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上滑动阅览元宵节的文化意义经历一百多年来欧风美雨的冲刷,中国传统节日受到很大侵蚀,元宵节也不例外。在当代的一些大都市,元宵节民俗似乎只剩下吃汤圆了。这是忙碌的都市人的悲哀,因为在相对悠闲的小城市和乡村,元宵节仍然是一年之中最热闹的节日。其实,元宵节不是一个孤立的节日,它是春节的一部分。要理解元宵节的意义,不能不把它放在春节之中来考察。春节从除夕关门守岁开始,到元宵节,是一个人们不断扩大活动范围、人际关系不断得到扩大的过程。初一给家长拜年,初二回娘家拜年。以后逐步扩大拜年范围到一般亲戚朋友。在这个时段,人们的活动范围局限在熟人之间。初五是破五,农活可以开始干,商店可以开门了。这个时段,社会开始正常运作。到了正月十五,全体社会成员不分男女老幼都加入到节日活动中。所以,元宵节具有确认全体社会成员(包括彼此不认识的)相互关系的意义。元宵节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社会的“狂欢节”,连平时被限制在家的古代妇女也可以自由出门游玩了。当然,个别礼法之士反对这个习俗,比如宋代的司马光。元宵夜,他夫人打扮了准备出门赏灯。司马光问:“家中点灯,何必出看?”夫人回答:“兼欲看游人。”司马光说:“某(我)是鬼耶?!”这就太不讲理了,总不能只让夫人终年只看他一个人一张脸吧?好在社会不买这些礼法之士的账,大多数妇女照样游乐。元宵节允许民众自由娱乐,这是古代社会针对过分严格的礼法制度而设计的一个发泄渠道。一些年轻人乘机会见意中人。正如辛弃疾所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元宵节主要活动是大众娱乐,但是其社会文化意义却不仅仅是娱乐。正月十五有很多信仰活动,祈求神灵保佑。古代人祭祀泰一(太一)神,因为他是最高神,掌管人类命运。祭祀他,可以获得丰收和平安。古人祭祀地神,是要保佑蚕事丰收。元宵也是一个求子的节日。元宵张灯最初是出于客观需要,晚上活动必须照明。后来张灯又是为了游玩欣赏。可是,它还具有更深一层的意义:祈求生育。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二《偷灯盏》解释当时人在元宵节偷灯的原因时说:“一云,偷灯者,生男子之兆。”这里“灯”谐音“丁”,就是男丁。这样一来,偷灯就象征着生育儿子。根据同样的道理,观灯也具有求子的涵义。于是,古代妇女出门观灯有了这个理由,就名正言顺了。一直到民国时代,各地多有送灯给那些无子家庭的习俗,祝愿他们添子孙。清代有摸城门门钉的活动。钉,也谐音“丁”。人们希望通过摸门钉而祈求生育儿子。有些地区的人们还赋予汤圆以象征意义。清代成都有元宵夜偷取供在神龛上的汤圆以求得子的习俗。清代湖北安陆一带百姓互相赠送元宵,其中有大如鹅蛋的元宵,妇女观察煮这种元宵的火候来占卜生育。当然,在人口压力巨大的今天,元宵求子活动已经很少看到。现代人又赋予汤圆以新的解释,那就是甜甜蜜蜜,团团圆圆,象征一家团圆,幸福美满。这种解释多少有点凡庸,但是它很符合人们的内心希望。元宵节因此获得了新的文化意义。元宵节在古人的不断创造中发展而来,也必将在现代人的再创造中发展下去。(陈连山)元宵节的文化内涵:祈生意蕴和狂欢精神元宵节,又称灯节、元夕、上元节,标志性时间在一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正月十五。至少从隋朝开始,元宵节就已经有了丰富的习俗活动,并形成十分鲜明的文化性格,此后节俗活动更加多姿多彩。节日期间,人们踏月走桥、观灯彩、猜灯谜、放烟花、舞龙狮、跑旱船,元宵节成为中国诸多传统节日当中最热闹的一个。说起元宵节的文化内涵,坊间流传的两首童谣做了很好的揭示。其一云:“正月元宵灯,外婆爱外甥(外孙)。送来红红桔子灯,吉利又添丁。”其二云:“元宵节,闹花灯,人们个个都欢腾。大街小巷做花灯,满街都是红灯笼。”前者道出了元宵节的祈生意蕴,后者道出了元宵节的狂欢精神。祈子与祈年祈生,就是对生殖的渴望和追求,既包括祈子,也包括祈年。祈子盼的是人丁兴旺,祈年盼的是庄稼丰收。元宵节的祈子活动总是与灯联系在一起。这一方面与灯火通常被视为生命的象征有关,一方面与“灯”与人丁的“丁”音相近、形相似有关。我国不同地方用灯祈子的方式不同,或送、或偷、或请、或抢,但都表达着同一种念想。比如在四川成都,新嫁了女儿的人家,在元宵节这天,必买一盏漂亮的台灯和面粉制的小老鼠,送到女儿家,叫做“送灯”,俗信这样可以多生孩子。广州则有请灯之俗,元宵节时,当地庙里会张挂许多花灯,都编了吉祥的名目,又分了几等的价钱。有想请的,就告诉庙里的司祝,喜欢哪一盏,便用红柬写上“某宅敬请”4个字,叫做“请灯”,俗信请灯可以使家中添丁。元宵节期间的祈年活动也曾十分常见。比如上海、江苏南部一带有“照田蚕”的做法,是典型的祈年之举。元宵节黄昏时分,家家户户点燃用芦苇、红草或茅草扎成的草把,沿着田埂或田野快步跑,边跑边喊:“正月半,二月半,家家户户放烧火。别人家的谷子豆子大,我家黄豆盘碗大……”喊罢再拿火把到自家的田地挥舞、喊叫一番,据说这样可以防治虫害,令庄稼丰收。元宵节广泛流行的舞龙活动也与祈年不无关系。庄稼丰收离不开风调雨顺,龙乃司水之神,舞龙的目的正在于唤醒冬季沉潜于深渊的长龙,让它兴云布雨,济物利人。纵情欢乐在元宵狂欢,是元宵节的另一个文化内涵。直白地说,狂欢就是纵情欢乐,就是前引童谣中所唱的“人们个个都欢腾”,就是明代杭州人田汝成所说的“放魂”:“少年游冶,翩翩征逐,随意所之,演习歌吹。或投琼买快,斗九翻牌;博成赌闲,舞棍踢球,唱说平话,无论昼夜,谓之‘放魂’。”元宵节是中国古代的狂欢节,元宵节中的狂欢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秩序、制度规范的一系列颠覆和突破来实现的。第一个突破是对平常作息时间的突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传统社会基本的生活时间规范,但元宵节期间这个规范被打破了。宵者,夜也,元宵节的活动重点是在夜里。月亮在夜晚才明,灯彩在夜晚才美,烟花在夜晚点燃才能大放异彩。于是元宵节期间,日落之后人们不是安静地躺下来睡觉休息,而是跑出去参与各种活动,通宵达旦,正像唐人崔知贤所说的那样:“欢乐无穷已,歌舞达明晨。”颇值一提的是,各级政府也在这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这一方面体现在多个朝代都给元宵节放假,而且大有愈放愈长之势:唐玄宗时元宵节放假1天,宋神宗时放假7天,明太祖竟给了10天的假期。另一方面则体现在节日期间取消了宵禁的规定。我国自古就有在城市实行宵禁的做法,但自隋唐时期这个规定在元宵节期间就不必遵守了。明太祖时也明文规定:元宵节时“听军民张灯饮酒为乐,五城兵马弛夜禁”。放节假、弛夜禁,在时间上给了人们过节的充分自由。第二个突破是对平常活动空间的突破。政府对宵禁的取消也在空间上给了人们过节的自由。因为这样一来,平时夜晚通常只能待在乡村的农民就可以来到城里,平时夜晚不能在街上任意行走的人也可以“随意所之”,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去了。而有了自由的人们真的就实现了对平常活动空间的突破。元宵节期间,“家”这个人们在平日傍晚要回归的场所突然变成了要离开的地方,人们的活动场所由私人空间转到公共空间来了。而这根本原因在于元宵节的诸多活动,如张灯结彩、燃放烟花、赏月走桥,总是安排在街衢、广场,或只有在户外才能举行。“倾城出宝骑,匝路转香车。烂熳唯愁晓,周游不问家”,成为传统社会元宵节里最不同寻常的一道风景。第三个突破是对日常生活内容的突破。如果说日常生活不免单调,那么元宵节恰恰相反。元宵节如此引人入胜,就是新旧年之交的除夕也不能和它相比。辛弃疾《元夕》词一句“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可以说明南宋都城临安元宵节活动的丰富多彩。总之,元宵节的夜晚是被皎洁如轮的圆月、异彩纷呈的烟火、千姿百态的花灯照亮了的,元宵节的街衢是被杂陈的百戏、精妙的歌舞、游观的人群充实了的。中国诸多传统节日中再没有一个节日像它这样流光溢彩,声色交映。第四个突破是对社会制度规范的突破。在中国传统社会,无论是国家的法律礼制还是民间的风俗习惯,都十分强调城乡之隔、男女之防、贵贱之等、雅俗之别,强调节俭,反对铺张奢华,然而这一切在元宵节期间也被打破了。开皇十七年一个叫柳彧的官员曾经上书隋文帝,对元宵节大加痛斥:“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这种痛斥揭示了元宵节期间社会的“混乱失序”,而它正来源于日常社会规范在元宵节期间的颠覆和失效。不过,看似有理的柳彧的痛斥并没有产生多少实际的作用,隋唐以降,女人们仍旧可以打扮得花枝招展,堂而皇之地走上街头,“都城灯市春头盛,大家小家同节令。姨姨姥姥领小姑,撺掇梳妆走百病。”元宵节对社会制度规范的突破还表现在人们居然把平时违法的“偷窃”活动视为合理,而偷窃被骂不仅不令人难为情,竟然还是吉利的兆头。《帝京景物略》里记载金元时期,元夕“三日放偷,偷至,笑遣之,虽窃至妻女不加罪”,言下之意,人们不仅可以盗物,而且可以偷人。元宵节在时间、空间、生活内容以及社会规范等方面的一系列突破,使身处其中的人们获得了巨大而难得的自由。自由是元宵节狂欢的前提,元宵节狂欢既是自由之花盛开的结果,也是对自由之花的热情讴歌和礼赞。(张 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