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灯

 父亲走了，

   装着父亲的棺材停放在堂屋正中，棺材盖虚掩着，棺材下面按照风俗照着一盏油灯。

   相传，人死后灵魂出窃一路西行，西去的路漆黑一片，照灯，就是用来为亡者的灵魂照明指路的，这灯，要一直亮着，千万不能熄灭，直到出殡的那一刻。如果熄灭，亡魂就无法识别路途，就会闻着已经走过的路上留下的气味原路返回，这是最大的忌讳。其实，按照我的理解，这是借守候油灯不让熄灭的方法，让活着的亲人友人们与死去的亲人友人多待待，让亲情，友情再留留，让未了的情感再了了，毕竟，一旦死者出殡入土后就再也见不到其真容真貌了。

   我和我的兄弟姊妹一直全神贯注的注视着，为父亲照亮归西路的那盏油灯，即便有事，都是能换着值守，不敢，也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和懈怠，并不是怕父亲的灵魂原路返回，只怕因孝心不到位，熄灭油灯摔伤父亲的魂魄。

   出殡的头天晚上，等送走了前来帮忙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我和兄弟姊妹，都守候在装有父亲遗体的棺材旁，我两眼死死的盯着油灯，目光随油灯的火苗来回左右上下移动，心随火苗的忽明忽暗而波动。

   三更过后，没有了嘈杂，十分的寂静，就连油灯燃烧发出的啧啧的声音都能听见，我的心也有了些许的平静，脑海中的关于父亲生前的些许画面和故事接二连三的浮现出来。

   曾听母亲讲述，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正赶上“大跃进，浮夸风”，口号喊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于是，亩产上千太少，亩产超万不奇，本来国家刚成立，再加上三年的自然灾害和苏联老大哥的遗弃，正是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艰难困苦的日子，却硬要说一夜能实现共产主义，集中劳动，集体伙食，每人每天吃四两粮，大人面黄饥受，精疲力尽，小孩皮包骨，饿得呱呱直叫。

   由于父亲人老实，得到了一份好的差事，给集体伙食团背烧柴，每天可分得半斤包谷面，父亲从不奢吃，悄悄的拿回家，偷偷的送给负责看管我的一个名叫曾氏的成分不好的老太婆手里，曾氏对我很好，很尽心，把包谷面和成面团，用南瓜叶包襄着放在火堂中烧熟喂我吃。很难猜想，假如没有父亲用生命和汗水换来的那半斤包谷面养我，或许，我早己夭折，假如，我不在那时来世，不与父亲争那半斤包谷面，父亲吃了，补充了能量，身体不会那样的单薄，体力不会透支的那样历害，生命不会终止的这样早。

想起了父亲背着弟妹耕田耙田的情景，生产队的时候，父亲在队上是一名使唤牛的好把式，无论是耕田，耕地，还是耙田都少不了他，我那时才几岁，带弟妹还困难，十有八九父亲都得背着弟弟或妹妹耕作。再苦再累，他总是承受着，一言不发，所有的释放，所有的表达，都夹杂在他那动听的低沉的婉转的使唤牛的牛哥声中。

   想起了父亲当泥瓦工的事，七十年代中后期，允许集体搞点副业，生产队为了多点收入，提高劳动日工价，办了个瓦产，说是产，其实太夸张，不过是挖了个土瓦窑，每年生产七八窑，几万匹瓦而已，队里选了三个老实人，跟从外地请来的师傅学手艺，一边跟着做瓦坯，一边学装窑，烧窑，另外两人怕苦，尤其怕冬天冰冷的黄泥把双手掌和十指，弄得全是裂口，有的裂口可以把一根竹筷横放在里面，只有父亲学会了手艺，不仅能制作普通的小青瓦，还为县城里修建红军纪念馆烧制了筒瓦。

做筒瓦很讲究，工序要比做普通小青瓦多得多，就是装窑和烧制的过程都不同，对黄泥要求高，不能有杂质，听说是经过县里的干部领着一名专家，四处考证后才选定在队上的瓦产，不知道是否属实，我那时已经是大小伙子了，一有空就会到瓦产去给父亲打下手，我是亲眼见到，队长陪同着一个夹着黑色公文包的人，领着一个精瘦精瘦的老汉，到队上的瓦产里，给父亲送制作筒瓦的模具，并亲自手把手的教父亲制作了一个筒瓦坯子，又在那老汉的监管下由父亲独立操作了一个坯子，才满意的离开。

制作筒瓦的黄泥要磨成粉，还要过细筛子筛选，然后用水发酵，再用牛在泥塘中转着圈的踩，直到踩得象擀面的面团，最后起泥堆成长方形。完成这些前期工作就可以制作筒瓦土坯了，筒瓦土坯刚从模具上脱下来的时候，近似于圆柱形，只有六寸土碗口那么大，很不容易立起，立起后，需随时留意，一旦筒瓦土坯有软下的痕迹就得用双手去扶起，每次只能做两匹土坯，等制作的土坯晾晒的有四成干的时候，还需要用细钢丝做成的弓，沿土坯中间有印记的地方，由上而下的划一下，要不然全干后就分不开，就成了废品。

生产队长不曾知道。制作筒瓦有如此讲究和复杂，低估了，看走了眼，要不然估计队长是不会与县里来的干部签约的，签了约就只有硬着头皮去完成，并且，签约时县里来的人临走时特地告诉队长，这件事是带政治任务的，弄不好，要追究责任。为了完成任务，队长没有少操心，隔三差五的往队上的瓦窑跑，还给父亲增加了几个思想觉悟高，家庭成分好，有眼水的中青年男子打突击，好不容易才完成了这项政治任务，当队长请来公社农机站的六七台拖拉机，亲自把筒瓦押送到县城修建红军纪念馆的工地，经那位精瘦精瘦的专家和那位夹着公文包来的两人验收合格后才出了口大气。

后来，那纪念馆竣工验收的时候，那个专家提议，把队长，把父亲和给父亲打突击的人用一辆北京吉普车接到了现场，参加了庆功大会，队长上台带了大红花，父亲和父亲的突击队员晚上都一起吃了庆功宴，我记忆深刻，当天晚上，父亲醉熏熏的回到家，得意洋洋的一个劲的自吹自擂，说自己如何如何的了不起，说自己贡献有多大多大，说喝的是带外包装的瓶子酒，还反复强调，那个精瘦精瘦的专家还亲自给他敬了杯酒，夸他聪明。

母亲听烦了，冷不丁冒了句，“没白天没黑夜的累了半年，吃了顿饭，喝了几杯酒，就不知道姓啥了”！一句话封住了父亲的口。

    想起了父亲做挂面的日子，为了能多挣工分，最关健是为了想方设法把赚出来的几两断节的挂面顺手牢羊拿回家，让儿女开洋浑，用以填补家里缺粮的坑。

   挂面的活，队上经过反复的试验，加上打探别的队上的情况，定了一个标准，每百斤面粉要做出壹百二十斤挂面，早上父亲从保管员处领取一百斤面粉，下午就得交回包裹好的两斤一把的挂面六十个，少了就得赔。

   挂面，最关键，最核心的技术，在于加碘盐和把握凉晒的、收取的火候，碘盐加多了咸味重，加少了韧劲不够，晾晒太干要亏秤，晾晒不干，容易返潮，影响出售，干与湿的度全凭经验，全靠手感。父亲可以称得上挂面的行家，总能拿捏得恰到好处。

   包产到户后，父亲还花了一百伍拾元钱，把队上的那部老旧的挂面的机器买了下来，在家做起了挂面的生意。直到市面上有了机械化的挂面机，手工挂面一度时间被冷落，父亲才罢手。

    想起了父亲年过花甲，仍风餐露宿，河边淘金的日子，父亲小时候见过别人淘金，懂得起，停止做挂面后，便制作了一套淘沙金的行当，一把俗称金锤的镐，一把耙子锄，一个金盆，一扇金床，一个撮箕，一把竹刷，开始了长达几年的淘金生活，每天早出晚归，一当有了收获，晚上回家，父亲喜欢在儿女面前将装金的竹筒握在手中不停的摇晃，听着那金粒碰撞竹简发出的青碎的响声。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看见父亲难得的笑容。

记得有一年端午前一天，一亲戚给我带来口信，说父亲在某某河坝里淘沙金，几个月多没有回去了，不知到什么原因，让我赶紧去看一下，那亲戚说话的语气，那声调，明显的不怀好意，我听后气不打一处来，情不自禁的回答：“又不是只养了我一个，几过月没音讯都没有人去看一下”！

气了气，说归说，我妻子连忙煮了一块半肥半肉的腊肉，打了五斤散白干，买了一条香烟，让我给送去，我骑着自行车，跑了几十里路，来到带信人告诉我的大河边。几经周折，见人打听，终于在一处堆有山一样高的沙堆边找到了父亲，这沙堆是大老板取金后的尾沙，由于大老板用的全是机戒，不能淘尽，尾沙里还留有细微的金粒，用人工，用传统工具十多个小时下来，可以淘到将近一克的黄金，父亲是沾当地一老人，他的淘金好友的光，才获得了淘尾沙取金的机会。

父亲把我带到了他淘金的住地，住地是一批为大老板挖金人搭建的，他们同情父亲，让父亲在东侧的角落里占了宽不过一米，长不过三米的能遮雨敞日但无法挡风的地方，下面是乱石，上面胡乱铺了些稻草，人就躺在上面过夜。目睹此情此景，我心如刀割，劝父亲跟我走，不要再淘了，父亲面无表情的说：“不淘，钱从哪里来？日子怎么过？能做就做点，少给你们几个添负担”。普通的话，简单的语，澎湃的情，浓浓的爱。无以言表。

   想的最多的还是父亲死的当天，父亲走的是那么的艰难，那么的痛苦，父亲是带看遗憾，带着牵挂走的。

那是公元二0一四年公历四月二十九日，早上五点来钟，我刚躺在床上想稍加休息一下，幺兄弟跑上楼唤我快起来，父亲不行了，我迅速下楼走到父亲床前，见父亲己没有了血色，面如白纸，双脚掌己僵硬，脚背开始向前绷直，双手紧握，直直的划来划去，牙咬得紧紧的。头始终向靠墙的一边歪斜，奄奄一息，所有这些都是死前的征兆。但始终断不了那口气，我曾听说，人死前有些牵挂，放心不下的事，会影响死者停止呼吸，我分析了一下，估计父亲是放心不下他的老伴我们的母亲，或许牵挂他的二儿子，我的二兄弟。我的二弟因车祸致全身瘫痪，一切无法自理，瘫痪后，父亲护理了将近十年，十年里父子俩相依为命。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对着父亲说：“爸，你放心的去吧，母亲我们会孝敬好的”。又将我残疾的二弟推到父亲床前，让二弟的两个儿子当着爷爷面表志，会供养好瘫痪的父亲。实践证明，这办法并非灵验。父亲一直挣扎到午后四点多才咽下他人生的最后一口气。

一番回忆，一份伤情，一番回忆，一份愧疚，两眼早已通红，两眼早已模糊，两行泪水湿透了我的衣襟。

天渐渐的亮了，帮忙的又陆续到了，再过几个小时就要出殡，父亲就要永久的离开我们，为父亲照明西行的油灯，两天一夜从没有熄灭过，虽然出殡后那油灯，会被艺人熄灭，但我在心底为父亲的灵魂祈祷，为父亲的灵魂承诺，儿女们心中的那盏灯，将永不熄灭，永远为父亲照亮归西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