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谌予之子：我的学医之路

中医书友会第722期

每天一期，陪伴中医人成长

作者/祝肇刚

编辑/张亚娟

I 导读：这篇文章是祝谌予之子祝肇刚先生的学医之路，祝肇刚先生的学医之路是家传与师承的结合，但抄方仍是重要的一步。关于抄方一事，祝老之语耐人寻味。“你们跟我学什么？如果仅仅是学方子，书里有的是，成千上万，你们要学的是我的思路一一知道针对什么病人，用什么方子，并适当加减。”所谓事发前人，重点还是“法”。

家传与师承：我的学医之路

我的父亲祝谌予是著名的中医临床家、教育家。他不但参与创立了北京中医学院，而且在中医传承及师带徒方面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及课徒方式。父亲“循循善诱、注重思路、严谨细致”的启发式教学模式指引我走上了中医之路。

20世纪70年代文革中期，百业凋闭，医院也不能幸免，基本无法进行正常诊疗服务，导致大量患者求医困难。父亲因为留日学习西医的原因，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并剥夺了诊病的权利。许多患病亲友有病得不到好的医治，就在父亲下班吃完晚饭后，借口来家串门，让父亲诊病。因文革中的不公正遭遇，父亲落下了手抖的毛病，不能正常写字，只能口授处方。因此，在开方时我们子女自然而然为父亲抄写方子，我即为第一批侍诊者。以后亲友传亲友，邻居及其亲朋好友也加入看病之列，由于疗效显著，患者群日益扩大，“祝老晚上在家免费看病”的消息不胫而走。我们子女白天工作，晚上侍诊，渐渐形成惯例。

最初由于我不熟悉中药，只好第二天按中药书一味一味地核对性味、归经、主治、用法……日积月累的熏陶使我逐渐能够顺利写出父亲口述的药名，并了解其药性。随着学习的深入，诊病时父亲说出方名，我已能迅速写出全方。在我自学方剂的基础上，通过父亲诊病时只言片语的讲解，我不但在实践中学习了经典方剂的主要用法，而且知道了父亲活用方剂、化裁方剂，一方多用的思路，通过方剂的活用，很多疾病都能应手而愈，这引起了我浓厚的学习兴趣。

在临床实践中，我深深地意识到自己中医理论知识的不足，在“有兴趣”与“知不足”的推动下，我先后参加了协和西医学习中医班第三期的学习及实习；旁听了西苑医院方药中教授《黄帝内经》研究生班的课程参加了北京中医学院分院、北京中医学院及中国中医研究院举办的中医理论进修班学习。此后，再在父亲身边侍诊时，我逐渐能够跟上父亲的思路，心领神会，在父亲问病的同时将处方写出，父亲只在诊完病后加几味药即可。

在我熟悉方剂、药性、归经等等基础知识的同时，父亲也教我摸脉，他每摸完患者的脉后说出脉象就让我摸，渐渐的我知道了什么是沉、浮、滑、涩……再后来父亲不再说脉象而是让我说，实际上是在考察我，也是对我的信任。一次一位父亲的老朋友来访，知道我学医很高兴。问我“你摸脉吗？”我说我父亲摸完脉就让我摸。他赞许地说；“这样才好，要知道，不摸过一千个脉，你连滑脉、弦脉都分不清。”这是千真万确的，开始摸脉只感到脉博跳动，成千上万的脉摸过后，指下能感受到患者气、血、虚、实，情绪的喜、怒、哀、乐，其间再加上恰当的问诊，就能做到医生与患者良好的沟通。所谓“心中了了，指下难明”。这种感觉只有医生自己才能感到，但难以用语言描述指下的感觉，只有师父摸完脉学生再摸，经过无数次重复后学生才能获得一些感觉。

我在学中医辨证时，有“六经辨证”三焦辨证”“脏腑辨证”“卫气营血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等，开始时，盲然不知所从，经常请教父亲，父亲对我说“你看用哪个合理、哪个讲得通就用那个，不必牵强附会”一句话使我茅塞顿开。以后我在临床中，外感病多选用“六经辨证”，时令病发烧、出疹子多选用“卫气营血辨证”，内伤病多从“三焦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去考虑。

父亲对于中医理论及经典书籍，既重视又不迷信，常说：“临床实践是检验中医理论的标准。”他所教给学生的中医理论，都是经他亲自临床验证过的，确实有效的理论。

如《金匮》有两个条文：一条是“夫心下有留饮，其人背寒冷如手大”，此为有症无方；另一条是“心下有痰饮，胸胁支满，目眩，苓桂术甘汤主之讲的是病机为饮停心下。父亲考虑其病机相似，将其合二为一“心下有水饮，背后寒凉如手大，苓桂术甘汤主之”。曾见一更年期妇女，高血压、头晕、纳差不思饮，有以下显著症状：喝水后感觉水停在心口并有振水声，与之相应在后背有手掌大一块地方冰冷不适，得暖则舒。四处求医用药，不见明显缓解。我想起父亲的教导，就用苓桂术甘汤(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治疗，患者服下后立刻感觉舒服，血压稳定，饮食正常，睡觉安稳，患者自己都不敢相信区区四味药，药价也不过数元，解决了好多年困扰。

父亲在开方时会问我，为什么用这个方子？或者开方时说两味药让我选一个写上，让我说说为什么选这个药。他不希望我们仅仅低头写方子，而是让我们一边写方子一边动脑子，这是父亲考我们的思路和对药性的理解，让我们形成正确的诊断思路。父亲不要求我们开方与他一模一样，只要求开出的方子在定位、定性、定量方面没有大出入就可以，因为这符合中医宏观准确的治病特点。父亲采用这种循循善诱的方法启迪我的自主思维，使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诊疗思路。

父亲常说；“你们跟我学什么？如果仅仅是学方子，书里有的是，成千上万，你们要学的是我的思路一一知道针对什么病人，用什么方子，并适当加减。”我牢牢记住父亲的教诲，看病时仔细诊治，根据患者症状及查体归纳出中医辨证思路，并常常在诊疗实践中与父亲的思路相互比较、矫正自己的思路，提高中医辨证能力。

父亲的这种教学方法使我受益匪浅，中医临床水平迅速提高，并逐渐取得了病人们的信任。有时父亲临时开会未归，患者就说:“小祝大夫给我看看吧。”我凭借对父亲诊治思路的理解，在上回父亲开的处方上加减几味药，患者服后反应不错。以后遂成惯例，每逢父亲出差未归或开会未回家，我就替父亲看病，而患者也心悦诚服地相信我，于是顺理成章地承袭了父亲看病的衣钵。

父亲不但要求我们“认认真真看病”，还要求我们“老老实实做人”。他常说：“做事情要严谨是一名医生的基本素质。”父亲遵从周总理要求，对患者“来者不拒”，加之疗效卓越，慕名而来的病人越来越多。诊务繁忙之际，对抄方的速度和要求也越来越高，有时不免潦草些。记得有一次父亲看到我写的处方比较潦草，并没有当众批评我，而是用颤抖的手用力描清楚我写的药名，并在处方的右下角工工整整的签下自己的名字，这一幕使我十分汗颜。诊疗结束后，他对我说：“你的字写得潦草，遇到药店店员不认真，抓错药，病人病情会加重；遇到认真的店员，让病人回来问医生，病人来回跑，既给病人添麻烦，又耽误病人吃药。其实就是仔细一些，每个字写清楚，就能减少别人不必要的麻烦。”

回顾我的学医历程，实际是遵循了中医传承的“师带徒”的过程，是将“家传”融入了“师承”教育。父亲说过：学习中医的最佳捷径就是“师带徒”！师父每看一个病，开出每一张处方，都是师父几十年临床经验的总结，是师父研习和领会中医的精华所在。从另一角度看，每张处方也是中医文化艺术的精品。师父所引用的经典章句，是经师父在临床中检验，加以理解、提高，去粗取精，融会贯通，再用来指导临床实践的真知，使后人少走很多弯路，中医传承的精髓也正在于此。

时光荏苒，父亲早已离我而去了，但我仍清楚地记得他的教诲，我愿意沿着父辈事业的方向走下去，仍采用启发式教育的方法去教授我的儿子祝勇和徒弟们，使中医发展后继有人。【本文由中医书友会（微信号zhongyishuyou）编校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