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寓言《橡树与芦苇》 中，看似坚不可摧的橡树嘲笑芦苇没有力量，任何一阵风都可以轻而易举将它吹倒。可是当风暴来临，坚固的橡树被折断，且无法再复原；而芦苇顺风而倒，丝毫无损。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近年来各种不确定性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作为个体，如何如芦苇一般游刃有余？
针对这些问题，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讲席教授马库斯·布伦纳梅尔（Markus K. Brunnermeier）在其新书《韧性社会》中给出了构建“韧性”的七套方案，希望经济学的新视角，能给组织和个人带来独特的启发。
韧性的第一个促进因素来自适应性和灵活度。
我们需要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保持敏捷，快速学习，而僵硬度 (rigidity) 对恢复来说不是好事。
用金融学的术语来说，流动性才能带来韧性。流动的易变现资产组合能够根据需要随时调整, 而非流动资产组合在危机时期可能会出现梗阻，使证券卖不出去。
从根本上讲，我们面临两种类型的不确定性：
一类是 “已知的未知”，即我们知道存在某种特定风险。
例如我们不知道明天的天气，但知道基本的天气类型，晴天或者雨天等，于是就可以针对具体情况预先准备好应对方案。
如果下雨，最好带上雨伞或雨衣。如果天晴，则不必如此。
此时我们的应对函数大体上类似于某种规则。当然，规则并不完全等于稳定，因为可能会出现规则没有预测到的情况。对此采取相机决策是合理的，可以确保应对意外情形的必要灵活度。
另一类不确定性是 “未知的未知”，要求不同类型的应对函数。
此时，仅靠事前确定的算法已经不够，还需要制度框架来帮助我们对意外情形做出反应。
例如通过治理规则来提升信任度，从而增强应对能力。
中央银行在控制通胀目标上如果有很高的可信度，就更容易利用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来干预市场，因为公众相信，如果通胀率过高，央行肯定会采取措施。
反之，若可信度不够，采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会导致通胀的锚定预期被撼动。
可替代性能带来承受冲击与灵活调整的韧性。
如果某个行业的劳动者获得的灵活培训能够应用于其他行业，当所在行业遭受负面冲击时，他们或许能去其他行业寻找工作，从而恢复就业。
反过来，如果转换成本太高，劳动者的技能不容易应用于其他领域，他们就可能被困在原来的行业里。
许多汽车制造商在供应链上采用各种非常专业化的芯片，例如GPS（全球定位系统）系统使用的芯片既不同于巡航控制系统的芯片，也不同于开锁系统的芯片。
近期的芯片短缺导致汽车制造在新冠冲击后复苏缓慢。如果汽车采用的各种芯片之间有更好的替代性，则可以提升韧性。
我们或许能将其命名为 “乐高原则”——如果每个原件都像乐高积木那般易于替代，遭受冲击时就能表现出极大的应变能力。
由于目前汽车制造采用高度专业化的芯片，即便只有一种芯片缺货，汽车也无法完工。
如果芯片更容易相互替代，巡航控制系统的芯片能为GPS系统所用，短缺现象就不会变得过于严重。与乐高积木一样，巡航控制系统的芯片可以调整为其他用途。
采用共同的标准往往能促进可替代性。如果各家汽车制造商都采用不完全相同的螺丝钉，则不同汽车的零部件会很难相互组合，任何一个出故障的螺丝钉都必须用专门的型号来替代。
而如果采用通行标准，让大多数汽车使用相同的螺丝钉，就会极大地提升可替代性，在需要更换螺丝钉的时候变得韧性十足。
可替代性还与时间期限关系密切。著名的勒夏特列原理（Le Chatelier principle）认为，从长期看，新投入或新经济活动的替代性会变得越来越强。
这个原理出自化学领域，被保罗·萨缪尔森借用到经济学中。它意味着调整和适应能力的普遍增强会提升韧性。
多样性是韧性的另一个促进因素，它同时还能增强稳健性。
只包含一个树种的森林在韧性和稳健性两方面都较为缺乏。如果遭遇这个树种容易感染的疾病，整片森林可能全部死亡。它面对疾病不够强健，同时在受创后也不能恢复。
多样性则可以实现分散化。包含多个树种的混交森林在遭遇特定树种的疾病侵袭等冲击的时候，抵抗能力会强大得多。
与之类似，所有人都从事相同行业（如旅游业）的社群更容易受特定类型冲击的损害。
如果该行业面临低谷，社群中的所有劳动者都会受影响，没有人能给其他伙伴提供保险。
反之，如果人们分散在不同行业，当旅游业受挫时，则其他行业的人就能给旅游业从业者提供救助。
多样的文化通常还有着更活跃的创造力与突破性思维，多元化的社会更容易发挥特立独行者的优势。
存货给韧性提供了额外的缓冲资源。发展中国家在食品价格上涨时，可以释放库存的粮食来救济民众。根据需要做灵活的存货管理可以提升韧性，降低对缓冲资源的数量要求。
与稳健性缓冲相比，韧性缓冲更为灵活，能应对不同的环境。
稳健性策略要求准备多种缓冲资源，以覆盖任何一种意外情况。韧性缓冲资源则要求有足够的灵活度，可以应对各种 “已知的未知” 或 “未知的未知” 风险。
有时我们面临利弊权衡，例如在短期内反弹意味着更容易受下次冲击的影响。我们动用缓冲资源来避免当前危机，防备后续冲击的储备就会相应减少。
下图展示了采用 “随时清障式” 策略为何会损害韧性。
随时清障式的无风险策略与有风险的韧性策略
图中的实线在初期避免了可以顺利恢复的、较小的危机。但为避免这些危机，它动用了缓冲资源，导致韧性面临的潜在风险逐渐积累。
到第三波冲击到来时，虚线代表的韧性策略占据优势。这显示承担一定风险的韧性策略要优于表面上稳定却长期积累风险的策略。
归根到底，我们需要做好动态权衡：动用多少缓冲资源应对当前危机，保留多少资源防备未来冲击？
这就涉及短期韧性与长期韧性相权衡的韧性结构 (structure of resilience) 的概念。
例如，某个国家在遭受冲击后考虑如何利用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是尽早借款，以争取迅速反弹？
还是更有耐心地开展行动，以维持韧性，给未来的冲击留下政策空间？
偶尔经历小规模冲击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人们能学习如何应对冲击。
当个人或社会暴露在某些风险之下时，他们便有机会学习如何调整规划，以应对未来的类似危机，从而提升韧性。
人类的免疫系统就是这方面的绝佳案例。
为发展出抗体和对病菌的抵抗力，免疫系统需要暴露给病原体。
如果免疫系统被隔离在高度无菌的环境中，人体就不能发展出抵抗力。
在离开无菌环境时，人体没有经历过与病菌搏斗的训练，将更容易受到感染。
类似的，许多企业家经历过失败，但这些经历帮助他们开发出了极为成功的独角兽商业模式。
如果具有韧性，人们就能通过挫折来改进自己的思考与实践。
整个社会同样如此，经历小规模冲击有助于社会改进抵抗未来冲击的能力。
偶尔的小危机能帮助提升韧性，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危机带来了促进必要调整的机遇，若没有调整，失衡程度会逐渐累积。
此时，维持表面的稳定会导致最终不可避免的危机变得越来越严重，系统的反弹能力越来越弱；与之相反，在小型危机较为频发的系统中，每次冲击都伴随着反弹，灵活性与敏捷性得以维持。所以相比表面上稳定的系统，后者更具韧性，也更能抵御风险。
这一现象有时被称作波动性悖论（volatility paradox），它意味着，当波动性非常低的时候，我们应该特别保持警惕。
金融市场进入高度紧张的时期之前，就可能遇到波动性特别低的情况。
例如在大衰退发生前，某些经济学家曾经认为，深度衰退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为精巧的经济政策从根本上消灭 了这种现象。
但事实上，或许正是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相对平缓的商业周期给2008年的深重危机埋下了隐患。
心理层面的若干因素对提升韧性关系重大，例如保持积极态度能确保人们不陷入负面情感的反馈循环，促进自我接纳和正视个人危机也是提升韧性的关键。
相比受害者心态，积极寻找解决方案的态度对走出困境要有效得多。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可以控制的方面，可以说是走向反弹的第一步。
在《韧性社会》中，马库斯还指出，社会是由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的，没有人能真正独行。
我们如何对其他人的行为做出响应，同样影响着韧性。人们的共同行为彼此强化，形成反馈循环，就可能破坏系统稳定和韧性。
例如，当有人开始囤积卫生纸时，其他人看到后也如法炮制，结果将造成卫生纸短缺。
最后，虽然每个人的韧性都各有特殊性，但人们在挑战面前并不孤单。依靠亲朋网络，保持交流，能帮助我们减轻冲击的影响，更好地实现恢复。
我们会梦想、尝试、谋略、规划并付诸实践，在这样的过程中也常常遭遇失败。
然而，我们不应该在跌入贫困之后被套牢，而应该拥有恢复的能力，能够在吸取失败的教训之后再做尝试（个人破产保护制度正是服务于这一目的的）。
事实证明，我们不能慵懒地逃避风险，而应该主动去发展、塑造和培养对负面冲击具有韧性抵抗力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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