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旬，我去伦敦摄政大学参加一个老照片讲座。主讲人John de Lucy身形胖大，他向到场的7名听众（人少得可怜，我是唯一的中国人）展示了家传的数十张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照片。这些照片揭示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故事：一战期间，14万中国人作为战地劳工加入英法部队，赴欧洲参战。这个大事件直至最近十年才引起了关注，其历史意义等待重估。
这些照片由John de Lucy的祖父WJ Hawkings拍摄。WJ Hawkings是一个商人，1908年来到中国。1916年英军在威海招募华工赴欧洲参战，WJ Hawkings成为华工营的一个中尉。
“祖父对于中国很热爱。” John de Lucy说。就像早期闯荡中国的西方人一样，WJ Hawkings有很强的考察和记录意识，随时随地将在华见闻记录在案。WJ Hawkings有一部相机，记录下华工部队从成立到奔赴战场最后又归国的全过程。
英国人招募华工的背景是：1916年英法联军对入侵法国的德军发动索姆河战役，伤亡惨重，急缺人力，在中国招募合同劳工。英国和法国分别招募了约10万和4万华工，80%来自山东。烟台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人以威海作为招募培训和运送劳工的出发港口。英国人认为，“威海人身材高大、强壮，适应欧洲的寒冷气候。”
一些照片显示：一名体型彪悍的大汉在轻松举起石担，另一个汉子在单杠上展示发达肌肉。山东大汉被认为吃苦耐劳，具有很高的忠诚度。WJ Hawkings配有一名威海仆从，英文名“Jimmy”，看上去敦实质朴，不苟言笑。
一张照片上，一名表情严肃的华工正在一张合约上摁手印。对于以农民和贫穷人为主的华工，奔赴欧洲战场是一场冒险，也是一份不错的差事。何况又是跟一帮信得过的同乡在一起。因此记录在相纸上的华工大都神态坦然，流露着兴奋。
威海寄出的一份署名高彩云的家书显示，自从招募为华工的弟弟“四月初一上船”之后，家中领到了“安家银月工银毫无差误”，他告诉弟弟“身体无恙在外不必挂念”。
1916年，首批来自山东与河北的劳工从海上先到达英国的利物浦，8月穿越英吉利海峡来到法国前线。
华工主要参与修挖战壕、搬运军火、修筑道路、清理战场诸如此类的工兵后勤工作， 他们长期生活在军事环境中，由英国人管理，穿制服，领军俸，虽然不直接参战，但是同样遵守军纪，形同不扛枪的军人。
照片记录了华工营的日常生活。春节，一名华工男扮女装扮成丑角，和另一名华工表演，博观众一笑；春天，举行胶东特色的放风筝比赛。照片上可以发现华工营配有医疗，厨房、洗浴设施。从华工的精神状态和反映的生活细节可知，华工并不是作为奴隶贩运到欧洲，而是得到了相对人道的战时待遇。
一张照片上，有个细节能说明英国人对于华工的态度：一名华工去世了，数名华工抬着的棺材上，覆盖着一面英国国旗。就连葬礼也是中西结合的。在坟头，树立起了十字架，不过刻着中国字，朝向故乡。
1918年一战尾声，英国开始送华工送国。1920年9月，最后一批英国人招募的华工抵达青岛。而法国人招募的华工晚两年才回国。有记录显示，有相当一部分华工留在了法国，构成了法国最早的华人社区。
华工在战场上的死亡人数，有两千到两万等不同的说法，至今都没有明确的统计结果。有些人死于德军的轰炸，有些人则是因为疾病和气候。1917年2月24日，一艘运送900名华工的法国船被德国潜艇鱼雷击中，543名中国人丧生。这直接导致了中国政府于1917年8月14日对德宣战。
英国人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且都是战胜国，每逢胜利日都会大张旗鼓庆祝。去年11月，英国社会纪念一战停战，当时伦敦举行盛大的游行，英国人穿着各个时期的军服，佩戴象征勇气和胜利的红罂粟标志，走上街头欢庆。他们向我这样的外国人展示笑脸和善意，分享骄傲。但是，在公开记录中鲜有提及华工的贡献。
英国现存的4.3万座一战纪念碑中，没有一座是为华工建立。
为什么喜欢怀旧的英国社会对于14万华工这一庞大群体长期视而不见？个人认为，英国人为主招募和领导的华工军团在法国前线参战，英法两方对于这支华工队伍，可能都没有足够的本土意识。法国人对华工管理相对松散，英国人管理好一些，也只是保存下比较详细的资料。结束对烟台的统治之后，英国人带走了殖民时期的档案，因此，中国人也不了解招募华工去欧洲的详情，不然早就大书特书了。
最近十年，这些尘封的往事得到发掘，至少有两本关于一战华工的论著以中文出版。英国和加拿大都曾制作过纪录片。英国华人也推动这段历史的纪念。去年在伦敦南岸中心上演了由华裔艺术家创作的多媒体话剧《新世界》，描写华工漂洋过海在炮火纷飞的异乡担惊受怕和思念故乡，同时探讨了华人移民对待身份认同这一永恒母题的感受。
今年三月在中国，我淘到了一本民国出版的日记影印本《欧战工作回忆录》。日记主人是当年随英军华工营担任翻译的上海人顾杏卿。日记记录了华工赴英法参战的过程。
顾杏卿认为，近代以来，“东亚病夫”的屈辱形象一直让中国人耿耿于怀，华工赴欧洲参战，直接导致了中国向德国宣战，中国的战胜国地位得到国际承认，意义重大。这成为当时高涨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先声。
讲座结束后，我跟John de Lucy交换名片，感谢他带来这些充满善意的老照片。他告诉我，40年前他继承了这些照片，当时这些照片放在一个玻璃箱子里。他并没有意识到照片的价值。直到两年前听到了华工的故事才联系起来。他利用退休后的时间，重新扫描保存下120多张华工照片。
听说我老家也在山东，John de Lucy问我：“威海有个纪念一战华工的博物馆，你去过吗？”我十几年没去过威海了，知道威海有个甲午战争博物馆，记录了中国近代一场惨烈的失败。
照片上看，威海一战华工纪念馆的入口设计成一个巨大的十字架造型，据说其寓意是华工将要踏上的是一条不归路。这个阐释未免悲观，也难脱“被压迫民族”的一贯憋屈造型。事实上，一战爆发时，两千年帝王统治刚被革命推翻不过两年，一战华工的大规模出海，固然血泪交织，也激荡着百废待兴、一改落后世界观，力求加入国际社会的强烈意愿，构成了近代中国的极具活力的一个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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