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于税负，有关社保费率的议题，在2014年成功“脱敏”。尽管人社部认为“我国社保费率位列全世界第一”的说法不甚准确，但也承认，我国社会保险总费率确实偏高。更直接的说法是，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于去年底表示，现在我国养老保险缴费水平确实偏高，企业觉得负担很重。此后，2015年1月下旬，人社部表态“我国社保缴费率将会适时下调”。
社保费率为什么要降？当然不仅是因为民众“有了痛感你就喊”，更多的是，社保结余得让人很不好意思。
今年1月23日，来自人社部的数据称，我国各项社保保险基金总结存已经达到5.22万亿；而截至2013年底，全国社保基金滚存结余是4.48万亿。社保基金结余太多，显然悖逆了“当期平衡、略有结余”的基本原则。在“1月CPI和PPI不仅低于预期，且创下近五年来的新低”的背景下，大量结余对结构调整的压力，不容小觑——社保费率太高，企业压力大，不说转型，生存成本也会高企；此外，职工收入多少也要遭遇池鱼之殃，社会消费能力被钳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稳增长”列为2015年首要任务，于此而言，适度下调社保费率，已是箭在弦上。还有一点不能不提，在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压力山大”的现实面前，结存越多，损失越大。
一个共识是肯定的，社保费率要降。只是，怎么降、何时降，还是个一团糊涂的问题。
眼下说得最多的，就是横向比较。比如我国企业承担的社保缴费主要是养老缴费，国家法律规定企业缴费比例是20%，个人是8%，合计起来高达28%；而世界平均水平是10%左右，甚至远超20%的国际警戒线。即便从企业缴纳的比率来看，美国企业承担的养老保险企业缴费率只有6.2%，日本、德国、英国分别为8.25%、9.3%、10.2%，就连国际上公认的高福利国家——瑞典也只有9.25%。这样一比较，似乎再不降低就要人神共愤了。
不过，这样的比较就像意淫“美国裸油价”一样，是老生常谈又牛头不对马嘴的事。一个“国情”抑或“统计口径”，足以驳倒这种简单类比法。眼下的问题是：我们欣慰于职能部门对“社保费率偏高”的表态，可仍未在费率设计上达成工具化、数据化的共识——都在说“偏高”，可是，究竟偏高多少呢？
社保费率与谁看齐、如何动态匹配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回答好这些问题，恐怕需要拿出一个公开透明的顶层设计。先把“度量衡”规范好了，那么，费率高低，才不至于总是通过民众的主观感受来倒逼其调整。不然，就算从20%降到10%，仅看一个抽象的百分率，谁能说得清到底是高还是低？
承认“偏高”，值得肯定。但要真正平衡好国家、企业和个人负担，兜底起社会保障责任，防止继续“高处不胜寒”，临时调整费率，不如从根本上形成科学合理的费率灵动机制。惟其如此，怎么降、何时降也才会“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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