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红颜的神话时代
任何一种艺术现象的观察阐释，我们都无法给以一个完美的命名。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命名下所给出的对象给予关注，观察这个现象在人类文明历史中的文化位置，艺术影响，价值走向的探索。虽然李少君与张德明所发掘的“新红颜”写作属于文学内部领域的现象，是一个关于诗歌的概念话题，但是我们都知道，文学诗歌不是一件孤立的东西，它是一切事物的印迹，隐指着人世的政治、思想、艺术、生活总总。如果纠缠着相于“命名”的文字表面执念，那是舍末忘本全无意义了。
一个粗鄙的时代即将结束。中国近代的文化是一个平庸化的时代，是一个粗鄙的时代，社会成为战场，在男性拥有绝对话语权文化中心中，人文存在过度的扭曲与异化。简的来说，不管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社会文化上“成功人士”的粉墨登场，还是四五十年代“人民英雄”标榜，中国整体社会文化是趋于向“下”为是的，人性的走向是自我堕落的过程。当下，由于“新红颜”们的归来，一切将会消解，人将回归神性，注重“灵”的存在需要与“肉”的自我和解。她们张开了肉身与性灵容纳了万物，倾听自心，使诗成自己，自己成为诗。不再计较分别世界存在的虚妄性，回归了内在本然的灵性本体。这是我阅读了《新红颜写作诗歌档案》和《新红颜写作及其争鸣》，以及一直对女性诗歌的关注，网络博客诗歌的观察，从内心呼出的感慨。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们拥有了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以来，新的神话时代就在人世间消然回归。直到二十一世纪一零年代，李少君与张德明的“海边对话”对她们赋予“新红颜”的命名，为这个时代揭开了序幕。她们即将使这个时代重回对诗歌审美的信仰，让人可以诗意地栖息成为真实生活的可能。这个命名枉被指称为如以往对诗歌一个概念式命名，还不如视为一个新的时代启示性指称。女性写作似乎与人世的“善”“真”“美”的秘境之间存在一条隐秘的心灵通道。在女性“自己的屋子”里，诗歌重新回到人性的修行与人心的呈现。不管是阅读浮出历史地表的金铃子、施施然，一直处在话语中心的翟永明、王小妮，还是隐蔽于地表仍处于“草根”状态的少人问及的梁铧允等，她们心内的温暖光照都给我带来某种纯净的精神救赎与慰藉。
在新红颜诗歌写作中，诗不再到语言而止，而是开始。阅读金铃子的诗歌，我似领略了一套神话仪轨，巫女的修行，蛇女的补天。（《越人歌》、《我的火蛇》）与之相对的，少人问及的梁铧允，诗歌低调、克制、警省，令人眩目，犹如无数闪光的碎片，却在等待人去理解。（《路过会城医院》）她们的诗风基本上是没有共性可谈的，语言追求也各异，但诗歌对于她们即同是神秘的生活信仰，等同宗教神界。坦率地说，我所熟悉的世界是个光怪露离的虚幻宇宙，社会是一切人反一切人的战场，人不断退化为粗鄙的动物。人早已丧失了神性，信仰早就缺席。人们总是言辞闪烁，一切都在困惑之中，任何一个街角，都是暗谈无光，令人痛苦。我再也不能理解它了。但是，在“新红颜”写作里，在她们的诗中，凭借语言的自我修行，通过诗意艺术本身，凭自身神性的光照，我相信，她们在重构一个属于神话的时代。“红颜”与草的芳香，夜空的星星，海边的浪花，重新在生活那里，与起床、公共汽车、办公室或吃饭、睡眠一起构造了这个新神化时代本身。这些都基于信仰，诗歌的信仰，诗意的信仰，诗的宗教信仰，基于对人性智性之光的信仰，非虚伪的道德说教。
对于“新红颜”命名本身，我只能这样说：品茗之间，顺手所指——月亮在那，诗在那，她在那，红颜们在那，知已早已在那，她们的到来是如此容易，在海边的茶座上李少君和张德明如是说。而我不可能只注意手指，失去他们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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