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晚，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将在保利春拍夜场中拍卖，这件国之重宝时隔七年再现拍场，可谓举世瞩目。距拍卖还有十天，雅昌艺术网对保利拍卖古代书画部经理左昕阳先生进行专访，详细了解了这幅珍品的渊源。
国宝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入清归于梁清标，后又藏安岐处，乾隆时入宫廷内府，编入《石渠宝笈》，后流至民间。历经张珩、于非闇等诸家收藏并著录，于非闇曾临摹过《写生珍禽图》。大约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流于日本，于非闇在其摹本的题跋中提及：“徽宗《写生珍禽图》，原迹每段有乾隆四字标题，与《五色鹦鹉图》卷，同被日本人江藤攫去……迄今思之，仍有余痛。”这次保利拍卖也从海外将于非闇临《写生珍禽图》卷征集回来，与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同期展示，并加拍至保利绘画夜场拍卖。
于非闇《临写生珍禽图》（局部）
早在七十年代，徐邦达、谢稚柳、傅熹年等专家对其有详细考证。《写生珍禽图》几经沧桑，于2002年从海外回流，曾现身国内拍场，立刻引起文博界与收藏界的震动。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成员启功、徐邦达、傅熹年等鉴定大家品观后激赏不已。启功认为这幅画的艺术价值超于宋徽宗的代表作《柳鸦芦雁图》。徐邦达十分明确地指出，如此精妙的花鸟作品非赵佶真迹莫属。
二十世纪以来关于宋徽宗赵佶绘画艺术研究成果斐然，各家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宋徽宗作品的“亲笔”与“代笔”的探讨上。赵佶的传世作品基本上可以分为比较粗简拙朴和极为精细工丽的两种。比较简朴的一种，大都是水墨或淡设色的花鸟;极为工丽的，则花鸟以外还有人物、山水等，而以大设色为多。权威专家一致为粗简拙朴的作品是宋徽宗的亲笔，而精细工丽的作品则是代笔。《写生珍禽图》卷是赵佶第一种风格的代表。
学界对宋徽宗绘画的研究由来已久，无一例外地都会提及《写生珍禽图》。民国大藏家张珩曾过眼这件作品，在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书画著录《《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绘画(四)》中，他在对宋徽宗另一件水墨花鸟画作品《四禽图》作鉴定时是以《写生珍禽图卷》为参照标准。书中的《宋徽宗四禽图卷》评注：“此卷乃徽宗亲笔，画法与《写生珍禽图》同”。
宋徽宗《四禽图》(局部)
著名画家于非闇宗法宋徽宗，曾精心临摹过此件作品，他在卷后的题识中写道：“右宋宣和写生珍禽卷，白纸十二接，每接缝上押双龙方玺，前有政宣二玺，末纸特短，有大印已被割去，无款，无明以上印记，前后有梁蕉林，安麓邨收藏，乾隆九 玺灿然，每图各有御题，《墨缘汇观》、《石渠宝笈》著录，画法生动，鸟之喙爪，竹之枝叶，非宋以后人所能仿佛，当为徽宋得意之品，不须疑也。壬午 (1942)五月以佳楮对临此卷，自谓不特形似也，得者其宝之。”
朱省斋在1958年于香港编撰出版的《海外所见中国名画录》中，著录了《写生珍禽图卷》：“(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卷)此卷笔墨与格局，与友人旧藏之《四禽图卷》，殆相仿佛，不仅确系真迹，且出自道君亲笔。断无疑也。”在其后所编撰的《中国书画》(第一集，香港中国书画出版社)一书中，再次著录，刊登了《写生珍禽图卷》的全图。
谢稚柳通过对《写生珍禽图卷》技法与风格的研究，比照古代著录，确定为宋徽宗晚年亲笔。他所编《宋徽宗赵佶全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述：“《图绘宝鉴》记：赵佶'尤擅墨花石，作墨竹紧细不分浓淡，一色焦墨，丛密处微露白道，自成一家，不蹈袭古人轨辙。’现在传世赵佶的墨笔花鸟，除《枇杷山鸟》而外，尚有《四禽图卷》、《写生珍禽图卷》。《四禽图》为四段，《写生珍禽图》有十二段。其中有竹的《四禽图》有一段，《写生珍禽图》有四段，都是撇出的形体，全用焦墨，不分浓淡，竹叶的交加处，都空一白道，使两叶错杂不相混。正是如《图绘宝鉴》所说的'密处微露白道’。《南宋馆阁录续录》记：写生墨画十七幅，宣和乙巳仲春赐周淮，十六字。可能《四禽图卷》，抑《写生珍禽图卷》，正是赐周淮十七幅中所散失。两者笔墨一致，情调一致，显然是同一时期所作。宣和乙巳(1125年)为宣和七年，时赵佶四十四岁，明年丙午，即为钦宗靖康元年。是《四禽图卷》、《写生珍禽图卷》或并为赵佶被掳前二年之笔，亦显示其风调与其中期之作有所不同。又同书第5页：《四禽图》、《写生珍禽图》即从它的风貌而言，已是他后期之作了。”
赵佶《写生珍禽图卷》(局部)
徐邦达也是通过绘画风格的研究从而确定《写生珍禽图卷》的作者为宋徽宗。他撰写的《宋徽宗赵佶亲笔画与代笔画的考辨》(《故宫博物院院刊》，文物出版社出版，1979年第一期)一文对此作了专门的考证：“一些粗简画如墨笔写生的《珍禽图》(即《花鸟写生卷》)、《四禽图》，以及淡设色的《柳鸦图》、《竹禽图》等等，应该是亲笔作品。”又“《写生珍禽图》卷及《四禽图》卷，其用笔比《竹禽图》等苍逸流动些，但还有相通的地方.很有可能是他较晚期的亲笔作品。又二卷中所画墨竹正如《图绘宝鉴》卷三《赵佶传》中所说的：'紧细不分，浓淡一色，焦墨丛密处微露白道，自成一家，不蹈袭古人轨辙。”因“十二禽”没有“绍兴”押缝印，至少是一套中的东西，如对卷等等。
徐邦达在另一部书画鉴定专著——《古书画伪讹考辨》中(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对《写生珍禽图卷》也有提及：“画史中说他尤善墨花石，作墨竹紧细，不分浓淡，一色焦墨，严密处微露白道，自成一家，不蹈袭古人轨辙。现在看到他的几种水墨画，《写生珍禽图》、《四禽图》等正是如此画法，自与一般院体画不同。”
傅熹年对宋徽宗传世作品做过精心的研究，在《宋赵佶<瑞鹤图>和它所表现的北宋汴梁宫城正门宣德门》一文中，他从风格的角度进行判定，认为《写生珍禽图》应为赵佶亲笔：“现存赵佶作品其亲笔署者可分工拙两类。工者如《江雪归棹图》、《祥龙石图》、《五色鹦鹉图》、《御鹰图》等，技法娴熟，但画风颇不统一，似非出自一人之手。拙者如《池塘晚秋图》、《竹禽图》、《写生珍禽图》、《四禽图》等，构图松散，技法亦不够熟练。详审这两类不同的画幅，很明显，其稚拙者中可能有亲笔，而工致者是画院画家的代笔……其实就现存两类作品比较，这问题是不难澄清的。”
以上各家对《写生珍禽图》的品述与论证是建立在与其他赵佶传世作品比较分析，并结合文献相互应对，精心考证之后得出的。尤其是谢稚柳、徐邦达、傅熹年对这件作品的研究及与宋徽宗其他传世花鸟画的关系探讨，皆是建立在严谨的治学态度、广博的知识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之上，从而确立了《写生珍禽图》在宋徽宗绘画艺术及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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