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哀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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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哀侯的死亡之谜

玉峰而行

发布时间: 20-08-18

一、可疑的谥号

韩国凭借吞并郑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可见当时执政的韩哀侯对韩国的发展做出了多大的贡献。有如此功绩的君主，就是不够格使用“文”或“仁”这种褒奖式的谥号，怎么也得用“武”这种反映功绩的谥号才合适，但奇怪的是，做出如此功绩的君主却只获得了“哀”的称号。按谥法：早孤短折曰哀；恭仁短折曰哀；德之不建曰哀；遭难已甚曰哀；处死非义曰哀比。可见，没有任何一个君主会喜欢“哀”这个谥号。

况且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哀帝的，几乎都没有什么作为。例如，唐朝唐哀帝李祝，完全是朱温的傀儡，最终也是做了亡国之君；东晋晋哀帝司马丕，不说是傀儡，起码也没法奈何权臣桓温，最后说是吃丹药中毒而死，但极有可能是政治谋杀，唯一值得称赞的是他在书法上的造诣；西汉汉哀帝刘欣，更是为我们留下了断袖之癖这个成语，最终因贪色纵情把身子掏空而死。在中国历史上，能有所作为，但扔然被谥号为哀的君主，仅有韩哀侯一人而已。

这就非常奇怪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凡为特例，必有缘故。所以我们有必要追问一下，为什么韩哀侯的谥号是“哀”？这跟韩哀侯的死因是否有关系？顺着这个思路挖下去，竟然发现韩哀侯的死是疑点重重。

二、不合理的细节

《资治通鉴》详尽的记载了韩哀侯的死亡经过：因为韩哀侯任命韩廆为国相却宠爱严遂，所以造成韩、严两人互相仇恨。最终严遂派人在朝廷行刺韩廆，韩廆当时逃到韩哀侯身边，韩哀侯抱住他，刺客刺韩廆，最终连带韩哀侯也被刺死，这就是整个经过。

在朝堂上刺杀宰相，并顺带着误杀国君，我估计剧本都不敢如此设计，因为没有丝毫的合理性。首先选择的刺杀地点就不合理，刺客光是要混进守卫森严的宫廷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就算混进去了，还要保证凶器不被搜出来，这也不是简单的事，后来荆轲就是把匕首藏入进献的地图中才蒙混过去。在朝廷上杀人，无论成功与否，刺客都没有逃跑的机会，这必须保证刺客是绝对忠心耿耿的。

这还不算，还要保证官方无法通过刺客的身份追查到幕后主使，如果被顺藤摸瓜查出了幕后的主使，就算把自己想杀的人结果了，但依然等于刺杀失败，因为成功的刺杀就是要让对手无法追查。所以最合理的安排是选择在其他地方来刺杀韩廆，不光刺杀的成功率高，刺客逃跑的机率也大，而且韩廆不住在宫内，所以要找刺客刺杀他，完全可以选择其他地点。但严遂却单单选择了让刺客在朝廷上刺杀韩廆，这样的神操作，在我们看来完全是一道“送命题”。就算这一切严遂都安排好了，保证不会出现任何的纰漏，也完全没必要在韩哀侯在场的时候进行刺杀，可以等韩哀侯不在场或先退场的情况下实施刺杀。韩哀侯在场就可能产生误杀，难道严遂没考虑过吗？

其次，经过不合理。一个刺客突然出现在朝廷上就已经非常说不通了，因为不知道刺客究竟怎么过的安保系统，就算刺客潜伏下来，但他的目标是韩廆，所以在刺杀过程中，侍卫完全有时间把韩哀侯及时的保护好，就算韩哀侯身边没有侍卫，其他的在场人员也有机会来保护韩哀侯，要知道古代的君子都是佩剑的，都有护卫能力。再假设，就算朝廷上一个旁人都没有，就韩哀侯、韩廆以及刺客三人在场，见有刺客开始刺杀行动后，韩哀侯也完全有时间逃跑，毕竟刺客的目标不是他。但神奇的是，在如此的场面下，韩哀侯不仅没有跑，还在韩廆逃到其身边的时候，将韩廆抱住，似乎在保护韩廆，但这种行为简直不能用正常思维理解，就算要保护韩廆，不是要抱住，这样两人都行动不便，这无异于找死，发生这种情况简直是在侮辱刺客的能力，所以身为不辱使命的刺客只能买一赠一了。但是以上设想的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会是多少呢？估计比小行星撞击地球的概率都低。

三、不同书籍的记载让刺杀事件增加了可信度

《史记》没有记载严遂弑杀韩哀侯的事，却在刺客列传中详尽地记录了严仲子指使聂政刺杀韩相侠累的事，这里的严仲子就是严遂，相应的被刺杀的韩相侠累就是韩廆。《战国策》作“韩傀”,《韩非子》作“韩庞”。《艺文类聚》作“韩傺”,应该都是指同一个人。不同的书中都提到了这件事，估计这件事大概率上是存在的。在史记的版本中，因为主要凸显的是刺客，所以在表述聂政成功刺杀侠累之后，并没有提聂政是否也顺带杀了韩哀侯的事。但是这个版本记录了聂政为了让政府无法追查这件事，做了自毁面容的事，这个还是比较可信的，因为起码在逻辑上说得通。

四、做一点猜想

因为历史可以假设，所以我们来做一点猜想。

这种政治斗争，一般都是顺着受益人的角度去找线索，因为越是受益最大的人，是幕后主使的概率就越大，毕竟无利不起早。因为史书中没有交代严遂的结果，所以我们说不好谁是受益者。表面上看，刺杀行动的受益者是韩懿侯，也就是韩哀侯的儿子，因为只有韩哀侯死了，他才可以继位。如果严遂被处死，幕后的黑手还真有可能是韩懿侯，因为他有动机，他完全可以指使严遂，借严遂不之手来除掉自己的父亲，借刀杀人之后再过河拆桥，打着为父报仇的名义，赶紧灭掉严遂，不仅赢得了美名，还能杀人灭口，以防往后严遂使用这件事来要挟自己，所以政治斗争最忌讳的是斩草不除根，因为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如果整个事情的真相是韩懿侯设计的，那无疑韩懿侯是运用厚黑学的大师，如果出一本关于厚黑学的书，肯定会大卖。

但是如果严遂没有被任何处理，那事情就要大反转，变成另一个故事了。古人讲究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如果继位的国君连自己的杀父之仇都不去解决，那还有何脸面做国君，同时也会被史官钉在韩国的历史耻辱柱上，这种大帽子谁愿意戴在头上。所以说，如果严遂没被处理，只能说明韩懿侯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件事，当时的情况极有可能是自身难保。那毫无疑问严遂是个权臣，韩懿侯只是严遂树立的一个傀儡而已。这个可能更加的合理，因为没有那个儿子希望自己的老子谥号为“哀”，即便不喜欢但最终的谥号仍然还是“哀”，那就说明韩懿侯确实没有任何的能力去做改变。

所以我个人觉得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严遂主使的这次刺杀行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表面上刺客是要杀韩廆，实际上刺客是奔着韩哀侯去的，也就是说严遂的真正的目标是韩哀侯。韩哀侯并非死于误杀，而是死于谋杀，后来上位的韩懿侯，仅仅是严遂树立的一个傀儡而已。

相关资料

《戰國策卷二十八　　韓三》是这样记载的：

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蹴哀侯而殪之，立以為鄭君。韓氏之眾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為之先也。是故哀侯為君，而許異終身相焉。

许异，战国时人。韩哀侯时，严遂(仲子)与韩相侠累不睦，严遂使聂政刺侠累，侠累惊走而抱哀侯，聂政刺之兼伤哀侯。许异蹴哀侯，令其佯死，使哀侯免于难。以此功，后拜为相。事见《战国策·韩策》。惟许异之名，不见于《史记》的《韩世家》、《六国年表》和《刺客列传》。且《世家》、《年表》所记聂政刺韩相事与《列传》所述的时代也不同，其中必有一误。参见“聂政”。

韩哀侯，战国时期韩国国君。韩国为战国七雄之一，开国君主是春秋时晋国大夫韩武子的后代。公元前377—前371年在位。在位时于前375年灭郑，使韩国一度强盛。《史记》记载：“韩烈侯：韩景侯的儿子。烈侯三年，聂政杀韩相侠累。九年，秦伐我宜阳，取六邑。十三年，韩列侯卒，子韩文侯立。十年，文侯卒，子韩哀侯立。六年，韩严弑其君哀侯。而子韩懿侯立。”

韩武子的曾孙韩厥以封邑为氏，称韩氏。韩起又称韩宣子，是韩厥之子，宣子徙居州。晋定公十五年，宣子与赵简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子韩贞子代立。贞子卒，子韩简子代；简子卒，其子韩庄子代；韩庄子卒，其子韩康子。韩武子：韩康子的儿子。武子二年，伐郑，杀其君幽公。十六年，武子卒。韩景侯(?—前400)战国时韩国国君。名虔。晋卿韩武子之子。公元前408—前400年在位。韩列侯：韩景侯的儿子。列侯三年，聂政杀韩相侠累。九年，秦伐我宜阳，取六邑。十三年，韩列侯卒，子韩文侯立。十年，文侯卒，子韩哀侯立。六年，韩严弑其君哀侯。而子韩懿侯立。

韩哀侯 - 人物简介

韩哀侯韩屯蒙，战国时期韩国国君，前376年—前374年在位，在位3年。【一说前376-前371年在位，在位6年。】

哀侯元年（前376年）韩、魏、赵共废晋静公而分其地，晋国灭亡。次年韩灭郑，迁都于郑都新郑（今河南新郑），疆域包括今山西东南部和河南中部。

《资治通鉴》记载哀侯以韩廆【wěi】为相而爱严遂，二人水火不容，前374年严遂指使杀手在朝中刺杀韩廆，韩廆走到哀侯处，哀侯抱之，结果杀手刺中韩廆时也连带杀了哀侯。《史记·韩世家》则称“韩严弑其君哀侯”。哀侯之子懿侯（或作庄侯）继位，将国都迁回阳翟。

政治政策

韩哀侯时期，韩国政治混乱，法律、政令前后不一，群臣吏民无所适从。韩哀侯实行改革。继续推行申不害提倡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主张以“术”治国。申不害所讲的“术”，主要是指国君任用、监督和考核臣下的方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君臣之能者也。”（《韩非子·定法》）

国君委任官吏，要考察他们是否名符其实，工作是否称职，言行是否一致，对君主是否忠诚，并根据考察的结果进行赏罚，提拔重用忠诚可靠之臣，贬除狡诈奸滑之人。最好采取隐密的权术，表面上不露声色，装作不听、不看、不知，使臣下捉摸不透国君的真实意图，实际上却可以听到一切、看到一切、知道一切，这样就可以做到“独视”、“独听”，从而“独断”。

韩哀侯时期，申不害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史称“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需要指出的是，申不害的改革有很大的局限性，效果远不如魏、秦等国。

韩哀侯时期的韩国在现在的河南一带，《史记》上有这样的记载：“韩之先与周同姓，姓姬氏。其后苗裔事晋，得封於韩原，曰韩武子。”也就是说，韩国祖先最初是被封于“韩原”这个地方的。致韩厥之时，列为晋国六卿之一，即“晋作六卿，而韩厥在一卿之位，号为献子”。

献子之子宣子徙居州。宣子子贞子徙居平阳。至于“郑”这个地方，最初不是韩的领土，而是另外一个诸侯国——郑国。《史记》记载“哀侯元年，与赵、魏分晋国。二年，灭郑，因徙都郑。”我们知道，春秋与战国分野的标志就是韩、魏、赵的三家分晋。所以，说战国时期的韩国都城应该是郑。《史记》记载韩哀侯时期韩的疆域范围，韩的领土范围大致应是黄河以南，故不包括河北，在颖水之滨，故在河南界内，郑州、洛阳之间，西北与山西接壤，南不过淮河一线（当时是楚地）。

农业发展

韩哀侯时期的韩国,铁制农具已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铁耕已是很平常的事情。建国后考古发现的铁制农具主要有:铁铧、镢、锄、镰等。铁农具的推广和使用,有利于大量荒地的开垦和耕作效率的提高。

韩哀侯时期牛耕在战国时期更加普遍。铁农具和蓄力的结合，为深耕细作提供了条件。《韩非子·外储说上》说:“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如果没有畜力和铁农具,深耕细作是不可能的。

农民在长期的耕作实践中,生产经验更加丰富,他们已经能从土壤的色泽,性质和肥沃程度去认识和区别土壤,因地制宜地进行耕作，农民已很重视对土地的施肥,“掩地表亩,刺草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

韩哀侯时期，通过施肥改良土壤,是提高农业产量的重要因素。随着农具的改进和耕作技术的进步,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大大提高,有的地方还推广了一岁两熟制,《荀子富国》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总之,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发展十分迅速,生产水平有了根本性的提高。

经济措施

韩哀侯时期，手工业发展迅速

1.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随着井田制的瓦解,小农经济成为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小农经济的特点是男耕女织,其产品主要是满足家庭的需要,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2.个体手工业。指民间具有一定专门技能的工匠,依靠自己的“技艺”从事的小商品生产,他们分布于各个行业中,如木工、皮革工、鞋工、陶工、漆工等,其产品多是自产自销。

3.私营手工业。指“豪民”经营的规模较大的手工业。如猗顿经营的煮盐业,卓氏和孔氏经营的冶铁业等,其劳动者主要是依附农民,雇工和奴隶,私营手工业要向国家交纳赋税,个别大手工业主积累了大量财富,富比王室。

4.官营手工业,一般规模较大,由官府设立专门官吏掌管,其生产者由奴隶,罪犯和雇工,其产品主要是兵器、礼器及生活奢侈品,主要用来满足统治者的需要。

韩哀侯时期，韩国商业也很发达,主要表现在商人的活跃,城市的繁荣和货币的流通等方面。

1.韩国商人们贩运于列国之间,扩大了商品交换的范围,各地的特产如北方的马匹,南方的鱼,东方的盐,西方的皮革在中原市场上都能买到。大商人更加活跃,如大商人白圭,“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方法,(《史记货殖列传》)大搞投机交易,赚取了大量财富。河东盐商猗顿和冶铁商郭纵,富甲天下,交结诸侯,干预政治.阳翟大贾吕不韦,通过贩贱卖贵,家至千金,参与政治,官至丞相。

2.韩哀侯时期，城市的繁荣是商业发展的重要表现,战国时期出现了许多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韩之阳翟(今河南禹县）。

3.韩哀侯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金属货币的流通更加广泛了。当时金属货币有铜币和金币两大类,铜币主要有四种:燕,齐两国使用刀币,周、秦一带使用圆钱,三晋使用布币,楚国使用“蚁鼻钱”,金币一般以斤(十六两),镒(二十两)为计量单位,还有“饼金”和“郢爰”。(饼金为饼状金块,郢爰为方形金块)金属货币进入商品流通领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

古书记载

司马迁《史记》（史记卷四十五·韩世家第十五）

文侯二年，伐郑，取阳城。伐宋，到彭城，执宋君。七年，伐齐，至桑丘。郑反晋。九年，伐齐，至灵丘。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

哀侯元年，与赵、魏分晋国。二年，灭郑，因徙都郑。六年，韩严弒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

懿侯二年，魏败马陵。五年，与魏惠王会宅阳。九年，魏败我澮。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

司马迁《资治通鉴》（卷一）

威烈王二十五年（甲辰，公元前三七七年）。韩文侯薨，子哀侯立。

威烈王二十六年（乙巳，公元前三七六年）。王崩，子烈王喜立。魏、韩、赵共废晋靖公为家人而分其地。

威烈王元年（丙午，公元前三七五年）。韩灭郑，因徒都之。

威烈王五年（庚戌，公元前三七一年）

韩严遂弑哀侯，国人立其子懿侯。初，哀侯以韩廆为相而爱严遂，二人甚相害也。严遂令人刺韩廆于朝，廆走哀侯，哀侯抱之。人刺韩廆，兼及哀侯。

前任与继任

1、前任其父韩文侯

韩烈侯之子。韩文侯二年（前385年），进攻郑国，占领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又进攻宋国，打到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俘虏宋国国君。七年，进攻齐国，打到桑丘（山东济南）。十年，韩文侯去世，子哀侯即位。

2、继任其子韩懿侯

韩懿侯元年是前370年，在位12年。按《竹书纪年》，周烈王二年（前374年）“韩山坚贼其君哀侯”，这年为懿侯元年，前374年。前369年公孙颀建议韩懿侯趁魏国内乱之际，联合赵国伐魏。二军在黄河以北集结，进攻魏国城邑葵（今河南焦作西北），一举攻克，士气大振，再挥兵西进，攻打魏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联军内部意见不合，韩懿侯乘夜率军队离去，不战自破，安邑之围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