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大会堂的迎宾大厅，悬挂有一幅以毛泽东《沁园春·雪》中的词句“江山如此多娇”为题的巨幅国画，它高7米，宽10米，是1959年人民大会堂落成时，由国画大师傅抱石和关山月二位先生共同创作完成的。鲜为人知的是，如今挂在人民大会堂的这幅《江山如此多娇》，是荣宝斋临摹的……
协助创作巨画的荣宝斋老师傅
1959年春，为了迎接建国10周年，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在人民大会堂北门二楼大厅正面墙上，悬挂一幅巨幅国画，画面以表现祖闻锦绣河山的雄伟气魄为内容。绘制巨画的任务交给了傅抱石和关山月两位国画大师。
两位老画家反复地设计画稿，每画一次都请周恩来总理审阅。最后一次，周恩来还转请毛泽东提了修改意见。两位老画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修改后绘制的小样，毛泽东和周恩来看了都很满意。毛泽东给此画取名为《江山如此多娇》。画稿定了以后，画家就开始动笔了。
毛泽东亲笔题词
事实上，这幅画从创作开始，就没有离开过荣宝斋的帮助。从纸张的选择(注：经特批，从故宫调出库存的13张乾隆“丈二匹”，“丈二匹”是明清时沿宋代“匹纸”做法制成的宣纸，高六七尺，长丈余)、工具材料的置办，到古墨和颜料的准备，都是在荣宝斋的全力协助下进行的，甚至连研墨，荣宝斋都派有专人负责。
平时画家作画时是有画案的，因为这张画实在太大了，所以，画家只能站在地板上画。荣宝斋派出了张贵桐和刘金涛两位老师傅，协助两位画家作画。张贵桐和刘金涛负责把画纸抻平，并随时在画心上垫纸，让两位老画家站在垫着的纸上作画。
中国画讲究墨色。墨的颜色分深、浅、浓、淡好几种，两位画家有时掌握不好，应当画淡的地方画深了，张贵桐和刘金涛师傅就把这块地方挖去，重新补上白纸，还要补得天衣无缝，把纸的横竖纹路都要对好，一点也看不出挖补的痕迹。
傅抱石和关山月两位国画大师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最终完成了这幅巨画。
傅抱石、关山月二位画家在创作中
画画好了，可是，装裱这么大的中国画，是没有先例的，难度太大了。还是荣宝斋的张贵桐老师傅完成了这个任务：他在画的背面裱上经纬纵横的绫绢，解决了巨丈画幅易爆裂的问题，并最终完成了装裱。
《江山如此多娇》的画心高5．65米，宽9米。裱糊好之后，画高6．57米，宽10．08米。如何把它运往大会堂，如何把它按要求挂起来，也颇费了一番周折。
运画的那天晚上，下起了大雨，汽车装不下那么大的画，画又不能折、不能湿、不能压。怎么办?最后，荣宝斋的老师傅想出办法：派人把裱好的原作卷起来，苫(音shān读“山”)好，由当时东方饭店的十多个小伙子像舞龙一样，肩扛至人民大会堂。然后，由张贵桐师傅率领十来位助手，在高架上工作了一个通宵，终于把这幅画堂堂正正地挂到了人民大会堂迎宾大厅前的墙上。
奉命临摹《江山如此多娇》
转眼间时间到了1990年夏，这幅经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审定过的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恪尽职守，迎接国内外的宾客，尽展风采已经31个春秋。此时，这幅巨画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岁月沧桑使画面发黄变旧；因漏雨造成画面局部损伤；由于大会堂的厅堂开阔，气流变化多，使巨画绷出了裂口等。如果继续陈列下去，巨画必将受到更大的损害。
当时的全国人大领导表示：这幅画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审定的，再说，傅抱石先生已于1965年故去，关山月先生也年事已高，让别人再画一幅是不妥当的，能不能临摹一张?于是，人民大会堂领导决定：临摹复制一幅供悬挂用，把原作珍藏保护起来。
这一决定现在回过头来看，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
这一消息，很多美术单位以至于个人，纷纷提出愿意承担这一光荣的临摹任务。人民大会堂领导经过反复比较，认为由荣宝斋接手是最适合的。
这不仅是因为31年前傅抱石和关山月两位大师在创作这幅巨画时，就是在荣宝斋的老师傅协助下完成的，还因为在这31年中，原作的几次保修也是由荣宝斋进行的。可以说，为绘制和保护《江山如此多娇》这幅巨画，荣宝斋付出了很多心血和努力，现在要临摹复制《江山如此多娇》，荣宝斋当然当仁不让。
四人临摹班子画了一个月
荣宝斋领导班子经研究决定：派临摹复制专家孙树梅、米景扬承接这一光荣任务，并派出两位年轻画家担任助手，组成一个四人的临摹班子。
临摹这幅巨画，实属不易。首先要按照原画幅的尺寸，共用了13张“丈二匹”拼接在一起，接成一张大纸。再把原画起下来，按照原画画面上的部位，准确地勾出画面上各种景物的位置，然后落墨进行临摹。
由于画幅太大，临摹的时候，需要在画上放好几个垫子连接起来；所以，大家就走在垫子上、坐在垫子上，把笔墨颜料也放在一个垫子上拉来拉去，人蹲在垫子上，从底下往上一点儿一点儿地临摹。落笔时尤其要注意避免“谨毛而失貌”，即画着局部、再现笔情墨趣的同时，又要随时照顾整体的效果。另外，选用什么样的毛笔，配用什么样的颜色，每次都经过反复的试验，力求做到与原作相同。
巨幅上毛主席手书的“江山如此多娇”几个字，原来是毛主席竖写在一张信纸上的，当初是先接成横幅，放大以后临摹上去的。孙树梅临摹字的经验非常丰富，就按照原画上字的尺寸直接临摹，效果几可乱真。图章也是请荣宝斋的篆刻家宋学伟仿刻好钤印上去的。
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终于完成了临摹任务，但大家仍感觉画面整体有些新亮。于是，又在画面上调了一下“旧色”，使之接近原作悬挂30多年所呈现出的稍感黄旧的面貌。
复制品得到中央领导认可
临摹结束后，大会堂领导特别请了在北京的著名山水画家何海霞和白雪石两位老先生审定临摹质量。两位大师感觉临摹品能够忠实于原作，较准确地表现了原作的基本精神面貌。
有关方面把相关情况和两位大师的意见汇报给中央有关领导，中央有关领导认为可以代替原作。随即由荣宝斋裱画专家精心进行装裱。装裱以后，在人民大会堂悬挂原作处搭好架子，把临摹品先卷起来，自上而下，粘一部分，展开一部分，一点儿一点儿直到全部展开。于是，由荣宝斋临摹复制的《江山如此多娇》在人民大会堂迎宾厅，开始代替原作，继续迎接国内外的宾客。
后来，原画作者之一的关山月先生来北京开会，人民大会堂的领导乘机请他来鉴定临摹品的复制效果，也得到了他的首肯。
这件复制品从挂出至今又历经了十几个春秋，由于这件事没有对外宣布过，至今许多人还以为人民大会堂挂的《江山如此多娇》是原作。
【摘自：《我在荣宝斋40年》】
相关链接：荣宝斋摹本也成国家一级保护文物
1953年，荣宝斋经理侯恺从保护名贵字画、便于木版水印的考虑出发，组织专门的班子，开始临摹复制历代名家字画。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稿源问题。那时，私人手里的古画很多都收归了国家，很难见到原作。于是，荣宝斋把目光盯住了故宫博物院和东北博物馆(今辽宁省博物馆)。
当时荣宝斋的领导和东北博物馆的领导、专家关系很好，荣宝斋首先派专人赴沈阳找到辽宁省主管博物馆的领导同志，希望到东北博物馆临摹几幅古画。省领导非常支持荣宝斋的工作。经反复商量，达成协议：荣宝斋可以临摹复制所需要的古画珍品，但古画是不能出馆的，得派人到馆里来临。
于是，荣宝斋经理侯恺很快组织了一个由绘画技法高超、临摹上又有很深造诣的国画家组成的临摹组，于1954年3月奔赴东北博物馆，其中包括金振之先生、冯忠莲女士、陈林斋先生和于非誾先生。
临摹组一行人抵达东北博物馆，馆领导盛情接待，生活上周到安排。经仔细挑选，临摹组确定了准备临摹的古画精品：金振之先生临摹唐周昉《簪花仕女图》，冯忠莲女士临摹北宋赵佶摹唐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卷》，于非誾先生临摹北宋赵佶《瑞鹤图》，陈林斋先生临摹南宋马和之的《唐风图》。这四幅古画都是价值连城的稀世国宝。
后来，故宫博物院提出希望把摹本收归故宫，代替原作供展览用，以达到保护原迹的目的。这些摹本就调拨给故宫了。
20世纪50年代末，在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的支持下，故宫的大门向荣宝斋敞开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古画临摹工作在悄然进行，同时辽宁省博物馆的临摹也没有停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论严寒酷暑，在故宫博物院和辽宁省博物馆的深宫古殿里，荣宝斋的专家们如春蚕吐丝，面对着一件件稀世瑰宝，默默地伏案临摹。直到“文革”中，这一工作被迫中断。
从1954年荣宝斋临摹复制第一批古画起，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近百件古代书画瑰宝得以陆续复制问世，如五代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北宋王诜《渔村小雪图》、唐韩混《文苑图》、南宋马远《踏歌图》、宋赵佶《雪江归棹图》、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元赵子昂《秋郊饮马图》、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等等。
这种国家组织的大规模的古画临摹工作，在中国绘画史上的确是史无前例的。无论从艺术、作旧、装饰等哪个方面衡量，摹本的质量之高，在书画临摹仿古史上也是空前的。比如，冯忠莲所临摹的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摹本本身就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在故宫代替原作陈列展览，起到了保护文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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