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
编者按： 8月2号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韩星教授在白鹿洞书院文会堂做了一场主题为《孔子与儒家思想的统系》的讲座，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儒家的道统、学统、政统和教统，并阐发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以下是韩老师讲座的内容摘要。
1.道统的开端与传承
韩星老师认为，孔子和他所创立的儒家所遵循的“道”是历史之道、人文之道。儒家之道以人道为主，下学而上达，通天、地、人。在这样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性质的思想体系里，圣人是以古代圣王为理想模式的伦理道德楷模。而老子和他所代表的道家的“道”则更偏向于宇宙之道、自然之道。道家之道以天道为本，上道下贯，涵天、地、人。在道家以天为本的自然主义性质的思想体系里，圣人以大道自然為基调，顺应自然，崇尚无为。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曰：“少好礼，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论语·季氏》中提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夫子一生致力于复兴礼乐，更重要的是追溯其背后的“道”。孔子苦心孤旨要要找回的“道”即儒家孜孜以求的古代先王之道，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代表着儒家文化的价值理想和最高典范。其中尤为强调继承周文化。《论语》中多次谈到“文”：“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朱子注：“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也。”(《论语集注·子罕》)
在“道”的自觉的基础上，孔子把“道”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要求士人为“道”的担当者、固守者。
《论语》中多次提到“道”：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
2.道统的建构与重构
孔子是儒家道统谱系中的承前启后的中心人物，朱子曰：“此道更前绍圣贤，其说始备。自尧、舜以下，若不生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这些说法并不是夸大其辞，而是深刻的见解。朱子正是理解了孔子对道的定义和明道——弘道的实践过程。正是朱子对道统的深刻把握，他才第一次提出了“道统”的概念。而朱子之前的韩愈写过《原道》，他针对唐代儒释道三教的情况，明确提出儒家有一个始终一贯的有异于佛老的“道”。他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但韩愈的道，没有朱子对道统所下的定义那么清晰，因此“道统”这个概念，我们一般还是认为是朱子最先下的定义。
近代以来在中西古今文化的冲突中思想家、学者对道统进行了解构和重构。解构不说，重构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现代新儒家在中西文化的视野中对传统道统论进行了新的发挥和发展。余英时有一个总体上的概括，认为现代新儒家有三种道统观：一是为钱穆先生所批评的由韩愈首先提出、由宋明儒学加以发挥倡导的主观的、一线单传的道统观，它表现为某种具体的传道谱系;二是钱先生本人所主张的是从历史文化大传统言的“此一整个文化大传统即是道统”的“思想史家的道统观”;三是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先生的思想中表现为以对“心性”的理解和体证为标准的“哲学家的道统观”。
近代还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政治家试图把握和延续道统。孙中山自称继承了儒学道统，并在革命斗争中加以提倡和发扬光大。他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孙中山深知“道统”是中华民族立国之本，帝制可废，道统不可废;深知以民国政统取代两千多年的帝王政统可能带来的隐患，所以，明确宣告：国民革命的目标，就是继承并光大这个正统思想。但是，孙中山的愿望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民国成立以后，道统被作为封建意识形态打倒，政治动荡使得国家方向不明确，对道统的延续被迫让位于现实政治。在孙中山逝世之后，中国政治就发生了大裂变，传统道统断裂，国家政治分裂，至今未能统一起来。
3.从道统到学统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由夫子开创的经学传统采用“述”的形式，却有着“作”的内容。传统学术界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六经皆由夫子所作，一派认为《春秋》为夫子所作，并为《易》作注，是《礼》、《乐》的修订者，《诗》、《书》的编者。自孔子之后，“经学”就是由一代代学人对为数极少的几本经不断加以传注，诠释而形成的，所谓“经传注释”，即是用“传”来注解“经”，用注和疏来注解“经”和“传”，而后世儒家学者为“经”所做的传、注、疏等也是传承了孔子“述而不作”的经学传统。
中国古代的学统是以六经为源，以儒家为宗，以诸子学为支流的统系。饶宗颐说：“学统就是以正统观念灌输于学术史”。了解中国的学术史，最主要就是把握“学统”，即儒家的经学传统。
4.政治意识与政统的内涵
在“道统”和“学统”之外，还有“政统”，即政治权力的统系。《说文》解王字云：“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春秋繁露》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尚书·洪范》里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可以看出，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就有对政治合法性的重视。
《淮南子》中有“孔子欲行王道，东南西北，七十说而无所偶”，《汉书》记载“孔子闵王道将废，乃修六经，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业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学，上礼义，重廉耻”。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他对“王道”、“仁政”、“礼制”的追求为后世儒家政统奠定了基调。
但同时，孔子对于“霸道”还是有着有限的认可，以孔子评价管仲为例，“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孔子对秉持“霸道”的管仲如此称赞，颇能说明孔子对以王道为理想，同时有限认可霸道的思想倾向。
儒家对“政统”的理解，体现在他们对历史的评价系统中。在儒家的史观中，三皇五帝、尧舜禹是“政统”的巅峰和范式，“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儒家最高理想是以道德之治为主体治理模式的大同世界。而夏殷周三代英异之主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以礼乐之治为主的小康时代。而东周之后，从天子到诸侯都不再相信原有的礼乐秩序，这就进入了“礼崩乐坏”时代。
道统与政统的关系是体用本末的关系。道统是本体，政统是应用;道统是本，政统是用;道统是价值体系，政统是实践框架。
5.教统的形成
按章学诚先生的说法，春秋以前的中国，“治教无二，官师合一”，教育和政治是合一的，官员同时也是老师。春秋时期政教合一被打破，《庄子·天下篇》中指出“道术将为天下裂”。孔子首办私学，有教无类，为教师之祖，周游列国的同时就是教化天下。同时孔子强调富而教之、重视祭祀传统，对传统宗教做人文理性的回应，对鬼神存而不论，敬而远之。《论语》中“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都反映了这种思想倾向。
孔子在教育上更是强调礼教的作用，“六艺之教——诗教、书教、礼教、乐教、易教、春秋教”，其中特别是礼教、乐教、诗教三方面，孔子提出“不学礼，无以立”，“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大序》：“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乐教”的基本精神是“和”，《礼记·乐记》：“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老也。”“乐者敦和”“乐者，天地之和。”“诗教”哲学根源于中庸之道，思无邪，乐而不淫。
结 语
由孔子开创的这几个统系，是以道统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圆锥结构。道统作为价值系统与政统、学统、教统作为应用系统是体用本末的关系，道统与政统、学统、教统分属不同层面，道统可以统摄政统、学统、教统，自然是最重要的。要理解中国文化，读懂中国历史，对道统一定要有精确的理解。我们今日最紧迫的任务就是中国文化的全面重建，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道统的重建，但也不可忽视政统、学统、教统的重建，更需要注意在重建中要有统系意识，注意理清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在重建过程中不能操之过急，单兵独进，一元独大，不能简单化、绝对化，要像完成一项系统工程那样，推进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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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与道统重构
“道统思想与中国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四川师范大学等单位主办的“道统思想与中国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近日在成都举行。来自海内外的100余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关于道统的定义，美国成中英教授认为，道统共有四义：⒈广义的道统，是基于对古代经典的了解，对宇宙天地自然的探索。首先要认识易道，易道之下有天道和人道;⒉狭义的道统概念是从孔子到汉代逐渐形成的经学传统即通过对经典的诠释来说明道统，这种“把道统只看成两汉以来的经学传统，以致到清代成为很僵化的思想”;⒊宋代程朱的道统;⒋最狭义的《尚书·大禹谟》的十六字心传，把道统精神做更具体的说明。陈来教授指出：今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我们所理解的道统，就是中华文明的主流价值传承。对于道统的讨论将使我们更深入的认识中华文明主流价值的传统，有益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蔡方鹿教授认为，所谓道统，指道的传授统绪。道统与道的关系，是以道为中心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道统是维系道之所存在和延续的形式，道是道统所传授的内容。儒家为了论证圣人之道的精神和道的传授系统，便提出并形成了道统论。而广义的道统观则指以儒家圣人之道的相传授受为主要内容，又吸取融合各家各派思想的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文明和文化。
二、关于总论道统与中国哲学文化，张立文教授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很主要的一个观念就是道统思想。宋明理学家继承道统的思想来重建形而上学的观念，也重建伦理道德，使中国文化达到了一个既有深度又有精度的一个新的创造。景海峰教授指出，“从历史上来看，儒家的统绪意识有一个不断完善化和逐渐清晰化的过程，作为这种理念的核心思想、建基于道德理想主义的‘道统’观，就是在这种情景之下一步一步地确立起来的”。郭齐、尹波教授认为，“道统，指儒家传道的脉络和系统，它代表着该派理论和实践的正统性和权威性，在儒家学说中具有重要地位”。李振纲教授指出：儒家道统思想文化基础是圣人史观。中国是一个崇尚圣人的国家，并把道统崇尚圣人的观念与其哲学、政治、伦理意义联系起来。
三、关于道统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这次会议提出的新观点有：冯和一认为，通过传世文献的记载与出土文献上博简的零星昭示，可以得出，“颜子之儒，具有明显的‘学圣’‘言道’的特质，是受到孔门肯定的传道之儒”，因而在道统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刘振维教授把董仲舒视为道统中的重要传人，他“创造历史上第一次的新儒学”，“就‘道统’的核心意义观之，无论是韩愈的仁义道德观，抑或是朱熹的十六字心传，基本上在董仲舒哲学中皆已涉及”。尹邦志研究员以李翱《复性书》为例，探讨了佛教对儒家道统思想的影响。认为“《复性书》呈现了一个历史事实：佛教见地激活了儒家的心性论，从而为唐宋以来的儒家道统的建设注入了活力”。毛丽娅教授论述了范仲淹开宋代儒家道统之传的贡献，认为“范仲淹的思想对张载、周敦颐、二程等人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就此而言，儒家道统的传承与范仲淹的努力分不开”。胡杰先生经过考证，认为陈平甫在与张栻交流中提出“道统”的时间是在1172—1173年间，比朱熹在1179年提出道统的时间更早，因此可以说，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注意挖掘道统、道学资源，较早表现出对从尧舜禹到孔孟道统传承的责任与担当。向世陵教授认为，湛若水把道统的传承建立在心学的基础上，是他自己经由白沙而上接程颢的道统谱系。崔发展副教授以阮元对李翺的批评为例，论述了乾嘉汉学对儒家道统的重构，指出“阮元认为，李翱以心通解经的做法使得儒学堕入了空疏”，而主张以“事解”解经来接续儒家道统。潘志锋教授认为现代新儒家第二代的学者心中有强烈的传承儒家道统的意识，而到了第三代这里，刘述先的道统观以平和的心态看待儒学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乃至西方哲学流派的关系，他以开放的治学方法借鉴西学，以期实现对儒学的创造性转化。
四、关于道统重构，与会学者认为，在文化传承与价值重构问题上，应正确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之间的关系，客观科学地理解和评价道统思想，探讨其对社会的发展和文明进步所具有的价值，从而批判其流弊，而传承和发扬其仁爱民本、中道和谐、重主体、道不离日用等优秀文化传统中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使道统思想与现代化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实践相结合，在现代化进程和当代中国新文化建设中创新重构，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和时代价值。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思想文化的资源和借鉴。(方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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