步、碰拐子、打水漂、滚铁环、丢手绢、老鹰捉小鸡，等等的。像翻花绳、跳方格这些，多是女孩子们玩的，而男生都愿意玩一些刺激性强、活动量大的项目。那时，兴起了滚铁环，就是用粗铁条或细钢筋，绕着水桶转上一圈，再将接头拧紧或找布条捆绑结实，然后用一根麦秸粗细的铁丝，折成U字形的顶头，在大街小巷里，一边推着小跑，一边唱着“小铁环，圆又圆，推着跑，心里欢”，可乐呵了。起初我没有铁环，便缠着小舅讨要。小舅为了应付我，到屋后的竹园里砍了一棵老竹，打掉枝叶，劈成竹匹，制作了一个竹圈。这个竹圈看起来，比别人的铁环要大好多，但玩的时候稳定性差，风一起就容易偏了或倒了，老是跟不上趟儿，远远落在了伙伴们的后面。后来，三舅家的二表弟做了一个新的，便将他的旧铁环送给了我。
到了闷热的夏天，多在晌午时分，和表兄弟们约在一起，穿过林荫，爬上堤坝，听着身旁或头顶树上蝉儿此起彼伏的鸣唱声，踏着低矮灌木和芦苇蒲叶遮掩着的石板路，去村后不远的河里洗澡。河的南岸是用块石条石砌筑的，靠近水面有一溜青石板，清晨至太阳三尺高的这段功夫，姨婶和姐姐们都会来此洗衣，那嬉笑声、捶衣声便回荡了在河的上空。站在河畔，只见河水清亮剔透，不急不燥地往东流着，然后拐了一个弯儿，消失在204国道大桥的涵洞里；水面不是很宽，也就十来米的样子，小鱼儿在里面忽上忽下地游来游去，底部有清晰可见的沙粒、鹅卵石，踩上去脚心立时痒痒的。我们很快脱去身上仅有的大裤头子，随着“噗通”“噗通”的入水声，先后跳进了清凉的河中。河水较浅，站在里面不及胸脯，洗澡时都要蹲下身来。有的捏着鼻子扎入水里片刻，然后冒出水面，双手抹了下满脸的水珠，继而摇着湿漉漉的头发，口中自语着“真舒服！”有的相互嬉水取闹，荡起缕缕纹波依次扩展到岸边，轻轻摇晃着青青的芦苇和蒲叶；有的用蛙泳姿式，手臂交替、从前往后拨拉着流水，双脚不停地上下扇动，激起四散的水花……蜻蜓也三五成群地赶来凑热闹，漫无目的地飞来飞去，其中两只边飞舞盘旋、边亲密缠绵地相拥在一起。小表弟见了，一个猛子钻入水里，瞬间又探出头来，接着举手朝那两只蜻蜓扬去了一把沙子，打得它俩仓惶而去，引得一阵哄笑。
姥姥家的屋檐下，高高地挂着两个燕子窝，每年春天都会看到尚未出窝的数只雏燕，伸长脖子张着小嘴，争食着燕子妈妈捕来的食物。有一天，我突发好奇心，找了一根长长的竹竿，去捅那燕子窝。姥姥看到了，紧张地大声吼道：“利利，快住手！”想不到平时和蔼可亲的姥姥，突然间变得如此严厉。我倏地停住了动作，愣愣地看看姥姥，不知所措了。姥姥连忙夺走我手里的竹竿，气愤地扔得老远，然后回过身来看着我，眼神由愤怒渐渐重又柔和起来，抚摸着我短短的头发：“好孩子，你把燕子窝捅坏了，小燕子和燕子妈妈，住哪啊？”我仰头看着如此认真的姥姥，像是听懂了似的默默点着头。记忆中的姥姥，脸上爬满了深深的皱纹，发髻永远是盘在头后，老爱穿着灰黑色的大襟上衣，裤脚总用长长的布带子一道道地缠着，一双尖尖的裹足小脚颤巍巍地迈着步子，走起路来略微前倾着身子，忙里忙外的从没见闲下来过。
小舅大我九岁。小时在姥姥家，我总爱围着他转悠。小舅长得消瘦，不善言谈，但勤快手巧，做啥像啥。在我十多岁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吧，我们乡下流行起了一种土制小型锅灶，既省柴草又很好用。我三姥姥家有亲戚送给了一台，做稀饭烧开水都用它，村里人都夸好。小舅去观摩了几回，便学了个大概，心中有了模样，就带着我到后河北岸，挖了满满一篓子粘土，用小秃驴子车推回来。先是捣碎碾细，掺入适量的稻糠稻秧，再拌进剁成五六公分长的捻散废麻绳，慢慢加水搅合成不干不稀的泥巴，接着揉攥滚压成比大拇指粗一些的泥绳，根据家里铝锅的大小尺寸，从底部一圈圈地往上糊起，等到高度到了一半的时候，安上准备好的数根炉条，继续往上糊，直至留好烟囱、灶门，算是完工了，但要等个十天八日的才可以使用。刚开始，我姥姥不信任地念叨着：“像个耍物，能行？”结果做了几次稀饭、烧了几回开水，她老人家就嘱咐我小舅：“快着，也给你大姐家做一个。”
贰
由于村子坐落在凤凰山南麓岭前的平原沃土之上，且村后有从磴山水系绵延而来的河水滋润，草木茂盛，物产丰美，稻谷飘香，因而都叫“大草坡”。
村志记载：大草坡村建于明朝万历1578年，距今已经四百四十五年了。当时只有孙李丁三家，后来不断迁入秦韩杨等近二十个姓氏，街北偏西是孙家胡同、偏东是丁家胡同，街南偏东是李家巷子，十字路口处是清末时期开张的“义利商铺”，另有十五六户分住于西岭、北岭和后河涯。1921年，正是大变革的年份。小本营生的傅公维义先生，也就是我的老姥爷徙居村东路北，开设堂号“新立油坊”，生意遍及鲁南苏北一带，而今人丁兴旺，已逾二百余口，乡称“傅家档子”。
在我朦胧的记忆里，村子中间有一条弯曲的东西向大街，以及一条与之并行的窄而浅的排水沟。遇有晴天，车过风起，尘土飞扬，让你睁不开眼睛，且落得一身尘土。遇到下雨天，路面坑坑洼洼，车辆驶过，泥水四溅，到处都是，躲避不及；徒步走时，不管情愿与否，都会有黑乎乎的泥巴，沾满你的鞋子和裤脚，有时不小心，脚底一滑，失去重心，就把你变了泥人。而今，全没了记忆中的街道坑洼弯曲狭窄、住宅草顶土墙破败等等的老旧模样。
表弟说，村里从1950年起，就对街道进行了多次规划和建设。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们修建了东西、南北两条宽十二米的主街，以及各条宽四米的小巷。进入新世纪的二十多年来，又借着“村村通”“巷巷通”的好政策，先后水泥硬化了东西南北八条街道、二十二条入户巷子，其中的东起204国道、西至村口的中心大街，可经过高速路的高架桥，与磴山旅游区和结庄片、上元村相连，出行不便成为了历史。
有所居，方可安身，才能立业。住有所居，是千千万万农民祖祖辈辈的期盼。旧时民居，无序错落，矮小简陋，草顶土墙，阴暗潮湿。而眼前呈现的，则是一片标准化了的新型农村景象：房舍横成排、竖成行，像棋盘似的，整齐划一；各家窗明几净、家电具备、水气进户。表弟介绍，村里的大规模民居改造和建设，是从1966年开始的，首先广泛征求了村民意见，对房屋建设提出方案，确定每户人家五间房、两户十间一条屋脊、前后房屋之间通有小巷。我姥姥家旧院东北角，曾有一座三层土炮楼，就是那个时候拆除的，并住上了重盖的五间新房子，既亮堂又宽敞。
到了1988年的初冬，大草坡村成立房屋改造领导小组，由时任村支书的现已八十多岁了的孙志明同志担任组长，数名村民代表为成员，对村庄建设进行再规划，并翻新改建旧宅为新式大瓦房，统一高度宽度长度，外加大遮阳，全部是土石砖瓦结构，安装不锈钢大门、铝合金门窗，每户院落建筑面积一百六十平米，形成了“舒适、美观、统一”的标准化住宅模式。村民们高兴地说：这居住条件，不比城市的差啊！
从大草坡建村起，村民的饮水来源，依靠的是祖祖辈辈在后河拐弯处，用石块简单垒砌的几处渗水小泉子，旧时无污染，水质也好，清凉甘醇，就是离村子较远一些，每到早晨和傍晚，担水、抬水、提水者往来不断。特别是一旦遇到大旱天，河水断流，枯了泉源，半天等不到几桶水，往往夜里鸡叫头遍，就有人摸着黑，到泉边去排队取水。
如何让村民们吃上既甘甜又方便的饮用水，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村里一茬茬领头人的心头大事。刚过1950年春节，他们就带领大伙在村内一气挖掘了三口露天水井，周边全用石块砌筑，初步解决了吃水这个大难题。遗憾的是每当下大雨，地面流水就会倒灌进井里，污染水质，难以饮用，尤其是造成严重的卫生后患。后来，村里挤出部分资金，赞助支持村民在自家院中，通过简易打井机，下钻地层十米左右，再利用手动压力泵，随用随取，极其方便，但美中不足的是，有些略带咸涩，离想象中的甜水有差距。
村干部们不歇气，几经考察研究，拿出了新的方案，并在党员和村民代表会议上表决通过，于1996年在村西北角的“楼顶”地块，建起了一座自来水塔，将水管铺设进入各家各户，不仅水质比较好，而且有益元素也多。十几年后，随着临近的大型“日钢”“山钢”相继建设投产，众多商家进驻大草坡村，在204国道两侧建筑了三层或四层经营性楼房，所需供水压力明显不够。为此，他们经过几番勘探设计，决定再投入三十余万元，在原水塔的西南方向，动工重建了高十六米、容积五十立方的新水塔，营造了功能齐全、设施完善的供水系统，终于使全村的生活饮水问题，从根上得到了彻底解决。
由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村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愈加突现。他们借文明村创建之机，经过村民公决，于2011 年夏初，在社区服务中心对过，规划建设了高标准、多功能的，占地一千一百多平米的文化广场。广场的东侧布置着数组石桌、石椅、石雕，西侧安装了简易的各类健身器材，北面临靠东西主街，南面栽植数株法桐、槐树。除绿化、亮化、硬化外，还安装上LED大屏幕，建设了篮球场和老年书画室、活动室，同时添置系列音响设备、文娱器材。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村民们聚拢到广场上，下下棋类，拉拉二胡，唱唱戏剧，打打锣鼓，扭扭大秧歌……
功夫不负奋斗人。他们通过七十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搭建起了自己的宜居家园，也从此有了更加温馨舒适的创业发展大本营，满满的幸福感在他们的心中油然生起。
叁
自古靠着土地谋生的大草坡人，真正自己拥有的土地却很少，大多是租种涛雒“山房”和栈子“瑞春”的。土地改革以后，村前村东的可耕土地，人均起来也就二亩多一点，但村后村西的荒坡秃岭有的是，稀稀疏疏地生长着荆棘杂草，成了野鸡野兔的乐园。当着遇到丰年，所收粮食尚能勉强糊口，可一旦遭逢旱涝灾年，就会严重歉收，不断重演着青黄不接、忍饥挨饿的悲剧，有的人家不得不投亲靠友，甚至背井离乡，四散讨荒要饭。
他们深知，土地是安身立命所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村干部们就看到了耕地少这个瓶颈，先是带领十多位村民代表，围着大草坡村，从东面南面的好地，再到西面北面的孬地，一块块一片片地勘察、对比、研究，然后大胆提出了整地改土规划——“向荒坡秃岭要良田”。他们年年隆冬初春，组织村民进军村西村后，开垦、深翻、改良那些过去被称作“兔子不拉屎”“野草都难长”的岗岭崖坡，使之逐步变成了能够播种庄稼、栽植果木、繁养牲畜的聚宝生财之地。
很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大草坡村人以战天斗地的豪情、连续作战的精神，掀起了一轮轮治理荒坡秃岭的热潮。1964那年，秋收秋种刚拾掇完，尚未迈进冬季门槛，村里就集中劳动力，挥起镐、镢、锨等农具，肩挑车推，大干隆冬初春三个月，深翻深挖村后北岭的零碎“鸡窝地”，整出了耕田五十五亩。从1966年一入冬起，到1968年的腊月，他们出工四千八百多个，将凤凰山前的大片“火石岭子”，硬生生地改造成层层梯田，栽植了上百亩林果园，每年的三四月天，各种果树相继开花，景色如画，美不胜收。1971年春节一过，还是大正月里，就集中劳力开进了后河以北、果园以南的北岭，在那沟崖坡地上，又开垦出五十多亩良田。
尝到甜头的大草坡村人，在1972年“三秋”大忙一结束之时，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用三千多个工日，用全村之力治理西岭的“火石坡”“青石塘”。我大舅和二舅正值血气方刚之年，干起活来不留力气，天还不亮就出工，星月满天才回家，与大伙一起奋战着，镢镐一天要换好几次。工地上，刨地、运土、拉车、平整、垒堰的，一片你追我赶的繁忙景象。家庭妇女们编成几个小组，争先恐后地做着后勤保障工作，烙煎饼、炕大饼，炒菜、熬汤、烧水，送到各个地头。铁匠铺也由村里随迁工地一线，七八位师傅分作两组，昼夜轮班，炉火不息，修复农具，那抡起落下的大锤小锤有节奏的捶打声，宛如交响乐般地响个不停。听表弟说，当时村小学还组织师生们，利用劳动中发生的许许多多感人素材，编排了快板书、三句半、诗朗诵等十几个节目，到彩旗招展、热火朝天的工地慰问演出。
历史上的大草坡村及其周边，是旱涝灾害频发地区，遇到较大旱情则无水源灌溉，遭到严重水灾则因临河而淹。在长期与自然灾害的抗争中，他们采用打水井、挖汪塘、疏河流、筑堤坝、排洼涝等等措施，兴利除弊。
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村党组织就带领村民们，以疏河筑堤为主，进行洪涝和干旱的综合治理。他们通过1956年的一冬时间，利用自然地形等有利条件，建造了一座占地约十亩的能防洪、可灌溉的村西水库，使“南湖”地块的大片旱田有了灌溉水源；另外，还在“东南湖几个村庄的干部群众，在县水利部门的指导下，又大干一冬一春，修建了达到中型标准的四门口水库，为大草坡村引进种植江南水稻提供了灌溉保障。就在这年，村里还抓住农闲时间，组织村民在村后拦河筑坝，建设了一座面积约三十亩、蓄水量达四万余方的小型水库。
1967年至1968年的连续两个冬春，在本村开垦荒山的同时，根据县里的统一部署，抽派精干劳力，参加了“全民动手、挖渠引水”工程，使村后村西的新垦土地，全都浇上了源源不断的活水。从此，他们在庄稼的耕种和管护上，不用再看老天爷的脸色——“靠天吃饭”了，小麦可以浇上深冬保墒水、初春返青水，尤其是稻子得到了充足灌溉，年年都是大丰收。这修建的引水渠道，宽约四五米，深约三四米，载着远在七八十里地以外的日照水库那金浆玉液，冲出闸口，越过河溪，爬过山岗，穿过丛林，绕过凤凰山脚下，循着村民们的愿望，徐徐来到大草坡村北，经过闸门分水后，又不停歇地流往西南方向的结庄片区。记得修建渠道那年，我放寒假正在姥姥家和表兄弟们玩耍，忽然大舅领来了扛着镢锨、背着铺盖的四五位民工，说是要借住在姥姥家里。姥姥知道后，赶紧悄悄打发我回了上元家中。
民以食为天。在一次经验交流大会上，当时的大草坡村负责人曾豪迈地说，农业科技为我们插上了增产增收的翅膀。是的，此话不虚。
在这个村子，传统农作物主要是小麦、大麦等，头年深秋播种，次年仲夏前后收获；继而栽植地瓜，或者播种花生、玉米、大豆、稻子等夏季作物，种植方式有墩种、行种、撒播、插秧……基本上一年一收或一年两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村民们都是利用穗选、片选、去杂、去劣、单打各种办法，预留种子，自选自用，很少从外引进，更谈不上繁育、遴选、提纯、复壮与推广。
打合作化之后，村干部和村民们愈加重视庄稼种子的优劣，对优质高产的良种总是想办法内外调剂。特别是六十年代末期，村里创造条件成立农业技术队，在“小湖”地块专门拨出十三亩地来，用于制种育苗；1972年后，这个技术队在对原有麦种提纯和复壮的同时，引进了高三八、齐大195、百全40、泰山1号等十多个小麦新品种；再如玉米种子，引进了近二十个新品种，其中有金皇后、小犁红、掖单4号、鲁玉4号、农大108等。通过技术队反复试验，并对适宜本地土壤和气候的品种进行推广，有效改变了旧时各家自选种子，以及品种少、易退化、产量低，遇有灾荒年景无收成的境况。客观地讲，自打有了农业技术队，村里的收成就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年复一年的大丰收。
还有稻子，以前村民种植的多是旱稻，产量一直都在三四百斤徘徊。刚刚度过连着三年灾荒的大草坡村人，抱定“苍天不负耕耘者”的信念，在1963这一年，又改造平整比较肥沃的大片湖地，引进种植上了江南水稻，并改撒种为育苗、插秧，所收获的稻谷穗穗饱满，加工后拂去糠末粒粒晶莹，做出饭来更是喷香扑鼻。也从此，大草坡村一带发展为远近闻名的高产稻区，成了地地道道的“鱼米之乡”。
大草坡村人用镢镐刨出了富裕的新天地、用汗水描绘了生活的新画卷，更用智慧和实践诠释了人定胜天的辨证哲理，同时也一步一个脚印地拓宽了农业、农村、农民的康庄大道！
肆
大草坡村古来既临近数个出海口，又紧靠村东村西新旧两条官道，海陆交通比较便捷。当年，李家和傅家相继在村里开立商铺、油坊，看中的也正是这个优势。
该村处于沿海地区，自古进出海口较多，自南而北有狄口、岚山、童海、栈子、涛雒、夹仓、石臼、王家滩等大小码头，远的不过五六十里地，有的也就几里之隔。清末民初，村民孙志儒先生首设“聚祥”商号，置养载重伍仟饼，即二十五吨级的大风船一艘，把生意辐射了外地，在安东卫、日照城关、临沂故城等繁华商埠开设分号；同期的丁履林先生也拥有一艘大风船，载重量三仟饼即十五吨级。他们的买卖都兴隆红火，货轮随着各海口船队，结伴往来于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和青岛、天津、大连各大码头，带动活跃了本地的商贸流通业。可惜的是日寇侵华后，被迫中断了几乎所有的海上运输，这两艘大风船也随之停航营运而最终废弃。
所幸的是改革开放后，国家着眼于建设亚欧大陆东方桥头堡，重点投资建造了石臼、岚山一南一北两大现代化港口，2003年又在此基础上，将两港联合重组为日照港集团，成为全国二十个重要的沿海主要港口枢纽之一。据权威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二月份，日照港在全国港口中，货物吞吐量位居第五，集装箱吞吐量跃进第十位。同时，配套的铁路、高铁、航空等也得到快速发展。这都为大草坡村及其周边区域的商业贸易、出行旅游，提供了从未有过的便利。
距村西里地左右，有明清时通达“南北二京”的古驿道——西大路，联通着县州府和京城，更是旧时的军事专用通道。现如今，同三（沈海）高速公路日照段，恰好修筑在了原来老路的基线上，国家从2001年11月22日开始动工，到2003年12月26 日通车，历时整整两年，设计时速一百二十公里，双向四车道全封闭行驶，北可至北疆的黑龙江省同江市，南可达南方的海南省三亚市，全长共计五千七百公里。
到了民初时期，紧邻村东修筑起了替代西大路的“胶新公路”——东大路。这条南北大道，是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支前”大动脉。小时候听我娘说，那时南来北往的运送粮食、衣被和武器、弹药等战备物资的汽车、马车和小推车，两边望不到头，常常数天数夜不间断。特别是那小木轮推车，虽然尚未见其影踪，但它那特具个性的“吱扭”声，大老远的就传递了过来，在耳畔响个不停。现在，这条公路经过历年的修复改造，成为了国家交通干道——204国道。
在1947年前，大草坡村的陆上运输业处于民间自发状态，通常靠的是人扛、肩挑、背驮、手提……木质木轮推车的使用也已比较普遍，一般东家都会雇佣“推脚”或称“赶脚”的车夫，也有商家大户自己置备马车、圈养马匹、雇请车把式的，以较低价格收购当地及内陆的生猪、花生、山果等农副产品，再运至各海口码头，或销往外地而赚取差价；待返程时，又购置装载海盐、干鲜海货和日常生活用品，运回零销或批发，赚得利润。那档口，由于这个村子已有了油坊、蒲包、草鞋等作坊，加上商业氛围较为浓厚，大宗或零散的进出货量相对较多，形成了有十几位“车伙子”的运输力量。我地下党便趁机联合他们成立“车夫工会”，通过协商、罢工等形式为他们争得利益，也为我军在解放战争中运送保障了大量军需物资。
1950年以后，新式铁制胶轮取代了地排拖车、小推车、小土驴子车的木质车轮，耐用、方便、省力，短途运输效率大为提高。记得1975年秋，我父亲买了一个直径约三十五公分的铁制胶带独轮，再在屋后伐了一棵刺槐树，找村内木匠做了一辆小土驴子车，我小舅又给编了一个平口的柳条篓子放置在上面，平时往家里运粮运草、往田里送土杂肥，到镇里赶集也推着它，装载各类货物，确实是便当实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人力或畜力胶轮地排拖车广泛应用于运输业，根据货运量的多少，或个体单行，或结伴同行，往返于几十里乃至几百里地的城乡之间，运送粮食、家具、木材、石料、煤炭等等，成为了中短途货运的主力军。大多村集体，以及城镇机关单位、工商企业等，也都根据自身日常使用情况，置备一辆或几辆地排拖车。
这期间，拖拉机、机动三轮车等农用机械，逐步进入生产生活中，其运输作用日渐突出起来，劳动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大草坡村志》有记，1979年村集体筹资一万多元，购买一台24马力拖拉机，专门搞运输，收入归集体。第二年又购置八台手扶拖拉机，每个生产队配备一台，除农用以外还短途运输。仅1990年至2012年，村里先后增购四十余辆大中小型运输车辆和挖掘机、装载机，以及八九十台拖拉机、三轮车等。
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简便的自行车、摩托车等出行代步工具大量进入家庭。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很多村民购置使用上了家用面包车、小轿车，估计全村不下百辆。同时，双轮电动车价廉轻便，在村民中相当普及，几乎每位成年人都拥有一辆。
我和表弟在村里逛时，只见各种品牌、各个类型的家用交通车辆，以及农用、施工等机械，停靠在各家庭院门前，成为了一道亮丽风景。
伍
由于前得村西“古驿道”、后得村东“胶新公路”这两条通达南北大路之便，大草坡村的家族式工商业经济，早在十九世纪就萌芽产生了。
据史料考证，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前前后后十多年，阻断了京杭大运河的正常南北漕运；与此同时，兴起了海上航运。在这一背景下，擅做商贸生意的李联宽先生，为了做大业务规模，与姨夫韩氏合作从事农副产品购销。生意上的兴隆，激励着他创办起了“义利商铺”，利用紧靠西大路、邻近各海口的优势条件，收购外销内陆的花生米、花生油、大豆、大枣、柿饼、干果等农副产品，再购进当地紧缺的布匹、洋火、洋油、肥皂、白糖、红糖、纸张、笔墨等日用品，向四乡辐射性地进行零售或批发。在经营中，李先生熟悉行规、重义诚信、吃苦耐劳、乐善好施，信誉度很高，各个口岸的商家客户，一提起他的名字都竖大拇指，纷纷争着与其合作。由此带来的回报，便是收益日见增长、规模不断扩张。
2004年续修《李氏家谱》时，八十六岁高龄的李家后人李其为先生，忆起先祖开创的“义利商铺”，滔滔不绝中尽显自豪：我记事时，仍然可见往日繁荣，大院就座落于现在村里社区中心附近，内套三个小院，有数十间房屋；大门朝西，面向南北大街，门楼四角飞檐，门垛砖雕活灵活现，两扇黑漆木门镶嵌铜制虎面扣环，尽现我国北方富裕人家的建筑风格；院中经营区域，有商品交易门面，以及货物仓库、黄酒作坊、骡马棚舍等，来此联络、买卖者络绎不绝。
日照古来就有学士李、进士李之分。“义利商铺”创基人李联宽先生系学士李，祖上世住日照太平桥，为名门望族。清光绪十二年版《日照县志》曰：“李应廌，梓谏臣，一字愚菴，丙辰进士，授职编修……晋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其后几经迁移，散播县境。1840年前后，作为学士李的后人，虽已逾花甲之年的李联宽老先生，所经商铺初具规模，多方考察研判后，遂由东林子头村迁至紧靠西大路的大草坡村。迁后的商号在他及其后辈们的精心经营下，繁荣了半个多世纪。无奈，终因不慎失火，加上其他原因，导致败落，一蹶不振。但祖上阴德犹存。我表弟讲，当今李家人才辈出，有的走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殿堂，有的成为硕士、博士研究生，有的担任党政或国企领导干部，更有继承祖业者——开公司，当老板，做起了大生意。
油坊的历史，在大草坡村已百年有余了。最先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头几年，我老姥爷傅公维斗先生拖家带口，连同原有的榨油小作坊，由高兴的牟家村迁来，举债经营，历时数载，创办起堂号“新立油坊”，周边也称“傅家油坊”。传说，油坊里有大小两台石碾。大碾的旧主人，是上元“秦家油坊”后人秦公百淦老先生。当时他担任省府图书馆总务之职，全家迁至济南住居，便将祖上传下来的已闲置多年的石碾，低价转让给了我外家。此碾总高三米多，碾盘直径至少八米，由数匹高头大马轮流拉动。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业道酬精。我外家自从油坊开张营业以后，一方面始终以诚信立业，老老少少为人实在、忠厚本分、买卖公道，在客商中间有口皆碑，一步步打开了局面；另一方面，全家人起早贪黑、不畏疲苦、竭尽全力，开动两部土榨油机，昼夜不停地干。我大舅曾回忆那些日子：“来到忙时，家中十几岁以上的男性，全都上了阵，苦干拼命干啊。太不容易了！”；同时，把住生产质量关，严防以次充好、以孬当优，时刻精致地呵护着油坊的生命线，赢得了良好信誉。如此一来，生意越做越好、越做越大，日产油饼贰仟余斤，在日照南半天屈指可数，而且还把业务做到了苏北的柘汪、石桥、新浦、连云一带。
其实，刚开业那会，由于建设规模大、债务包袱重，经营中的难处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每逢年节之时，讨债者盈门。我老姥爷不得已，安排我二姥爷宗余公和我四姥爷密余公，闯了东北，另图门路。那时外欠最多的，是涛雒街上翰林丁公惟提老先生的孙子丁仁田大相公。因老亲原因，丁大相公叫我老姥爷为表祖。
当得知我老姥爷正犯难后，他便捎来信：“请表祖来涛雒一趟。”我老姥爷见信，心中忐忑起来，连忙置办礼品、登门拜见。
丁大相公客套地迎出了大门，拱手道：“打扰表祖啦。您来就好，干嘛还带着这么多的礼物啊？”
我老姥爷连忙应声：“应该的。不成敬意，不成敬意！”
丁大相公拉着我老姥爷的手，边往院子里走，边说着：“找表祖来，有事商量。”
我老姥爷见人家如此客气，心里愈加不安。说话间来到正堂，坐定后丁大相公问曰：“听说您现在运转困难？”
我老姥爷无颜抬头相视：“是，是有些困难。我……”
丁大相公没等我老姥爷再说，便把自己的想法托出：“这样吧表祖，我这儿有十担黄豆，你用作起本。等你还的时候，比街上卖价，让你五码钱，你看行吧？”
那时候，一担等于十斗，一斗约等于如今的一百二十五斤。如此一来，这十担黄豆可是一万两千多斤啊。就这样，“新立油坊”终于有了翻身的机会。
自那以后，我老姥爷总是念念不忘这份恩情，常跟我五位姥爷和我舅们念叨：“大相公是好人啊，是咱家的贵人啊！”
不幸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下半叶，我大中华遭逢了日寇侵略，特别是在苏北鲁南一带，日伪军发动的几次“三光”大扫荡，使整个“新立油坊”劫掠一空，经营和财产蒙受了巨大损失。我娘曾回忆说：“那时我马马虎虎刚记事，听说日本鬼子要大扫荡，全村子老老少少都逃难去了。咱傅家数十几口人，先是躲藏到西山里好几天，后来觉着不牢靠，又逃到新浦那里的客商家里。等三个多月后返回家中一看，能拿走的东西全没剩下。真的好惨啊！”
好在1946年春季，日照大部分地区喜获解放，滨海军区某部“征兵团”进驻大草坡村，并以生产股的形式顺利接办了油坊。后来，根据形势发展，“征兵团”又于1955年将掌管的油坊，移交给了新成立的“大草坡村东方红三号农业社”，我二姥爷傅公宗余先生担任技术员。再后来，由于各方面原因，油坊停办。就在这个时期，那盘大碾被肢解成石料盖了房子，小碾也不知所踪。
直到1970 年，村里在东南角的综合大院里重建油坊，生产加工上已半机械化，由柴油变电机带动着四部榨油机，同样是昼夜不停地运转。榨油方式提升为气压榨油，炒糁改为炕蒸锅炒。此时的技术员换为我叔辈二舅承级公，榨油工十多人，年产量三十余万斤。
虽然1985年解散了集体油坊，但没过几年，我叔辈舅承级、承约二公各自办起了“家庭油坊”，服务本村和周边的民众。如今，承约公的“家庭油坊”生意兴隆，榨油设备和榨油方式得到进一步更新，生产效率大为提高，年加工量达百余吨。
早在1828年，编制蒲包这项家庭手工业，就在大草坡村兴起了，一直延续到编织袋、塑料袋、包装箱等大量使用的1995年前后，长达一百七十多年。我娘就是为闺女时，学会编蒲包的。记得我小时候，经常跟随腋下夹着蒲叶的我娘，到邻居家的西屋用碌碡压蒲：先将蒲叶均匀地放在地面上，然后踩着凳子，小心地站在碌碡上，双手举过头顶，扶着相距比肩略宽一些的两根粗粗的绳子，双脚似走路般地用力推动着碌碡，在房子的北墙边和南墙边之间来回滚动着，直到把蒲叶压得软软的，再收回家抽空编成一个个蒲包，攒多了拿到我姥姥家，和舅姨们编的一起交由村里外销，赚些日用零花钱。
我姨曾介绍说，村里从1962年起，由家庭妇女和年轻女青年为主体，以生产队为单位成立编包小组，在农闲时居家从事这项手工劳作，按每人编包的数量多少、质量好差，以记工分作为报酬，交由集体统一销售。随着土地承包责任制政策的落实，1982年以后的这项副业所需的原料采购、成品销售，改由家庭自愿组合为主，并成为了大部分家庭的重要经济来源，一年四季都不停歇。据说，有些家庭人手多的，年利润可达上千元。这在那个年代，可是不小的一项收入。
本人年轻时因业余爱好，为大草坡村撰写了题为《编蒲包使他们走上富裕路》的新闻稿，于1989年11月29日登载在我们当地的《日照报》：“涛维镇大草坡村发挥传统手工艺优势，靠编蒲包致富。编蒲包，在大草坡村已有很久的历史了。今年，全村三百来户人家，几乎家家都有编蒲包的。他们算了一笔帐，编一个蒲包挣六角钱，一个熟练的编包手一天能编十七八个，就是一般技术水平的，一天也能编十个左右，这样一天下来，多的能挣十来元钱，少的也得挣六七块……”
他们不光编蒲包，还因地制宜，利用蒲叶做草鞋、稻秧制草绳，既满足了自家使用，又可以拿到集市上售卖。制草绳看起来简单，其实是个技术活。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村里专门派村民李世培师傅外出学习，掌握了制绳工艺：先把压软的稻草纺成草坯，再根据需要将草坯合成粗细不等的绳子。当时，他们在各生产队成立制绳小组，由村里统一经营，用工、进料、制作、销售一条龙。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不少村民把它发展成了家庭手工业，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末期。
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势的大草坡村人，沐浴在新世纪的春风里，工商贸易运输养殖餐饮等各业兴旺，尤其是这二十几年里，有宝胜工贸、联盛建材、凯盛矿石、嘉沃运输、太平洋网具等数十家企业进村落地，为村民提供了较为广泛的就业机会，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我弟弟的同学刘加玉先生年轻时闯外，因机缘发展成为了山西的一家煤炭企业老板。他前些年回乡，在大草坡村204国道东侧，盖起了大楼，开起了酒店，连锁经营餐饮住宿洗浴等业务，给周边众多企业和村庄带来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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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旧时还是当下，林果茶桑等业对于农村扩大收入来源，改善和提升农民生活品质，是极其重要的。实践也证明，只有经济发展了，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人，腾挪躲闪的时空也就大了、机会必然多了。特别是近三四十年来，大草坡村人与时俱进，从多元化经营着手，不仅保持发展了传统副业，而且新增了桑蚕、茶叶、林果、蔬菜等致富门路。
我们日照有着悠久的植桑养蚕历史，是全国少有的优质蚕茧产区之一。大草坡村于1974年春，首次在“莲花盆”地片建起桑园十五亩，成立专业组，指定负责人，栽植和管理桑树，喂养和护理蚕虫。进入新世纪，村委又在东北岭的干渠以南，新建桑园五十五亩，分包给七户村民，一年三季养蚕，推行隔年轮剪伐技术，蚕儿上簇自动化，蚕茧产量和质量大幅度提高。随之相伴的是，年年都有丰厚收益。养蚕户们高兴地说：“虽然很累，但看着一只只胖胖的蚕宝宝，心里特别欢喜！”
这个村大面积种植果树，是从1968年秋天开始的。他们用凤凰山前火石岭子上新整治出的层层梯田，栽植“大国光”“小国光”“金帅”三种苹果树苗，没几年便收获了果实，尝到了发展林果业的甜头。时光荏苒，转眼是1984年，春暖乍寒，村里结合经济政策和形势，敢为人先，克服困难，毅然将果园承包给了有技术专长的村民。几年后，又在东北岭扩建果园五十亩，引进新品种“滕木一号”“嘎啦”等，推广优化修剪、人工喷液授粉等技术，以及疏花疏果等措施，优质果品率远远高于周边果园的，既香甜又脆生，大部分销往了南方地区。
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县里在巨峰、岚山、黄墩等地施行“南茶北移”，并经过不断总结积累，有关经验和技术都比较成熟。大草坡村北岭，质地好无涝洼。1971年春上，刚刚改造整治出了五十余亩土地，是栽植茶叶的理想去处。于是，他们紧接着抽调人手、栽植茶苗，没几年就成垄成片了。春天里，采茶的姑娘和妇女们劳作在新绿中，那景象就是一幅美丽的田园图画。每到冬季时节，组织给茶苗追施猪牛粪、土杂肥，及时浇透冬春两遍水，为抽尖吐叶打好了基础，所生产的茶尖茶叶，泡制后汤色绿亮、浓郁醇厚、耐冲好喝。他们在管理上立足标准化，采摘、炒制、包装、销售一条龙，虽说价格较临近茶场的要贵一些，但深受客户们的青睐，一直都供不应求。如此一来，村集体经营管理的标准化茶园建设起来了。十多年后的八十年代初，村里对这片茶园实行承包，茶叶炒制由手工升级为机械，产品更加卫生干净。光阴如梭，时间来到了2010年。为满足市场需求，他们又在“东大荒”地块，新建茶园二十五亩，坚持有机、环保的绿色理念，保证了茶叶的上乘品质。当着你打开茶叶包装时，或者将茶叶冲泡在水杯中，那浓浓的豌豆茶香，便迫不及待地扑入你的鼻腔，特别诱人，难以释怀。
随着城乡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菜篮子已不局限于大米、白面、白菜、萝卜这老几样了，选择上打破了季节的单一化。大草坡村适时调整产业结构，扶持村民发展蔬菜大棚。先是在1994年初，在村东北角河滩和204国道旁，整治并划出土地二十余亩，建设了十几个蔬菜大棚，种植西红柿、黄瓜、芹菜、豆角、辣椒、蘑菇芽等稀有蔬菜，一年四季供应市场，给菜农带来了不菲收入。四年之后，又在204国道东侧的八十余亩土地上，架起了四十五个西瓜大棚，形成了种植的规模效应。在他们的精心培护下，科学育苗、栽培、施肥、浇水，所收获的西瓜产量高、口感好，有的重达三十多市斤，北销关外三省，南售长江流域，亩地收入六七千元。
由是，大草坡村的致富之路越走越宽广。村民的日子里，满满的都是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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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安康是人人所祈求的。中华先祖靠着自己的才智，探索实践创造出中医中药，形成璀璨的优秀传统文化瑰宝，数千年来呵护着中华民族，斗瘟神、疗病痛，一路蹒跚走来。大草坡村人在同疾病斗争中不断成长成熟，创建了令人啧啧称道的新型医疗和卫生文明。
从小就接受私塾教育的村民孙守山老先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亲眼见证了本村及周边地区，疫疠横行，疾病蔓延，天花、麻疹、霍乱、伤寒、黑热病等时常发生，民众苦不堪言，遂悲悯心萌发，不顾家人反对，外出拜师学医。学成后毅然回乡，在他自家开立“孙记药铺”，从事中医，经营中药，尤擅外科，施行针灸、拔罐样样精通，治疗毒疮、疔疖样样拿手，为数不清的患者解除了病苦。
新中国刚诞生不久，村里组织新盖三间房屋，依托“孙记药铺”，建起“庄户医院”，缓解了村民看病难、取药贵的大问题。特别是1961年的9月，境内发生疟疾病大流行，及时对村内的八十九例患者实行免费治疗，很快痊愈。孙家后辈秉承治病救人祖训，修为医术医道，参加医疗培训，坚持中西医相结合，一辈接着一辈地为患者治病疗伤。“孙记药铺”第三代传人孙纪鼎医生，擅长治疗常见病、多发病、季节病，尤其是在治疗脑瘫、风湿、类风湿等慢性怪症上很有一招。现在，孙老先生已八十多岁高龄，仍然坐诊服务患者。笔者曾因小毛病，专程请孙大夫切脉开方。其间，我聊起小时候在姥姥家学小舅劈柴，不慎误伤了自己的左手食指。当时，我小舅惊慌中把我抱进药铺，还是孙大夫您给我做的包扎处理。孙大夫听后，停下开方的笔，看着我，轻声道：“想不起来了。”接着又说：“我和你大舅，是小时的玩伴，也是要好的同学……转眼，我们都老了。”为民众做了那么多，自己很少记得，而对孩提时代的友情友谊，却如数家珍。
随着全面医疗改革，这个村在1968年初，将村医纳入正规管理，“赤脚医生”有了相应的社会地位，积极利用土医、土药、土方，着眼自采、自种、自制、自用，从此村民治疗一般疾病不用出村了，而且药价非常低廉。后来，他们又扩建卫生医疗所，鼓励村民每人每年参保十元钱，即可享受政府补贴，如果遭逢大病时，还能获得较高比率的药费报销，避免了因病致贫现象。最近这三年来，他们的防疫工作落实有力、措施到位，最大化地保护了村民。
行走在大草坡村的街头巷尾，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整洁干净。然而，以前的景象可不是如此，不怎么大的村庄，东西南三个方向均有一处汪塘，连通着一条条下水沟，街上大大小小的土堆、粪堆、草堆随处可见，各家各院都有露天简易的粪坑、猪栏，散养的鸡鸭鹅随处屙屎，每到夏天，蚊蝇成群，恶臭弥漫，让人透不过气来，甚至诱发各类疾病。
为改变这一生活环境，首任村支书周官祥同志带领干部群众，在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填汪塘、修水沟，捕耗子、灭蝇蚊，达到了当时“三洁”“四无”的乡村卫生标准。时间进入1962年，他们又从生产出发，从积肥入手，“三改造”“五建设”，村内环境卫生大为改观。转眼是1966年的春天，接任村支书的王茂礼同志集思广益，着力整治改善村容村貌，使环境卫生迅速提升了好几个档次。时光如逝水，很快到了1975年，他们以除害灭病为重点，大张旗鼓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通过“两管五改”措施，推广建起“三连道”沼气池四十余个，使全村初步实现了沼气池化；同时，继续修整街道、翻盖房屋、疏通沟渠，脏乱差状况彻底被扭转。一晃，来到了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大草坡村从“两个文明”建设的高度，进一步整治村容村貌，定期大扫除，清运垃圾，清理死角，家家户户“门前三包”，并作为争创文明户、五好家庭的重要内容，及时检查、评比、奖励。现如今，不论是村民家里，还是街道巷中，乱吐痰、丢果皮、扔垃圾等不良行为，早被村民们视为不耻，讲文明、讲卫生，成为了全村人的自然习惯。
据说，大草坡村是于二十一世纪前夕的1999年，在全镇各村中第一批成立卫生保洁队的，至今已二十五个年头了，由开始的一人一车总负责，转为后来的三人一车分片管理、共同清理。在收集生活垃圾方面，由开始在每家门前摆放用于倒垃圾的竹筐，改为每个巷子设三至五个固定垃圾池、流动垃圾桶，再到近几年的安置环卫箱六十多个、垒建环卫池三十多个。他们还将各户原来的蹲坑式厕所，改造为现在的冲水式三格化粪池。清扫卫生的次数，也由以往的每月两回，增加到当下的每天小清理、每周大扫除。为了细化任务职责、明确奖罚标准，村委都要在每年之初，与保洁员们签立“责任状”，对工作到位、考核突出的前三名，除了颁发“优胜红旗”，另外给予一定数额的物质奖励。
如今，漫步于大草坡村的各条街巷，过去的脏乱差现象早已不见了踪影，相逢的村民们也衣着得体，脸上总是洋溢着乐呵呵、美滋滋的笑容……矮矮的冬青在路两旁精神抖擞地迎送着路人，其他绿植花草虽已凋谢，但仍然显现着蓄聚待发姿态。浏览中，直觉得环境舒心惬意，着实不逊于城镇那街容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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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是人类成长的精神沃土。“譬诸一身，财者肉也，地者骨也，而读书则气脉也。有骨肉而无气脉，人胡以生？”大草坡村人早就明白这个道理，非常重视子女的文化教育和素质培养，人才辈出也就理所当然了。
查阅《大草坡村志》知道，最早是村中“聚祥”堂号的孙志贤先生，于清光绪二年即1876年，办起私塾，招收子弟，既学文，又学武。学堂就设在塾师的家里，学生人数较少，多为本家孩子。所授课程，一般是先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再学“大学”“中庸”“论语”“诗经”“四言杂字”等。教学方法，基本上是识字读音，然后朗诵、背熟、释义。与此同时，教授书法，从毛笔描红描影起步，再到写米子格、田字格、九宫格；然后，练习标准的楷书，根据情况也涉及隶书、魏碑等字体；还要学会读帖，掌握领悟起笔运笔收笔之精妙；再进一步深造的话，便是练习行楷，优秀者可写行草、草书了。在私塾的高级教育阶段，要读四书、攻诗经，涉猎文选，撰写文章，以及唐诗宋词的合解诸籍。在学习诗词过程中，塾师将讲授平仄、五言、八韵，以及起承转合等格律知识，理解体会诗词意境。
认识到读书重要性的富裕人家李风麟、丁履奉两位先生，也分别于1893年、1894年开馆教书，村民分别称为“东学”“后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正是我国乃至世界的大变局之时，村中秀才丁冀山先生开设新式学堂，共有学生十八名，大多是本村子弟。
到了抗战时期，中共党组织曾特派郑雪年同志到大草坡村任教，以办学教书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后有丁惟宗、王海亭两位老师先后来村里教学。
告别了旧社会制度的大草坡村，大力规范和发展基础小学教育，两年后成立村办公助小学。这虽然只是一至二年级的复式班，但标志着新时代小学教育正式启动，同时较好带动了扫除文盲活动，村民识字率提升较快。随着人们生活和医疗的改善，人口大幅度增长，入学适龄孩子增多，村里及时于1966年扩大招生，成立一至五年级的完全小学，保证了应入学者尽入学；对大草坡村的孩子们来说，1981年是个很重要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里，在村东新建了五个教学班的标准化学校，高峰时有学生近二百名；学制改革后的2003年秋季，开始统一使用新课标实验教材，我初中同学贾建昌先生就曾来小学担任校长数年；直到2008年6月，大草坡村小学与周边临村小学一起，合并成立“临钢小学”，有教师二十五人、教学班十二个，近五百名学生，教学和管理向着规范化、标准化，又迈进了一大步。
耕读为业的大草坡村人，相伴的是一份份令人惊喜的收获。早期的丁冀山、丁梓材两位学子，各于清光绪二十年即1894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即1897 年，在沂州府考中秀才；另有学子孙志贤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即1899年，在沂州府考中武秀才。这都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
《大草坡村志》告诉我们，从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至2012年的三十四五年的时间里，从这个不怎么起眼的小村庄，走出了一茬茬优秀子弟，其中本科学历四十九名、研究生学历十三名，孙纪刚、李锦峰、李宗良、韩邦合四人，分别在北京航空学院、上海复旦大学、山东师范大学、西安师范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更有比比皆是的功成名就者。
我高中同学李刚，是大草坡村优秀子弟的代表，成为了今天青年们创业立业的典范。他母亲是我本村族姑，论起辈分来应叫李刚表弟。他毕业进入日照市化工厂，勤奋实干，事业有成，尤其是主持全厂工作后，累计成功实施创新、技术改造三十余项，完成管理创新成果七项，经济效益、产品质量、生产成本等各项经济、技术指标，一直居于全国同行业前列。仅2004年，厂子实现产值近两亿元、销售收入两亿多亿元，连续十多年保持全国同行业第一位，成为我国海藻行业学习的样板企业，先后获得全省先进企业、省级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富民兴鲁劳动奖状等荣誉称号。我李刚表弟也成为了全国海藻加工业的年轻科技专家，被授予第五届“日照十大杰出青年”。前些年因年龄关系退职，不甘寂寞的他，利用懂技术、善管理、有市场的优势，筹集资金，组织力量，在胶东海阳盘活了一处濒临倒闭的海带加工厂。去年，分兵奔赴莒县投资办厂，开启了创业新征程。
我姥姥傅家门里同样人才辈出。二舅家玉玲表妹，打小就聪慧好学，1992年考上日照师范，是“傅家档子”第一个翻越“龙门”的子女，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德艺双馨的优秀教师。现在，她已晋升初高职称，在青岛超银中学任教多年，深得学校领导器重、学生敬重。
去年教师节，超银中学为表妹发来慰问信：“傅玉玲老师：鹤发银丝映日月，丹心热血沃新花。您如春天的细雨，润泽嫩苗，浇灌土壤；您如秋季的清风，吹红枫叶，吹熟稻谷。作为七年级三班、四班的语文教师，平日您在工作上，兢兢业业，踏实上进。新学期，相信在您的带领下，两个班的语文成绩，一定会取得骄人的成绩！广饶超银的成绩里，一定渗透着您的汗水！您的点滴进步，都会使超银更加稳步地向前！值此教师节之际，祝您：节日快乐，桃李满天，一生幸福！”这是鞭策，更是殷殷的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表妹在“孝”这方面做得也非常棒。记得她领了第一份工资，首先给八十多岁的老奶奶买了一件新衣裳，叫老人家乐得合不拢嘴；前些年，我二舅在世时，因肺部疾病需要长期用药，且过个二三十天就得住院治疗一番，有关花费相当多，基本都是由她支付的。这份人品，真是难得啊。
我玉玲表妹不光成为了傅家的骄傲，而且影响带动了傅家子女的学习热潮。如今，我四姥爷的重孙，今年二十九岁的表侄志峰，正在广西医学院攻读博士；大姥爷的重孙女，我表侄女傅迪已获保研资格，并由同样是全国名校的吉林大学，转至全国第一梯次名校——浙江大学深造；三姥爷的重孙辈，我表侄百鸣已在广西大学读本科，表侄女馨营现在日照第一中学上高中，学习相当优秀，令人期待。
扫盲教育是我国1949年以前在解放区，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里的一项特色教育形式。大概是1950年的9月份，大草坡村根据上级业余教育精神，动员鼓励群众参加新成立的“识字班”，抓住农闲和晚上等时间，学习认字写字。特别是1952那年，扫盲经验丰富的张守兰老师来到大草坡村，编制了一千多个字的课本，教授村民读国音、学识字、练写字，村里还为其配备两名助手，从小学和村民那里共腾出五间房屋作教室。当时，全村就有上百名青壮年参加“识字速成班”，清晨早起学、饭后抽空学、忙时夜晚学、农闲半天学，学得热火朝天、你追我赶，形成了轰轰烈烈的扫盲高潮。我娘从没正式上过学，所认识的字就是她在出嫁前，在“识字班”里学得的，大概有一百多个，会写自己和家人的名字，以及一些常用字。
自1957年起，村里组织成立“民校”，一办就是六七年，重新选拔丁元祝、傅成纪两位村民担任老师，学员年龄放宽，从十几岁至四十岁左右都可参加，使以前的“睁眼瞎”，也逐渐能够看信写信、阅读书报了，多数村民摘掉了文盲帽子，并发给红红的《扫除文盲证书》，有的成为了生产小队的会计、记工员、民校教师。
诗书继世长。朗朗的读书声，为大草坡村人的精神风貌，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元素，带来了浓厚的文明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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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就会有一种共同的认知：大草坡村的良性发展、巨大变迁，绝不是随随便便发生的！
该村“志书”介绍，早在抗战时期的1942年3月，徐顺卿同志受中共党组织委派，在大草坡村先后发展孙志沛、孙余轩、丁宝亭、孙松甫、孙仕轩、刘禄昌等同志为地下党员，悄然燃起了民族救亡复兴之火，尤其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中坚作用。随着我军主力部队向日伪军发起全面进攻、取得全面胜利的新形势，中共大草坡村党支部于1945年5月公开正式成立，随后涌现了周大娘、韩大娘送儿和妇女王文翠送郎参军的感人事迹。次年，上级派出工作队进村驻点，相继成立民兵队、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等群团组织，开展减租减息等活动，再次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到目前为止，共有九名同志在大草坡村担任过党组织负责人，发展或调入党员总数一百二十多名，其中有二十二人是1949年之前入党的，叫让人敬仰！
在革命年代，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农业生产，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尤其是为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筹备和运输各类物资供应支援前线。就在那时，我姥爷傅公宝余先生积极响应号召，和他的兄弟们一起，自带干粮，决然出夫，推着“吱扭”响的木质独轮车，为解放军打赢江北系列战役，运送了不计其数的军需物资。第三野战军兼政委的陈毅元帅有句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根据各家情况，准确划定出身成份，是那个特殊时期里的一件很重要也很严肃的事情。我舅们曾讲，当时为了咱老傅家的出身成份划定，小乡有关领导会同各村负责人和贫协成员，专题召开了三个晚上的会议。会上，摆事实讲道理，逐渐由分歧形成共识，都认为傅家从外村搬来，靠的是负债起家，既没有雇工，更没有剥削，全凭着自己家人没白天没黑夜地苦干实干，后来受尽了日伪军的盘剥和掠夺而败落；滨海日照地区解放后，傅家主动将油坊的全部资产，如数交由解放军“征兵团”接办，对解放军、对新中国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心底无私天地宽。我想，不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抛弃一切成见甚至恩怨，立足于调查研究，用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客观公正、毫无杂念地严格按政策按规定办事，于公于私、于人于己都是至关重要的。其实，我们在这方面的惨痛教训挺多的，有些也是刻骨铭心。
新中国成立的七十多年来，大草坡村党支部和村干部一如既往地与广大党员和村民一道，一届接着一届、一代接着一代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以及新时期的改革与开放，为本村各项事业发展、村民生产生活改善，励精图治，团结实干，开创了天地更加广阔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我和表弟在村头，远远望见现任党支部书记孙继顺同志在冬麦田间，正与一位村民谈着什么。我俩沿着田间小道走了过去。我与孙书记是老相识了。他媳妇不光是我的本家妹妹，还是我的小学同学；他的妹夫既是我的高中同学，又是我的同族本家；加上大草坡村是我外家所在，又是不远的邻庄，交往交流的时候就多起来。
中等个儿面庞黝黑的孙书记回头看到我，略带惊讶地笑着问道：“怎么有空了，出来转转？”
“到我舅家办了点事儿，顺便参观参观。”接着问他：“这么忙啊？”
他没有直接答话，而是俯下了身子，双手从寒冷中畏缩着的麦苗间，捧出一抔黑土，目光先是投向我，片刻又移向了那位面容同样黝黑的中年村民，动情地说着：“老一辈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好的土地……这大冬天里，咱一定要给麦子浇上一遍保墒水啊！力是不会白费的。”
那村民认真地听着，连连点着头。
此时此刻，我耳际回荡起了当代大诗人艾青老先生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睛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写到这儿，我深深以为，“全国文明村”的铮亮牌匾，插在了大草坡村的这片热土之上，名副其实。
作者简介：秦泗新，男，山东日照涛雒上元人。在日照银行工作，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日照市作家协会第二届、三届理事，日照市格律诗词研究院第一届、第二届副院长。十多万字作品散见于各级报刊和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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