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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书p.11~32]
1、发掘中医药开辟新道路
523任务实施伊始，寻找无抗药性防治恶性疟药物的研究便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合成新化合物和广泛筛选化学物质，寻找化学抗疟药；另一方面是集中较多的人力，从发掘祖国医药学宝库入手，争取从中医药领域有新的发现和突破。
中医中药专业组的工作，首先是开展民间祖传秘方、验方的调查入手。北京、广东、广西、四川、云南、江苏等地区组织多个科研小分队，一方面深入民间调查、就地采集中草药，经实验室粗提、药效筛选及安全性实验，进而在临床进行试用观察。采取分头探索、集中公关的方法，一旦在探索中发现苗头，便集中力量，分工协作，进行深入研究，从而加快了研究工作的进展。同时查阅整理医著古籍及现代医药资料，按照资料出现的频次，确定了中药常山和青蒿等10个重点中药为研究对象。初期把已知的抗疟效果好，但呕吐副作用大的常山和其有效成份常山乙碱化学结构改造作为研究重点，分别在北京、上海、四川等地区同时开展。
北京地区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以下简称北京药物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以下简称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北京制药厂（原为北京医药工业研究所，“文革”期间和北京制药厂合并）协作，以北京制药厂为基地，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邓蓉仙和北京药物所姜云珍等研究人员负责，先人工全合成了常山乙碱，随后又对其进行化学结构改造，合成了一系列衍生物，从中选出一个效价高、代号为7002的化合物，由北京药物所完成药理毒性研究后，于1970~1973年在海南现场进行临床试用。结果证明其有较好的治疗效果，毒性副作用比常山乙碱小，经组成复方效果提高，但呕吐的发生率仍较高。由于当时又发现了其他有较好抗疟效果的中草药苗头，从而中止了对7002研究。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药物所）围绕常山乙碱的化学结构，也设计合成了一系列的衍生物，从中选出代号为56号的化合物，经过临床前的实验研究后，进行了临床疗效的观察，也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但由于其效果尚不及同期研究的其他新药，所以也没有再进一步扩大应用。
四川中药研究所（简称四川中药所）承担了常山和常山乙碱的多项研究任务，并为协作单位提供了大量研究用的常山乙碱。四川医学院、成都中医学院等单位结合临床，对克服常山和常山乙碱呕吐的副作用进行了研究。
尽管对中药常山和常山乙碱进行化学结构的改造研究，最终没有找到更理想的新抗疟药，但显示了我国药物化学研究人员已有较高的学术技术水平；而且由它的结构改造物诞生了两个有其它用途的新药，一个是有机磷农药神经性毒剂中毒的解毒药；另一个则成为抗心律失常的新药。
北京地区中医中药协作组，按照523任务的3年研究规划的要求，在1967~1969年，由北京药物所、军事医学科学院等单位科技人员与云南、广东、江苏等地区的科技人员，共同组成几个民间调查组，在以上地区对治疟中草药进行调查、就地粗提、进行药效实验和临床初步观察。其中，从广东调查并通过实验室和临床试用研究中，发现了植物鹰爪是一个有较强抗疟作用新的药苗头。
1969年，北京药物所与广东地区的中山医学院、中山大学、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协作，开展植物鹰爪抗疟效果的研究。主要负责人有北京药物所的于德泉（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植物鹰爪的抗疟效果好，一直是当时中草药专业组的研究重点之一，其有效成份经测定定名为鹰爪甲素，其抗疟作用很强。北京药物所和中山大学化学系合作，测定出它的化学平面结构为一不含氮脂溶性的过氧化物，是一个新类型的化合物。但该药资源极少，植物中有效成份含量很低，难以大量提取推广使用。中山大学化学系在1974~1977年对鹰爪甲素开展了合成类似物或简化物的研究。鹰爪化学结构中过氧基团的存在，对后来青蒿素化学结构的测定有很大的启发。
中医中药专业组经过几年的筛选研究，形成了鹰爪、仙鹤草、青蒿、陵水暗罗等10余种有希望的抗疟中草药，并从这4种中草药中分离出多种有效单体。其中，从青蒿（黄花蒿）中提取分离出的青蒿素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发明。
2、青蒿治疟疾民间有基础
我国劳动人民和医药学家有着长期与疟疾作斗争的历史经验。我国古代殷墟甲骨文已有“蒿”、“疟疾”的记载；在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的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中，已有使用青蒿治病的记录；公元2~3年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中，以草蒿为青蒿之别名。用青蒿治疗疟疾的确切记载最早见于公元340年东晋年间医药学家、炼丹化学家葛洪（公元284~364年）所著的《肘后备急方》，至今己有1600多年的历史[8]。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和其他历代医书，也都有用青蒿或青蒿复方治疗疟疾的记载；在一些疟疾流行地区，近代仍有不少防治疟疾和驱杀蚊虫的中草药在使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江苏、湖南、广西、四川等地的医药刊物也有不少临床使用青蒿治疗疟疾的报道。民间有用青蒿捣汁、水煎、研末等方法治疗疟疾的经验。在1967年523会议制定的从中医中药寻找新抗疟药研究规划中，很据文献的记载列出了10余种治疗疟疾的重点中药，青蒿就是其中的一个[6]。
青蒿，民间又称臭蒿和苦蒿，系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在我国南北方普遍生长。传统中药青蒿有两个主要品种来源（竹叶连：来源根据？），即学名为Artemisia Annua L.的植物黄花蒿和学名为Artemisia ApiaceaHance的植物青蒿。经研究证明，有抗疟成分的是植物黄花蒿及其变型植物大头黄花蒿（竹叶连：《本草纲目》黄花蒿没有治疗疟疾和寒热病症记载，甚至只有外用）。
南京地区523中草药研究小分队在民间调查中了解到，在1969年，江苏省高邮县农村医生和群众，利用当地青蒿开展疟疾的群防群治，取得良好的效果。“得了疟疾不用焦，服用红糖加青蒿”的民谣在当地农村广为流传。
江苏省高邮县早在1958年就有群众用青蒿治疗疟疾。该县龙奔公社焦山大队原来疟疾发病率较高，1969年用青蒿大搞群防群治，迅速改变了面貌。他们在用青蒿群防群治疟疾的同时，1969~1972年用青蒿治疗观察184个疟疾病人，有效率在80%以上。车逻公社和合大队1972年夏季用青蒿汆汤搞全民服药，有效地控制了疟疾的流行[9]。
1972年，该县建立了由卫生局、防疫站、车逻地段医院组成的青蒿防治疟疾验证组，把专业队伍和群众性防治紧密结合起来，在5个实验区建立了有卫生院负责人，中、西医医生和赤脚医生共101人组成的8个临床观察小组，举办农村医生、临床医生、化验人员专题培训班。他们在全县开展疾病的群防群治的活动中，试用青蒿鲜汁、汆剂、煎剂、丸剂、片剂等不同剂型，从青蒿鲜、干品对比，枝叶嫩、粗对比，煎药时间长、短对比，用药量大、小的对比中，摸索青蒿治疗疟疾疗效的规律，同时又改进了服药的时间、次数，在总结几年来使用6种制剂疗效的基础上，从中选出了一种具有退热快、疟原虫转阴时间快、治愈率高、复发率低等优点的浸膏片[9]。
1976年6~10月，高邮县5个实验区的26个观察点，服用青蒿预防疟疾共24万多人次，发病率比1975年同期下降50%；用青蒿治疗现症间日疟病人201例，有效率达89%[9]。在此期间，国家卫生部要求属下中医研究院两次去高邮县访问调查，肯定了青蒿治疗疟疾的疗效，为青蒿和青蒿素的发掘提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竹叶连按：既然“有效率达89%”这样显效，为什么没有采用推广？！）
3、北京中药所研究出苗头
1969年，国家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简称北京中药所）参加了北京地区中草药专业协作组。当年他们先制备的是胡椒提取物（胡椒酮）（竹叶连按：选项依据？是不是来自中草药？），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协助进行药理实验后，由523办公室联系，并派人请北京海淀青龙桥中药厂协助加工剂型，到海南岛进行临床试验，后因效果不理想而中止。
1970年，北京地区523领导小组讨论决定，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北京中药所合作，派研究人员顾国明和该所的余亚纲、屠呦呦等人一起，大量查阅和收集了古今医药书刊资料，从中挑选了出现频率较高的抗疟中草药或方剂，经实验室水煎、醇提，送军事医学科学院鼠疟筛选了近百个药（方），其中青蒿提取物有一定的抗疟作用，曾出现过对鼠疟原虫有60~80%的抑制率，但不稳定[10]。1971年以后，顾国明因其他任务回原单位[11]，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派研究人员宁殿玺到北京中药所帮助建立了鼠疟动物实验模型。此后，青蒿的研究由北京中药所继续进行。
1971年下半年，北京中药所研究人员从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中记述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记载中受到了启发（竹叶连按：这个“启发”颇为玄妙：最常见、最权威的中草药经典《本草纲目》不被采信，倒是一眼盯上了不为人知的冷僻老道神仙葛洪？玄机恐怕就在本草纲目青蒿紧邻的是不治任何内病的黄花蒿！），认为温度过高有可能对青蒿有效成份造成破坏而影响疗效，便由用乙醇提取改为用沸点比乙醇低的乙醚提取（竹叶连按：这就更加奇妙了：一个生物制药科班出身的专家，居然想不到温度过高可能有效成分破坏，而要受教于一个科盲老道？！）。其结果，乙醚提取物可使鼠疟原虫近期的抑制率明显提高，达到近100%。
1972年3月，全国523办公室在南京召开化学合成药和中草药两个专业组会议。在中草药专业组会议上，北京中药所的代表屠呦呦，报告了青蒿对鼠疟原虫近期抑制率可达100%的实验结果。中草药专业组各单位报告了有较好抗疟效果的中草药如鹰爪、仙鹤草、陵水暗罗等十余种，有的对鼠疟抑制率也有80~90%。青蒿粗提物的效果受到523办公室和专业组的重视。会议要求北京中药所抓紧时间，对青蒿的提取方法、药效、安全性做进一步实验研究，在肯定临床疗效的同时，加快开展有效成分或单体的分离提取工作[11]。
在523办公室的支持和协调下，北京中药所经进一步实验，将青蒿的乙醚提取的中性部位，编为91号（竹叶连按：屠呦呦在数字前面加了一个1，不知道是不是受到606、914的启发？）。在经过动物毒性试验和少数健康志愿者试服，未发现明显毒副作用后，于1972年8~10月到海南岛昌江地区进行临床试验。同时经523办公室协调安排，又与解放军302医院合作，在北京也进行临床疗效观察。经过共30例临床试用，取得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现将当年临床试用结果的资料节录如下：
“1972年8~10月采用乙醚提取中性部分在昌江地区（海南）对当地外来人口间日疟11例、恶性疟9例、混合感染1例及北京302医院验证间日疟9例，共30例进行了临床观察。三种剂量均有效，其中大剂量组（每日4次，每次3克，共36克）疗效更明显。对间日疟平均退热时间19小时6分，对外来人口恶性疟平均退热时间35小时59分，但短期内有原虫复现（编者注：原 “临床验证小结”的原始资料恶性疟9例，7例有效，2例无效[13]）。由于药物体积较大，无法再加大剂量进行观察，但发现大剂量组原虫复现较小剂量组有所减少。临床观察药物对胃肠道、肝、肾功能等未见明显副作用，个别病人出现呕吐、腹泻现象，302医院2例转氨酶偏高病人服药后转氨酶继续增高，但1~2周左右恢复正常。”[14]
1971~1972年，北京中药所的青蒿研究工作的进展，对以后青蒿的深入研究和青蒿素发明有着重要的意义。北京中药所1971年下半年的青蒿乙醚提取物对鼠疟原虫近期抑制率达近100%的结果和1972年用青蒿乙醚提取物中性部分临床试用的良好结果，在实验室和临床上进一步肯定了中药青蒿的抗疟效果，使青蒿研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对以后青蒿素的研究有重要启示。
青蒿的粗提物在海南、北京两地临床试用取得的满意结果，为发掘抗疟中药的工作带来了希望。1972年，在粗提物临床观察的同时，根据523办公室要求，北京中药所开展了青蒿抗疟有效单体的分离研究。据称，当年年底，他们就分离提出了多个单体成份，其中１个有抗疟效果的提取物定名为“青蒿素II”。
北京中药所按照全国523办公室制定的1973年研究计划的要求，为了将分离得到的“青蒿蒿II”，尽快拿到现场进行临床试用观察，开展了临床前动物毒性试验，发现“青蒿素II”对实验动物的心脏有明显的毒性。因此，围绕着“青蒿素II ”能否进行临床试用产生了分歧。药理室景厚德教授等认为，“青蒿素II”出现了心脏毒性，不应马上上临床。另外有人认为，可先由科研人员试服，若无明显毒性，即可上临床进行试用观察。为此，北京中药所领导和专家多次研究，全国523办公室的领导听取了该所的汇报后，希望他们认真对待。后经该所的3名科技人员试服（竹叶连按：名单？），未发现明显问题后，北京中药所领导同意“青蒿素Ⅱ”进行临床试验。
1973年9~10月，由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李传杰大夫为组长的临床试验组，再次到海南岛昌江地区进行临床试验。全国523办公室工作人员施凛荣和上海523办公室王连柱副主任到海南了解现场工作，也到昌江石碌了解“青蒿素II”的试用情况。
据事后了解，该组在海南岛昌江县收治外来人口间日疟和恶性疟病人8例，由于效果不好，又出现了较明显心脏毒副作用，带去可治疗14个病例的“青蒿素II”只试用了8例，便中止了临床观察。此次临床试验结果已编入北京中药所编印的资料中，全文转录如下：
“1973年9~10月在海南岛昌江地区对外来人口间日疟及恶性疟共8例，用青蒿素（编者注：即青蒿素II）进行了临床观察，其中外来人口间日疟3例。胶囊总剂量3~3.5克，平均退热时间30小时，复查3周，2例治愈，1例有效（13天原虫再现）。外来人口恶性疟5例，1例有效（原虫7万以上/mm3，片剂用药量4.5克，37小时退热，65小时原虫转阴，第6天后原虫再现），2例因心脏出现期前收缩而停药（其中1例首次发病，原虫3万以上/mm3，服药3克后32小时退热，停药1天后原虫再现，体温升高），2例无效”。[15]
“青蒿素II”在昌江临床试用的结果，过去和现在都为人们所关注、经常思考和分析的问题，不论其疗效还是毒副反应，都与后来山东、云南提取的黄蒿素（注：1978年全国青蒿素鉴定会议前，各地有各自命名，山东称之为黄花蒿素，云南均称之为黄蒿素，北京称之为青蒿素）有很大的不同（竹叶连按：可以想象的原因可能是，“青蒿素II”并非黄花蒿产物，而是混杂了黄花蒿的中药青蒿制品）。
1973~1974年，北京中药所“青蒿素II”的研究遇到困难（竹叶连按：什么困难？这是关键！），进展缓慢。但“东方不亮西方亮”，从山东省和云南省的523单位却传来了令人鼓舞的信息，坚定了全国523办公室继续抓紧青蒿研究项目的信心。
4、黄花蒿托起璀璨的明珠
参加南京523中草药专业会议的山东省寄生虫病研究所代表回山东后，借鉴北京中药所的经验，采用本省黄花蒿的提取物进行鼠疟试验，于1972年10月21日在向全国523办公室作了书面报告。山东省寄生虫病研究所的实验结果中指出：黄花蒿的提取物抗鼠疟的结果与中医研究院青蒿提取物的实验报告一致[16]。1973年，该所与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协作，用乙醚提取的黄花蒿的粗制剂“黄1号”，在巨野县进行了30例间日疟现症病人临床试用观察。结果显示，“黄1号”6个胶囊（每个胶囊折合生药17.1克）3日疗法，对间日疟原虫具有较强的杀灭效果，控制临床症状作用迅速。效果超过氯喹的3日疗法，未见有明显的副作用。1973年9月27日《“黄1号”治疗间日疟现症病人疗效初步观察》一文的“讨论与小结”部分是这样写的：
“(1) 经少数病例试用，初步可以看出，'黄1号’对间日疟原虫具有较强大的杀灭效能，作用迅速。特别是6丸三日疗法组，对原虫杀灭甚至超过现用氯喹三日疗法速度。
(2) '黄1号’对控制症状亦有较好效果。三组30例患者服药后症状迅速控制，至多再发作一次。再发作者多在服药后数小时提前发生，似与药物杀灭疟原虫引起的'药杀热’有明显关系。
(3) 应用的3种服药方案，以6丸三日疗法作用迅速完全，6丸一次疗法和4丸一日两次疗法均有部分病例原虫不能彻底杀灭，有复燃现象。从部分病例原虫一度抑制，但由于药物没能继续，又有新生原虫出现，似说明本品属于速效药品，持效作用较短。
(4) 本品副作用不大，6丸三日疗法有部分病例出现腹泻、呕吐等情况，但多在服药过程中，未经其他处理自行消失。6丸一次疗法及4丸一日两次疗法仅少数病例出现轻微胃肠症状”。[17]
1973年11月，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从山东省当地的黄花蒿提取出有效单体，命名为“黄花蒿素”，初步测定其熔点为149 oC ~151oC。他们及时将研究工作的进展，向全国523办公室报送了材料。
山东省实验室和临床试验可喜的新情况，引起了全国523办公室的高度重视。当时正是北京中药所青蒿素II研究工作受挫折的时候，为了详细了解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黄花蒿素研究工作的具体情况，交流经验，推动青蒿的研究，全国523办公室决定去山东省实地考察，并邀请北京中药所派人一同前往。
1973年11月，全国523办公室工作人员施凛荣与北京中药所研究人员蒙光容前往山东，蒙光容与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研究人员魏振兴互相交流情况。特别是对青蒿素的心脏毒性和提取工艺的温度问题进行了讨论。魏振兴介绍了他们的提取方法及药理实验研究的情况。他们提取的黄花蒿单体未出现心脏毒性，提取工艺也不存在提取温度超过60oC，有效成分就会被破坏的现象。山东之行，对双方的研究工作起了互相交流、互相促进的作用。
1972年底，昆明地区523办公室傅良书主任，到北京参加每年一度的各地区523办公室负责人会议，得知北京中药所青蒿研究的一些情况。据傅良书主任回忆，会后参观了北京中药所，当时所看到的是一种黑色的浸膏。会后回到昆明，他向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以下简称云南省药物所）523小组传达了这一信息，并建议他们利用当地植物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对蒿属植物进行广泛筛选。
1973年初，该所的研究人员罗泽渊到云南大学，在校园内发现长有很多苦蒿，便特意采集了一些带回研究所。在实验室用石油醚、乙醚、醋酸乙酯、甲醇4种有机溶剂提取实验，于同年4月用乙醚提取物分离直接得到有效单体。由于当时植物尚未鉴定，根据民间植物的称谓，有效单体暂定名为“苦蒿结晶III”（后称“黄蒿素”），单体经药理研究室研究人员黄衡进行鼠疟抑制试验，发现疟原虫快速地消失了。1973年10月，他们已完成了黄蒿素的药理和毒性的初步研究，经大、小动物的毒性试验，均未发现对动物的心、肝、肾脏有明显的损害[18]。
这些苦蒿究竟是何种、何属？他们拿着样品，找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学家吴征镒教授。经鉴定，这种苦蒿学名为黄花蒿大头变型（Artemisia amnua L. f.macrocephala Pamp.）简称“大头黄花蒿”。
1973年4月，云南省药物所用当地的大头黄花蒿提到了结晶之后，由于当地资源少，又从重庆市购来了一批黄花蒿。他们发现其中黄蒿素的含量（0.2％）比云南的大头黄花蒿的含量（0.02％）高出了10倍。经进一步了解，该批黄花蒿原料来源自于四川省酉阳地区，又多次派人到酉阳购买黄花蒿原料，也都表明酉阳产的黄花蒿的黄蒿素含量（0.3％）较高[19]。在尚未开展青蒿资源普查之前，他们初步确证了酉阳地区为优质黄花蒿的产地，为后来青蒿素研究工作，提供了优质黄花蒿药源。他们的发现也是后来确定酉阳作为青蒿的种植基地和青蒿素的生产基地的依据之一。
1973年秋，全国523办公室负责人周克鼎，与北京中药所研究人员张衍箴一同到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了解大头黄花蒿素研究工作进展情况，学习他们先进的提取方法。云南省药物所研究人员毫无保留地介绍了黄花蒿的研究情况。回北京时，又从该所带回了一些黄蒿素给北京中药所作为“对照品”。体现了互相学习，互相支援，“一方有困难，八方来支援”的大协作精神。
云南省药物所对青蒿素的研究，不仅从本地大头黄花蒿中，一步直接就提取到了黄蒿素，并发现优质黄花蒿的产地，而且在初期毫无保留地为兄弟单位提供黄蒿素结晶，表现出助人为乐大协作的高尚风格。
云南省药物所的研究人员在早期对黄蒿素提取工艺的研究也有创新。该所研究人员詹尔益、罗泽渊用多种低沸点的溶剂，对黄蒿素的提取方法进行研究，从用苯冷浸液浓缩后，放置析出少量针状粗晶（经鉴定主要为黄蒿素，仅表面附着少量叶绿素）受到启发，于1974年初在实验室选用了溶剂汽油冷浸、浓缩后，也得到了黄蒿素的结晶，随后又再用50%乙醇重结晶，即可得到黄蒿素的纯品。这一提取方法定名为“溶剂汽油法”。他们用这一方法，为进行动物药理毒性试验和临床试验研究，提供了足量的黄蒿素，极大地加速了研究工作的进展。
云南省药物所的科技人员在黄蒿素的提取研究中跨过了先分离粗提物的阶段，一步到位拿到了黄花蒿的结晶，并给人们传来了“大头黄花蒿素”具有强大抗疟作用令人振奋的喜讯。从时间上说云南省药物所成功提取黄蒿素（1973年4月）要比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1973年11月）早，从对黄蒿素临床试验的时间上，则比山东晚。在北京中药所青蒿素II的研究工作受挫折的时候，山东、云南两地各自对黄（花）蒿素进行研究，其结果让人们开拓了视野，看到了希望，全国523办公室更坚定了抓住重点，加强力量，把这项研究迅速推进的决心！
5、组织小会战三方聚北京
全国523办公室于1974年1月10日召开各地区523办公室负责人座谈会。根据1973年北京、山东、云南三地青蒿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就1974年抗疟中草药的研究任务，专门对青蒿的研究作出决定，认为有必要召集有关参研单位，在一起交流各自所做过的工作情况，总结经验，制定统一研究计划，进行分工合作，以加快推进青蒿的研究[20]。
1974年2月28日，“青蒿素的研究专题座谈会”在北京中药所举行。北京中药所，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寄生虫病研究所和云南省药物所都派科技人员参加。北京中药所所长刘静明、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研究人员魏振兴、云南药物所研究室负责人梁钜忠和山东省寄生虫病研究所唐科长等出席。全国523办公室负责人组织参加了会议，并为此次会议发了简报。
会议在交流各单位的青蒿／黄花蒿研究工作情况的基础上，着重讨论了1974年的研究任务和分工。现将会议纪要主要内容摘录于下：
“(1) 有效成分的结构鉴定，1973年各单位先后都提到有效结晶，初步认为可能是同一个物质，建议由北京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继续与上海有关单位协作，尽快搞清化学结构。
(2) 青蒿有效结晶提取工艺的改进、药用部分、采收季节和资源调查等由三个单位结合本地区情况进行研究。
(3) 临床前药理工作，由云南药物研究所继续进行有效结晶临床前的有关药理研究，北京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继续搞清有效结晶对心脏的影响。
(4) 临床验证，今年10月前完成150~200人青蒿有效结晶的临床疗效观察（其中恶性疟50例，间日疟100~150例）。临床验证由山东寄虫病研究所和云南疟疾防治研究所负责，中医研究院等有关单位派科研人员参加。
要抓紧临床药品的落实。由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提取150人份，云南药物研究所提取30人份，中医研究院提取50人份有效结晶。
(5) 青蒿简易制剂的研究（略）”。[21 ]
按照会前的通知，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和云南省药物所都带来了各自提取的黄（花）蒿素交给了北京中药所[22]。1973年，北京中药所和上海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协商，进行青蒿素化学结构测定的研究，经全国523办公室协调，由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提供了10多克黄花蒿素[23]。
北京召开三地青蒿专题研究座谈会后，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按会议分工要求，当年都提取了黄（花）蒿素，分别在山东巨野和云南省云县进行临床试用观察。北京中药所1974年未能按任务分工提取提供青蒿素结晶。
山东由省中医药研究所、省寄生虫病研究所和青岛医学院共同组成了中药化学、药理、剂型、分析、临床等专业的黄花蒿素协作组，由中医药研究所负责人朱海和寄生虫病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李桂平负责，于1974年5月在巨野县治疗观察间日疟26例（其中7例为粗制剂），用药总量0.6~1.2克，3日疗法。原虫转阴时间平均72小时，服药后48小时血内原虫大多数查不到。临床症状在第1次服药后即可控制。心音、心律等未见毒性反应。但复燃、复发率高，随访2个月，原虫和症状4/5复现。现将山东黄花蒿素研究协作组当年的《黄花蒿素及黄花蒿丙酮提取简易剂型治疗间日疟现症病人初步观察》的小结节录如下：
“(1) 1974年5月上、中旬和1974年10月上、中旬，在巨野县城关公社朱庄大队试用黄花蒿素和黄花蒿简易提取剂型治疗间日疟现症病人4组共26例。对症状控制情况4组中除简易剂型组有1例出现再发作2次，其余均得到即时控制或再发作一次即行控制。再发作者多数于服药后2~10小时内发生，比原预计发作时间明显提前，根据原虫变化情况，似主要为药物大量杀死原虫后出现的'药杀热’所致。
(2) 各组服药后血内原虫均迅速转阴，除黄花蒿素低剂量组1例96小时转阴外，其余均于72小时内转阴。服药后24小时原虫形态密度即出现明显变化，原虫多停滞于大滋养体期，核与原浆变模糊，在原浆内散布多数黑色粗大颗粒，原虫密度显著减少，并部分转阴。至48小时则血内原虫绝大多数不能查到，或只留少数形态明显变化了的残骸，个别病例消失时间持续至96小时。
(3) 4组26例病人服药后均未出现任何不适等副作用，比较服药前后心音心律等均未出现任何变化，2名孕妇患者服药后亦未出现不适。
(4) 黄花蒿素各组，随访观察2个月。单用黄花蒿素无论以0.2克×3天或0.4×3天，原虫及症状复燃均达4/5。且复燃出现较早，一些病例于15天内即出现复燃。黄花蒿素0.4克加防疟2号片2片顿服组，2个月内复燃4/9，显示比单用黄花蒿素复燃较少，且时间较迟。均于近一个月及一月以上始出现复燃。丙酮提取简易剂型组15天内亦有2/7复燃，效果与黄花蒿素大体相似。
(5) 从本次试验进一步说明，黄花蒿素为较好的速效抗疟药物。服用后可使症状迅速控制，原虫大量杀死，且未见任何明显副作用，特别用其做急救药品似有一定价值。但其作用不够彻底，停药后短期内即有复燃发生，且比数较高。单用黄花蒿素每次0.2克与0.4克×3天两组，除显示0.4克组即时疗效稍速外，复燃情况并无差异。为有效的控制复燃，似单独提高黄花蒿素用量不易达到，应考虑与其他抗疟药配伍问题。本次黄花蒿素0.4克加防疟2号片2片顿服除保持了相应的即时疗效外，复燃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减少。与伯喹配伍疗效情况需做观察。丙酮提取的简易剂型保持了黄花蒿素的疗效，本次实际应用亦应考虑与其他抗疟药配伍问题”。[24]
以上结果表明，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提取的黄花蒿素，对北方间日疟临床近期有良好的疗效。但由于山东地区无恶性疟疾，对恶性疟尤其是抗药性的恶性疟的疗效尚不确定。
1974年9~10月，云南临床协作组带着云南省药物所提取的黄蒿素，到云南省凤庆县、云县一带进行恶性疟为主的临床效果观察。北京中药所派刘溥为观察员。临床协作组进入现场后，收到的病人很少。当年10月，全国523办公室张剑方主任和工作人员施凛荣、广东地区523办公室蔡恒正主任、昆明地区523办公室危作民副主任一行4人，到云南现场检查了解523工作的进展情况。在云县临床观察点，他们了解到云南黄蒿素临床研究组很难收到病人，只收治了2例间日疟和1例恶性疟。随后，张剑方主任一行又到耿马县医院，了解广州中医学院李国桥小组开展脑型疟救治研究工作的情况。当时耿马地区恶性疟流行，脑型疟病人很多。张剑方主任征询李国桥的意见，希望该组承担黄蒿素的临床试用观察任务。李国桥愉快接受了。随后，张剑方主任要求云南黄蒿素临床组到高疟区选点收治病人。同时要求该组立即送一批黄蒿素，交给在耿马的李国桥小组进行临床观察。张剑方主任一行回到昆明后，又向昆明523办公室傅良书主任作了布置。
根据全国523办公室领导的指示，云南临床研究组由云南省药物所陆伟东和疟防所检验员王学忠，以及北京中药所的观察员3人带着黄蒿素到耿马县人民医院，交由李国桥小组进行临床试验。李国桥研究小组收治的第1例恶性疟病人效果良好，使他感到惊奇。治疗第2例病人后，他向陆东伟等人说，从来未见过如此速效的药物，表示会尽快找脑型疟病人试治。又收治了第3例，结果仍然非常好。到了11月中旬，云南临床研究小组参加了前3例的试用后回昆明。李国桥脑型疟救治组继续试验下去。黄蒿素对恶性疟的临床疗效试验观察，很快就获得十分满意结果。从此，黄蒿素的研究揭开了新的一幕！
6、治疗恶性疟耿马报佳音
李国桥小组接受黄蒿素临床试用任务时已是11月初，往年的现场试验工作已到了收尾阶段。为了抓时机，尽快做出黄蒿素治疗恶性疟的效果评价，他们毅然留了下来，继续进行临床观察。经过了头3例的试验后，李国桥从病人用药后观察到恶性疟原虫纤细环状体不能发育为粗大环状体的现象判断，黄蒿素对恶性疟原虫的作用效果非常迅速，是奎宁和氯喹所远远比不上的。虽然黄蒿素不溶于水，不能静脉或肌肉给药，但他根据其速效的作用判断，即使把药片碾碎用水混合后，采用鼻饲的方法（相当于口服）给昏迷的病人灌药救治脑型疟，对恶性疟原虫的控制和杀灭效果也要比用奎宁静脉给药快得多。为了尽快找到脑型疟病人，他立即到边远的沧源县南腊公社设点，争取在流行季节末期收治到脑型疟病人进行试验。
李国桥小组继续工作到1975年1月，先后在耿马县人民医院和沧源县南腊公社卫生所又收治了15例疟疾病人，连同前面3例共计18例。其中恶性疟14例（包括3例凶险型疟疾），间日疟4例，获得了十分良好的结果。
全国523办公室之所以临时决定把云南药物所提取的黄蒿素交由李国桥小组做临床试验，是因为李国桥小组有在海南、云南现场连续7年治疗恶性疟、救治脑型疟等凶险型疟疾的丰富知识和临床经验。他通过对恶性疟原虫在人体内的发育规律、用药后原虫的形态变化，以及临床症状的表现的研究，对恶性疟疾和药物作用的特点等，有比较系统的了解，治疗观察方法有独到之处。当时，523项目一些重要药物的临床试用，大多要交给他们进行临床观察评价。李国桥运用对疟原虫发育规律的认识，对试用黄蒿素治疗的18例中的9例恶性疟病人，在血中原虫纤细环状体期服药后，进行了仔细的原虫形态和数量变化的观察，并用氯喹作对照，每4小时查疟原虫1次，24小时内查原虫6次。观察的结果表明：服用黄蒿素的一组病人，在服药后6小时原虫数开始减少，服药16小时原虫90%被杀灭，20小时杀灭95%以上；而服氯喹的一组病人也是在纤细环状体期给药，12小时虽然也可见原虫减少，但服药后16小时平均只减少了47%，至40小时才杀灭95%。由此得出了黄蒿素杀灭恶性疟原虫的速度显著快于氯喹。但也发现黄蒿素治疗后存在原虫再现和症状复发的问题。现将《黄蒿素治疗疟疾18例小结》节录如下：
“我们于1974年10~12月，先后在耿马县人民医院和沧源县南腊公社卫生所用黄蒿素治疗疟疾18例，其中恶性疟14例（包括凶险型疟疾3例），间日疟4例，初步结果表明，黄蒿素对疟原虫的毒杀作用快于氯喹。
……
(4)疗效：
① 退热时间
恶性疟除1例凶险型体温不升外，其余13例平均退热时间为37.5小时。
② 对原虫毒杀作用速度
恶性疟有9例观察了药物对原虫毒杀作用速度，于纤细环状体期开始服药，服药后6小时，可见到原虫数减少，一般到16小时，原虫被消灭90%，20小时被消灭95%以上。服药后原虫发育即停滞在纤细环状体阶段。
氯喹对5例恶性疟原虫的毒杀作用速度，2例静滴，3例口服，剂量均为第一天30mg/kg（口服6小时内服完，静滴8小时滴完）,第二天10mg/kg，第三天10mg/kg（均指磷酸盐）。纤细环状体期用药，用药后12小时可见到原虫数减少，16小时平均减少47%，24小时平均减少74%，40小时消灭95%，用药后原虫仍能发育为中等或粗大环状体。由此可见，黄蒿素对恶性疟原虫的毒杀作用速度快于氯喹（附有黄蒿素与氯喹作用速度比较图，略）。
此外，我们曾对一例间日疟进行观察，当原虫的细胞核刚开始分裂为2~3个核时给予服黄蒿素0.6克，服药后2~7小时，每小时涂片一次，观察到大多数原虫即停滞在2~3核阶段，少数发育为4~5核。由此说明，黄蒿素服后2小时即能控制间日疟原虫裂殖体的发育。
③ 原虫转阴时间
恶性疟14例中，除2例未观察至原虫转阴外，其余12例转阴最快28小时，最慢84小时，平均54小时。未转阴的2例中，1例是1.5克一天疗程，观察至68小时未转阴，以后未再涂片观察，于服药后第8天症状复发，原虫复燃。另1例是黄疸型，原虫334400/mm3，第1天1克，第二天0.5克，二天疗程，服药第七天原虫未转阴。
间日疟4例均转阴，最快40小时，最慢48小时，平均43.5小时。
④ 原虫再现与症状复发
恶性疟有7例进行了短期复查。6例先后在服药后第8~24天内原虫再现和症状复发；1例第11天复查阴性，以后未再复查。
(5) 黄蒿素治疗三例凶险型恶性疟疾简介：
（例一、例二略）
例三：女，20岁，佤族，妊娠6个月，发病10天胎死腹中，严重贫血（红细胞120万/mm3），体温35℃以下，未给抗疟治疗。恶性疟粗大环状体223440/mm3，正在开始聚集于微细血管发育为大滋养体。病人送到卫生所时即产出死胎，但尚未进入昏迷。根据病人贫血严重，体温不升，死胎流产，大量原虫正在往内脏微血管聚集，已有足够证据表明病人是一例极重型凶险型恶性疟。我们利用病人尚未进入昏迷这一有利条件，立即给服黄蒿素0.5克，并给予其他必要的对症处理，支持疗法和着手进行输血，4小时后再口服0.5克黄蒿素时，病人已经意识障碍，失语，花了很大功夫才把药灌下去。很快，病人就完全陷入昏迷。此时病人血液中的粗大环状体90%以上转到内脏毛细血管中去了。第二天昏迷未见好转。凭我们前十多例使用黄蒿素的体会，病人已服下1克黄蒿素，对原虫的控制是完全有把握的，既然病人已不能口服，我们就未再给抗疟药，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输血和处理脑水肿等支持疗法和并发症防治方面。经过多次输血和综合的治疗措施，病人终于在昏迷50小时后清醒过来，72小时原虫转阴。
(6) 副作用：
第一天服2克的两例均出现呕吐，其余各例未见明显副反应。
9例（恶性疟7例，间日疟2例）于服药后第3~6天检查肝功能，8例正常，1例恶性疟（3天疗程，总量4.8克）于入院当天未查肝功能，服药第3天谷丙转氨酶200单位。本例服药第3~6天谷丙转氨酶持续190~200单位，是否与黄蒿素剂量较大有关，值得今后注意。
(7) 体会：
初步临床观察表明：① 黄蒿素对原虫毒杀作用速度和转阴时间较快，但原虫再现和症状复发也快；② 首剂量在0.25~1.0克范围内，第一天量在0.5~2.0克范围内，对原虫毒杀作用的速度并不因剂量的多少而有明显的差异；③ 间日疟患者服0.2~0.3克一剂疗法，均能使原虫迅速减少，并且在40~48小时内转阴。初步认为，黄蒿素是一种速效的抗疟药，首次剂量0.3~0.5克，即能迅速控制原虫发育。
原虫再现和症状复发较快的原因，可能是该药排泄快（或者在病人体内很快转化为他种物质），血中有效浓度持续时间不长，未能彻底杀灭原虫。今后可试行改变剂量和疗程来克服这个缺点。
尽管黄蒿素在长效方面仍存在问题，但是在抢救凶险型疟疾中，黄蒿素具有高效、速效的特点，因此，我们建议尽快地把黄蒿素制成针剂，用于临床”。[25]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李国桥根据黄蒿素杀灭疟原虫速度快的特点，很快把黄花蒿素片用于救治脑型凶险型疟疾。他们用鼻饲插管灌胃的办法，成功救治了3例脑型等凶险型疟疾，其中1例是孕妇脑型疟。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试验。这次试验成功的意义，远远大于成功救活了3个凶险型疟疾病人本身，在黄蒿素对恶性疟疾的疗效一直没有确定的时候，这是第一次在临床上，以具有说服力的观察数据，对黄蒿素做出对恶性疟疾具有近期高效、尤其是速效和低毒特点的结论，是对黄蒿素的重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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