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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列“明末三公” 绝食报效国家
  高弘图画像
  
  □ 本报通讯员 李宗浩 刘伟
    本报记者 陈巨慧

  胶州市区原东门里路北,有一处大学士高弘图家庙,门楹联为“忠臣相国祠,兴朝太史书”。据说,这是清代一位御史,因敬慕明末名臣、民族英雄高弘图的忠直廉介而书写的。
崭露头角 初露锋芒
  高弘图(公元1583年—公元1645年),字子猷、研文,别号硁斋,明末胶州人,先后任中书舍人、陕西监察御史、左佥都御史、左都御史、工部右侍郎、户部尚书、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等职。
  高弘图出生于书香门第。他的曾祖高迪,字元德,以乡荐河北良乡县、宛平县知县,为宦廉介,后升任太仆寺丞,属朝廷命官。死后入祀良乡县名宦祠,入胶州乡贤祠。父亲高梦说,字元辅,号肖野,明代庠生,赋性端严,贫而力学,教授生徒。高家与寡妇为邻,寡妇遣女婢给他钱财,约他私会,被他婉辞。
  高弘图自幼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加之天资颖悟,勤苦力学,终于成为学识渊博之士,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考中进士,时年27岁。
  高弘图考中进士后,授中书舍人。万历四十八年,他因上疏开脱左光斗、杨涟等人罪名,触怒明熹宗,被夺俸两年。但高弘图并未因此而气馁,继续上疏参劾当朝首辅方从哲,终于罢其官。
  此时高弘图正当壮年,在政治舞台已崭露头角,初露锋芒。他又针对当时局势,上疏陈述“时政八患”,并请求朝廷起用邹元标、赵南星等人。
不畏强权 铁面无私
  明天启初年,高弘图升任陕西监察御史。明末的御史,掌握监督大权,是朝臣争相拉拢的对象。高弘图一上任便立誓要远离泥淖,绝不结党营私。
  当时藩王朱由枢为王府太监张清所蒙蔽,张清依仗王势,无法无天,鱼肉乡里,欺压百姓。高弘图为拯救黎民于水火,受理此案,依法将张清收捕下狱。朱由枢亲自设宴为张清讲情,高弘图铁面无私,不为所动,回京上疏坚持杀张清,以谢宗室百姓。
  藩王和太监,是明代臣子不敢触碰的“雷区”。高弘图官微言轻,却不畏权势,惩治不法,令当地豪强畏惧敛迹。然而由于诸太监和权臣的包庇,未能治张清的死罪,愤愤不平的高弘图遂称疾隐退。
  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魏忠贤将高弘图恢复原职。当时阉党魏忠贤当权,权倾朝野,炙手可热,对不附己的清正官吏,横加罪名,任意逮捕,矫诏逮捕了都御史周宗建和吏部主事周顺昌。高弘图决不趋炎附势,他立即上疏,洞烛其奸而被搁浅,不得上闻。高弘图再次上疏“请宽刑狱,反对酷刑”,终于触怒了魏忠贤,高弘图被削籍。
  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魏忠贤畏罪自缢,高弘图又官复原职,力劾魏党余孽府丞刘志选、太朴寺少卿梁梦环、巡抚田尔耕等,并逮捕他们下狱,治其罪。
  崇祯三年,擢升高弘图为太仆寺卿,迁左副都御史。时刑部尚书乔允升以“死囚越狱罪”将受重刑,都御史易应昌以为“失中不拟”,令皇上大怒,下诏也将他逮捕入狱。高弘图对于皇上的做法也不认同,遭到皇上的亲自诘责,并怀疑高弘图与易应昌等为私党。群臣皆大惊失色之时,高弘图却义正严辞地说:“臣来自田间,不知有党,党亦不知有臣。”继而又上疏,谓“乔允升罪不当死,应当戍,不然臣死不敢奉诏”。由于高弘图的刚直和据理力争,终于感动了皇上,最终如高弘图所议从轻发落。
  崇祯五年,高弘图被擢升为工部侍郎,当时太监张彝宪备受重用,奉旨督察部事,闻高弘图忠直刚介,欲得之,结为私党。张彝宪到部后,高弘图与叙主客礼,绝不趋炎附势,后张彝宪召侍郎议事,高弘图称疾不赴,七次上疏乞休,终因忤旨,再被削籍归里。
隐居“别业” 潜心著述
  高弘图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胶州后,隐居“别业”,杜门不出,潜心著述。他的“别业”在城南池子崖村,古木参天,杂花生树,可谓意境清幽之地,亭台池榭,错落其中,花木扶疏,藤荫草缘,百禽汇集,不愧是一座名园。清诗人宋兆彤有咏诗《作池子崖高弘图别业》:“满院藤阴覆绿苔,酴醿花下一枰开。子声初落鸣禽散,花片扑衣如雨来。”
  高弘图在家乡一住就是十个春秋,在此期间潜心著述,曾著有《易经著解》《史记论事》,杂文类的《纲目别见》《论史》,道家类的《老子解》,杂家类的《高弘图杂著》《高弘图尺牍》《血衣记》等。
  在这十年的隐居岁月里,高弘图曾在崂山侨居一段时间,并筑有书室——太古堂,暇时远眺海天一色,近看潮起潮落,山岚叠翠,百鸟争鸣,大自然风光,尽收眼底,观景读书,既调整了情愫,又清除了寂寞。在此,他完成了《太古堂集》,并书写《草书七绝诗》,现珍藏于上海博物馆。他的《论史》《易解》《太古堂集》皆刊行传世。
  高弘图也是一位诗人,在侨居崂山时,他写下了很多赞叹崂山的诗篇。
  《题黄石宫》:“要觅桃源路,穷观渤海东。虚无道德藏,金碧圣人官。庙貌徇名象,俗呼任异同。不能真面目,何用此山中。”
  《巨峰》:“不因昏墨放昆仑,疑被石头结碧魂。细数云根胪伯仲,偷从斗窍俯儿孙。空闻老衲传灯钵,亲见犹龙死汞盆。有客烟波迟钓叟,欲将明月送天尊。”
  《鹤山》:“碧尖千个送青天,道是崂山又不然。裂破囫囵聊去去,抽来飞动更前前。曾谁冒涉巢云巧,待我狂题著墨鲜。正好荒唐方外诀,松头拾得悟真篇。”
  《太平宫白牡丹》:“玄云不闲惹花喧,邀下巫山香返魂。缟素移来大士佩,风流妒入贵家园。寒凋自可存亡伴,羽客能为去住言。酷爱南华张志怪,犹防诞幻坐人冤。”
以死报效 绝食殉国
  明崇祯十五年冬,清兵进犯胶州,归隐在籍的高弘图,心存社稷,对国事、家事,事事关心,闻警后,立即招募乡勇,并破家纾难。他与在籍参将谈震采等人,协助知州郭文祥昼夜巡城坚守,胶州赖以保全,用行动和抉择昭示了骨鲠之臣的品性和操守。
  崇祯帝得知此事后,于第二年召高弘图为南京兵部侍郎,不久又升迁为户部尚书。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自缢。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与吏部尚书高弘图商议,在南京另立皇帝以恢复大明社稷,并认为非贤主不足挽狂澜。然而,“凤阳总督”马士英贪占拥立之功,率军拥福王世子朱由崧来到南京。这朱由崧吃喝嫖赌样样在行,就是无治国之才。史可法和高弘图措手不及,群臣仓促间只好拥戴朱由崧为南明皇帝,建都南京,年号弘光。
  马士英等慑于高弘图系三朝重臣,众望所归,改高弘图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马士英以拥载功任首辅大臣,交结左右擅权纳贿,百官争走其门。当时朝中敢与马士英抗衡的只有史可法与高弘图两人。史可法手握兵权,马士英便唆使弘光皇帝派其赴江北巡视四镇,剩下高弘图虽在权力中枢,却孤掌难鸣,所提建议不得落实。南明王朝建立两个多月,朱由崧荒淫无度,不理朝政,马士英排挤忠良,朝廷内外人心涣散,清兵虎视南下,南明小朝廷朝不保夕。高弘图目睹社稷危状,在多次力谏无效情况下,只好愤而辞职。高弘图上疏辞职,鉴于他是三朝元老,弘光皇帝没有批准。高弘图只好请假在家休养。
  在《明史》中,是把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三人并列的。这三人都是明末忠臣,并列“明末三公”。在清军入关、顺治登基后,南明王朝的兵备武事、抗清作战全靠史可法,治理国政、辅佐朝廷皆靠高弘图、姜曰广,“当是时,朝廷大议,多出弘图手”。
  这时南明王朝政权已摇摇欲坠,高弘图力挽狂澜,上疏南明王朝,列陈“新政八事”:勤圣学,睦亲藩,议祀庙,收人心,禁奸宄小人借端妄言等,涉及内政、外交诸多方面。但遗憾的是,阉党马士英、阮大铖等结为死党,与高弘图的政见形同水火,竭力排斥,“新政八事”未能付诸实施。马士英、阮大铖虽居高位,但是奸佞之徒,朝政日非,高弘图见大势已去,无力回天,几次上疏乞休,皆未准,并加封为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给予四世封诰,并荫其孙高璪为中书舍人。高弘图固辞不受,再次乞休,马士英、阮大铖从中赞可,朱由崧赐白金、禄米,持节护送,但廉洁的高弘图坚辞不受。
  因马士英、阮大铖把持朝政,专权误国,上下离心。史可法督师扬州,忠勇殉国;左良玉战死,三镇内讧。风雨飘摇的南明王朝,土崩瓦解。
  清兵以狂扫之势,迅速占领江南。忠于明廷的高弘图,仍存匡扶已倾大厦之希望,不顾年老体弱,渡过钱塘江,欲约逐臣刘宗周为外援,闻听南京不守,明室已亡,只好作罢。
  谈迁曾为高弘图的幕僚,深受高弘图器重。清兵渡江前后,谈迁随高弘图奔走于杭州和钱塘江南岸之间,共商国事,求救国之良法。当时,高弘图身边只携幼孙高璪(其子高朗之早逝),赶到会稽。清豫亲王多铎,仰慕高弘图的名望,写书信召降。高弘图见国事无望,决定以死报效明朝,多铎给他的劝降信,他根本不拆封。
  国亡无家的高弘图最后流寓于会稽野寺中,九日不食,于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绝食殉国,终年62岁。临终前,他特地将爱孙高璪托付给谈迁。寡媳及孤孙高璪,扶柩将其归葬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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