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79年，蒙古大军覆没临安，偏居东南的南宋王朝灭亡。是役，不仅意味着身为“衣冠华族”的汉民族政权首次完全意义上的被北方少数民族所取代，更是传统的古典中华文化遭遇严重摧残的标志。中华大地赤县神州自此跨入将近百年的异族统治时期。
纵观两宋事迹，北宋因“联金灭辽”而有“靖康之耻”亡国之痛；南宋则因“联蒙灭金”而有“崖山之役”覆国之恨。面对历史，我们不禁要问，与“靖康之耻”时隔不过一百五十余年的南宋王朝，为什么就不能充分吸取“联金灭辽”的历史教训，还要一意孤行的重蹈覆辙呢？所谓“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在南宋“联蒙抗金”的背后到底是“吃打不吃记”的糊涂？还是“迫不得已”的无奈呢？
一：祸端的根源——被拱手相送的燕云十六州
公元907年，唐朝覆灭，天下进入“手握刀兵皆称王，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五代十国时期，这一阶段虽只短短五十余年，但其动荡和黑暗丝却较南北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公元936年，因受后唐末帝李从珂猜忌，“勋劳卓著”的石敬瑭起兵造反，为了获得辽国的帮助，石敬瑭不惜割让“燕云十六州”并心甘情愿的做起了辽国的“儿皇帝”。
话说这“燕云十六州”地势居高临下，易守难攻，高峻险要之至，实是北方中原的天然屏障，所谓“失岭北则必祸燕云，丢燕云则必祸中原。”石敬瑭敬献“燕云十六州”的行为直接导致中原地区被赤裸裸的暴露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铁骑之下。胡奴虏儿可以凭高趁势直取中原，偌大的华北平原再无可守之险。
再者，燕云之地自古即是胡汉杂居之所，也是历代中原王朝养马、牧马之处，痛失了“燕云十六州”的北宋因而成了史上最为孱弱的王朝之一。面对“燕蓟不收，则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的尴尬境地的北宋，自太祖赵匡胤建国以来，即以“收复燕云”为基本国策。然而在“内宽外忌，重文轻武”的政治条件下，“纵有良将亦难有所为”的客观现实使北宋的“武统燕云”形同梦呓。于是，收复“燕云”成了北宋君臣的心结，虽“夜夜惦记，不敢或忘”却终究是“无可奈何，无能为力”。
二：贻谋不臧——与虎谋皮的“联金灭辽”之策
公元1115年，饱受辽国欺凌打压的完颜阿骨打揭竿而起建立金国。不久，赵良嗣自北方带回阿骨打希望能够“联宋抗辽”的消息。眼见得“武统”无望的北宋君臣不禁喜上眉梢，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二月，宋徽宗越洋与金人签订“共灭辽国，瓜分其地”的协议，史称“海上之盟”。同年，北宋单方面毁败“澶渊之盟”与金国一同攻打辽国。奈何北宋终究武力不济，战辽两仗尽皆败北，亲眼见证了北宋“孱弱无能”的金国至此也就不在将其放在眼中。公元1125年，宋金成功灭辽，狼子野心的金国不仅没有履行“海上之盟”的条约。反而变本加厉的阴谋趁势灭宋，尽有九州山河。
公元1127年，金国铁骑突破汴京城，踏碎了繁华锦绣的大宋朝。“兵燹满京华，王室尽为虏；腥膻溢神州，豺狼遍地走”的惨剧再次上演，引狼入室的北宋君臣也为自己的鲁莽和荒唐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同年，漏网之鱼的康王赵构在宗泽、张俊等军事将领的支持下在南京登基为帝。积极筹备抗金运动。
谁知“一朝为俘虏，肝胆具已裂”的赵构并没有“北伐中原，收复失地”的勇气，在面对金军咄咄逼人的迫人气势时，胆小怯弱的赵构仓皇南奔，浮海数年之后才因金国内乱而苟且偷安的赵构最终驻跸临安，建立南宋，偏居一隅，不思进取~
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南宋君臣的困境
“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公元1212年，为了规避与“强势崛起，横扫漠北”的蒙古国的冲突，金宣宗不得不迁都汴京。至此，原本奄有黄河流域、华北平原以及辽东白山黑水、蒙古高原等广袤之地的金国版图严重缩水。
当此之际，如果金国能够迅速转变战略意图，施行“联宋抗蒙”的战略方针，势必能够救亡图存，苟延残喘。但事实却是，已然残败不堪的金国不仅没能清醒的认知到当前“可以为忧，而未敢以为幸也”的客观现实。没有意识到“今之女真，即昔之亡辽，而今之达（鞑）靼，即向之女真也”的残酷事实。完全不清楚偏安一隅的南宋对其战略规划的重大意义，反而打着“失于之蒙，于宋偿之”的主意。金国上下普遍存着“吾国兵较北不如，制宋有余”的念头，妄想着通过战争，掠夺南宋的方式来补偿迁都后所造成的巨大损失。
在此背景之下，即便南宋君臣都存了“两不相帮，坐观成败”的念头也是无计可施。他们不得不面对来自宿敌金国虎视眈眈的不自量力。
公元1217年，在北面战场暂得舒缓的情况下，金国悍然发动对宋 战争，试图从南宋手中获取土地、人口和物资的补给，进而弭缝自己在对蒙战争中的缺失。一贯善于隐忍却也机警异常的南宋政府也马上从金国的一系列活动中明白想要“三国共存，以金国制御蒙古”的策略的不可靠性。但即便如此，南宋君臣依然不曾动过“联蒙抗金”的念头，毕竟“靖康之耻”的印象实在太深刻，太刻骨铭心了。
四：蒙古或可靠——同床异梦的“宋蒙之盟”
已经了然金国已经“今非昔比”的南宋君臣对金国不宣而战的军事行动采取了坚决反击，自信“制宋则有余”的金国深陷战争泥淖而不能自拔，在长达七年的拉锯战之后，战斗早期获取的战争红利早已消耗殆尽，早已“国力亏损，难以久持”的金国变得更加艰难。公元1224年，奄奄一息的金国不得不向宋求和，并做出“永不南侵”的承诺。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公元1232年，蒙、金两国大战于三峰山，金国溃败，亡国已成定局，但即便时势如此，目中无宋的金哀宗依旧狂言“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纵横江、淮间有余力矣”同年，金国故技重施，准备倾全国之力实施“取偿于宋”的战略。
当此之际，惯于计较利害得失的南宋终于打定主意，甘愿冒“金亡则疆场相望，便为邻国，固非我之利也”的风险，也要“联蒙抗金”，一劳永逸的解决“目中无人，猖狂恣肆”的金国。公元1234年，宋、蒙两国与金国会战蔡州，穷途末路的金哀宗自缢身亡，随之，南宋和蒙古就金国旧地，以陈、蔡为界分治河南，憋屈了近百年的南宋不仅踏踏实实的干掉了宿敌，而且真真切切的获得了实际利益，封疆面积较之前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五：错判形势——贻人口实“端平入洛”行动
“联蒙抗金”战略的成功无疑是给积弱已久的南宋朝打了一剂兴奋剂，战前“蒙古犹虎狼，拒虎招狼断断不可”的忧患意识已被“我朝武力可堪以战，或可以一举收复”的狂热所替代。满上文武，举国上下莫非洋溢着“收复中原”的热情。
公元1234年，在金国灭亡后不久，“顺天意而应民心”的宋理宗在边将和朝臣的撺掇之下，毅然打出“北伐中原”的旗号，命边将赵葵等人率军北上。先后攻占汴京、洛阳、郑州等地，但随着战斗先机的逐渐消失，一路凯歌高奏的宋军终于还是中了蒙古人的埋伏，丧师溃败之余不仅所得之地尽数丢失，而且还给了蒙古人挑起战衅的机会。
公元1234年七月，窝阔台本着“先皇帝肇开大业，垂四十年。今中原、西夏、高丽、回鹘诸国皆已臣附，惟东南一隅，尚阻声教”的初衷，以“尔宋挑衅”为由集结军队反攻南宋，旷日持久的“宋蒙之战”就此拉开序幕。公元1272年，蒙古大军踏破临安，南宋灭亡。神州大地自此彻底沦于夷狄之手。
“资于往事，以鉴来今”两宋所面临的尴尬境地迫使两朝君臣不得不做出“联金抗辽”和“联蒙抗金”的战略决策。虽说二者无一例外的都为自己开启了灭国之战，但平心而论两者又不可同日而语。首先，“联金抗辽”是北宋君臣昧于时势，贪图非份的自食其果。其次，“联蒙抗金”则是欲躲而不可得的无可奈何，是在金国屡次三番的逼迫之下做出的选择。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如果非要有所归咎的话，那只能怪南宋王朝率先开衅授人以柄，并且盲目自大战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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