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是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最著名的考古学文化之一，因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后遗址的发掘而得名，距今约6500—5000年。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进行，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不断凸显。2015年底，本报记者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和辽宁省朝阳市，探访了满载着文明记忆的红山文化遗址群。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18日第928期
红山文化考察记——寻找中华文明的初曙
作者：孙妙凝
东北地区在中国历史乃至整个东亚史中的地位至关重要，诚如历史学家戴逸所言：它地域辽阔，南北贯通，无门庭之限；生态资源丰富，可耕可牧可渔可猎。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渔猎及农耕诸民族世代生息的家园，相互角逐的舞台。而西辽河流域又可以看作是整个东北地区的一个微缩区域。它位于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和华北平原的三角地带，是一处典型的生态环境过渡带。早在距今约6500—5000年，红山文化就在这里形成、发展，到红山文化晚期这里迈入了文明的门槛，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一元。
从1935年红山后遗址正式发掘算起，红山文化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已经走过了80多年的历程。如今，学界对红山文化有了怎样的认识？近年来有何新的发现？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开始了此次采访。
魏家窝铺遗址：规模最大的早中期聚落遗址
从赤峰市区沿着一条往南的公路直行约18公里，我们来到了魏家窝铺遗址的所在地文钟镇魏家窝铺村。就在记者来此采访的几天前，一场大雪覆盖了赤峰地区。我们踏着雪走到一块靠近山坡顶部的丘陵台地上，台地的南边和北边均是农田，东部有一片谷地，对面则是缓缓起伏的丘陵。6000年前，红山先民就在这里繁衍生息。
魏家窝铺遗址是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被发现的。从2009年起，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魏家窝铺遗址进行了历时4年的考古发掘，成果令人惊叹。发掘总计清理房址103座，灶址12座，灰坑201个，环壕4条。遗址的总面积约9.3万平方米，是目前中国发现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红山文化早中期聚落遗址。此前，发现比较多的是红山文化的大型祭祀遗址、建筑基址群，红山文化房址仅发现60余座。红山先民如何生活这一谜团一直困扰着考古工作者。
现在，在遗址展示区，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一个个半地穴式房址，在房址周围分布着星星点点的小灰坑，是先民丢垃圾的地方。房址深浅不一，深的可达一米多，浅的仅有几十公分。由于水土流失的原因，房址的居住面多已不存在，但其简洁而精细的设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房址周围，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两条环壕。类似的环壕在赤峰市敖汉旗的西台遗址也曾发现过，它们将聚落遗址分割成两个独立的区域。而魏家窝铺的环壕则体现了聚落的扩张过程。人们可以通过房址的朝向和叠压打破关系了解到聚落发展、废弃的过程。
事实上，在赤峰地区更为常见的是大大小小的红山文化遗址聚落群。20世纪80年代，敖汉旗博物馆在全旗进行文物普查时共发现红山文化遗址502处，这些遗址多缘水分布在地势平缓的台地。在敖汉旗的教来河、孟克河、蚌河、老虎山河流域，常常能发现这样的遗址群，它们往往呈现出沿河一线排列的态势。每一个遗址群中包括4—5个相邻的遗址，最多的可达20余个。有一些群落还有面积较大的中心遗址。
在西拉沐伦河北部，考古工作者发现一处规模宏大的中心性聚落，即总面积达150万平方米的那斯台遗址。该遗址不仅有大量红山文化的房址和围壕，考古工作者还征集、采集到红山文化玉器80余件。无论就聚落面积还是房址数量而言，在红山文化之前的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都很难与其比肩。
专家据此推测，红山文化遗址分布密集，是人口迅猛增长的标志，而聚落间的分级和超大规模中心性聚落的出现，则是社会组织复杂化的印证。这或许可以证明，当时的社会已经步入了较高的发展阶段。
牛河梁遗址群：神居之所
自红山文化发现以来，考古工作者在西辽河流域找到了近千处聚落遗址点，但一直无法找到红山先民的墓葬。红山文化的墓葬究竟是何形制？直到20世纪80年代，牛河梁遗址的发现终于使得谜团公之于天下。
黄昏时分，我们驱车来到了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凌源与内蒙古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三县交界处——牛河梁遗址群所在地。目前，已发现的20多个地点遗址群就坐落在努鲁儿虎山山谷间，它们依山梁而建，大体呈东北—西南走向，与自然景观浑然一体。这些遗址群的分布范围广达50平方公里，是迄今所知规模最大的红山文化晚期埋葬与祭祀中心。
1983年，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喀左县的东山嘴遗址考察后表示，要在三县交汇处多下功夫。不久后，考古工作者便在距东三嘴以北30公里的牛河梁发现了红山文化的坛冢遗址，这就是令世人震惊的牛河梁第二地点。如今，牛河梁第二地点已经罩上了椭圆形的钢结构保护棚。据讲解员介绍，这个刚落成不久的展馆由清华大学建筑研究院联合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共同设计，造型别具一格，展馆的灯光开启时，在夜空俯瞰，就像是一块通体发光的玉猪龙。
在馆内，我们看到6个原始建筑单元沿东西方向铺开，包括四冢二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居中的一坛一冢。石坛呈圆形，由淡红色圭状石桩砌成十分规整的同心三重圆圈，每层台基由外向内层层高起，顶上铺石。这座祭坛与主冢紧邻，在整个墓地中的地位最为重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冯时发现，这三重圆圈的直径关系与《周髀》复原的盖图几乎完全一致，应当是迄今所见史前最完整的盖天宇宙论图解。紧邻石坛是一座方形冢，冢的中心是一座设有方形冢台的大墓，这种墓葬的形制很特别，墓下埋人，墓上封土砌石，再由经过加工的石块砌出冢界，学界称其为“积石冢”。后来发现的红山墓葬也都是此种形制。有趣的是，如果将石筑方台与一旁的圆形石坛放在一起，就是“天圆地方”的象征。冯时进一步推测，这也许就是古人祭祀天地的场所，也是后世圜丘与方丘的雏形。
更令考古工作者惊叹的是，在牛河梁主梁的东北端，发现了一座红山文化时期的女神庙。经过考古发掘，我们可以看到一座平面呈“亚”字形的半地穴式房址。人们在这座面积相当于一座房子的遗址内，发现了一尊泥塑女神头像，仰面朝天，面颊丰满，嘴角微扬，眼眶内嵌的玉片让人感到目光炯然，极富美感和生命力。那么这尊塑像代表的是自然神还是祖先神？在苏秉琦看来，这尊神像是模拟真人塑造，应当是红山人的女祖。考古学家郭大顺也据此表示，牛河梁女神庙发现的重要意义在于，不仅发现了明确的庙宇，更发现了庙内供奉的神像，它已具备宗庙雏形。这改变了中国奉祀祖像的宗庙从上古到近古迄无例证的状况。牛河梁这种坛、庙、冢三合一的独特组合引起了人们的无限遐想。红山人祭祖、祭神、祭天是否同时存在？这与中国古人“郊”、“燎”的祭祀传统有何关系？这些谜题都等待学界发现和解读。女神庙及积石冢群的发现，说明我国在5000年以前就已经进入较为高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中华文明的初曙在这里冉冉升起。
农业经济为文化兴起奠定基础
在西辽河流域，数以千计的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和规模宏大的祭祀遗迹向我们昭示着史前先民生产、生活的历史。很多人会问，在5000年前的史前社会，先民如何在酷寒的东北地区生活？
近年来，日益兴起的环境考古学研究为我们找到了答案。事实上，在距今7000—6000年左右，地球正处于全新世气候的适宜期，西辽河流域的气候与植被迥异于现在，胡桃楸和桦树组成的阔叶林覆盖着这片土地。在温暖湿润的气候中，赵宝沟文化孕育、发展，为后来红山文化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直到距今6500年左右，中国北方出现了波动性的降温。此时海平面下降、湖泊干涸，阔叶林逐渐减少，针叶树种繁盛起来。同时，便于直接采集的动植物资源减少。学者推测，人们很难在这样的环境下通过采集、渔猎的方式获取食物，为了繁衍生息，原始农业开始兴盛起来。
在赤峰市博物馆，我们看到一组红山文化时期的生产工具。在红山文化之前的小河西文化时期和兴隆洼文化时期，生产工具多为石铲，到了红山文化时期，出现了更为精致的窄柄弧形石耜，类似于现在的犁，松土效率比之前大大提高。此外，红山文化时期还出现了成组的磨盘和磨棒，用于研磨谷物。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表示，红山文化中期以后，出现了配套的掘土、收割、加工农具，这表明红山文化时期的农业经济有了显著发展，已经趋于成熟，为人口的迅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利用植物考古学研究红山时期的农业经济状况。我们来到位于赤峰学院的植物考古实验室，该校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孙永刚正带领学生利用浮选法辨识史前植物遗存。土壤中的植物种子很容易炭化腐蚀，而经过炙烤的植物炭化遗存却可以历经千年而不朽。所谓浮选法，是通过水的浮力将土壤和植物迅速分解，从而获得植物种子的炭化遗存，再通过显微镜的观察辨认出其种类。
孙永刚告诉记者，2009—2010年，考古队对魏家窝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过程中，他们每发现一处遗迹，就采集一份浮选样品，先后共采集浮选土样127份，在这些样品中发现了部分粟和黍等农作物遗存，从粟和黍的籽粒大小、性状特征看，属于栽培种，这说明农业在红山文化生业方式中占有一定地位。
21世纪以来，浮选法的普遍运用使学界对粟和黍的起源有了进一步认识。在距离魏家窝铺遗址不远处，距今8000—7500年的敖汉旗兴隆沟遗址中，考古工作者也发现了粟和黍的植物遗存，这是目前欧亚大陆上所发现的具有直接测年数据的最早的小米遗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认为，这证明兴隆沟的先民已经开始种植粟和黍等农作物，1000年后的红山先民继承了这种生产方式。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和形成过程渐渐明朗起来。这项重要发现在2015年举办的第二届“世界考古论坛”上获得了考古研究成果奖。
不过，有学者也提出，西辽河上游地区的生业形态与中原地区有着显著不同，西辽河上游地区位于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和华北平原的三角地带，是一处典型的生态环境过渡带。在红山文化的很多遗址中还能看到用于狩猎的石镞。在魏家窝铺遗址的浮选中，也发现了大量的鱼骨和部分动物骨骼，这说明渔猎、采集也是红山先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陶器见证文化传承与演变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考古学家根据发掘资料构建出西辽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框架体系，已经正式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包括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在没有文字留存的史前时代，了解文化的面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同的文化之间有怎样的存续关系？它们之间如何影响？考古工作者在深埋于地下的遗迹与遗物中寻觅着答案。
在先民留下的种种遗物中，陶器的使用周期短，纹饰变化明显，是反映不同考古学文化面貌的重要证据。自旧石器时代以来，中国大陆南方与北方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石器技术谱系。华中至华南一带发现的初期陶器多为圜底釜，而东北部至远东地区则盛产平底筒形罐。
在赤峰学院红山文化中心陈列馆里，摆放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赤峰地区发掘的成果。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极具区域特色的筒形罐。这些筒形罐多以平坦的泥板为底，再用泥圈层层套接成罐形，为加固器壁、增大摩擦力，同时出于美观考量，先民在罐身上施以各种纹饰，最常见的是一种“之”字形纹饰。考古工作者通过复原实验了解到，手持一薄片状的工具在未干的陶胎上连续压印即可呈现出这种纹饰。这种“之”字纹饰最早出现在兴隆洼文化中期，至晚期已成为兴隆洼文化的主要纹饰，并一直延续到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时期，成为红山文化陶器的典型纹饰，其影响波及东北地区，甚至远到日本列岛、朝鲜半岛等远东地区。
有经验的技师很容易就能通过纹饰分辨出陶器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带领我们参观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师王东风说，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的“之”字纹饰很相近，但也有细微的区别。如兴隆洼文化晚期的筒形罐压痕较直，而红山文化陶器的弧线较多，且后期出现了网格纹。
在陈列馆的红山文化展区，还陈列着一种有别于“之”字纹筒形罐的陶器——泥质红陶钵。经过岁月的磨洗，仍可以清楚地看到红色器身上一道道短而斜的黑彩，这些优美的图案是用天然矿物质描绘后再入窑焙烧而成的。
刘国祥告诉记者，彩陶是红山文化最富代表性的施纹工艺，它不仅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的器物，也用于祭祀的礼器。比如在一些红山文化的积石冢边，就埋有一排排无底的彩陶，它们起到烘托庄严气氛的作用。彩陶工艺还被用在陶人制作上，眼球是小圆片，涂黑彩烧制之后嵌入眼眶之中。总的来说，红山文化对于彩陶的应用在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很具有代表性。
考古工作者发现，这种彩陶纹饰与仰韶文化的后冈类型极为相似。刘国祥说，在辽西地区早于红山文化的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和赵宝沟文化中均未发现彩陶，红山文化彩陶的出现无疑是吸纳了黄河流域彩陶因素的结果，红山文化的彩陶工艺技术最有可能是由后冈一期文化传入辽西地区的。不过，红山文化典型的彩陶纹饰，如平行线纹、单勾纹、双勾纹、勾连纹、垂弧纹、菱形格纹等，都可以在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陶器纹饰中找到根源，这说明彩陶的演变也深受本地固有文化传统的影响。
而到了小河沿文化时期，印有“之”字纹饰的筒形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印有绳纹的鼓腹罐；烧制黑彩的技艺也逐渐被淘汰，人们开始直接用矿物质在陶器上绘制纹饰，一种图案更为繁复、精致的彩绘陶器就出现了。
但是，从兴隆洼文化单一的筒形罐，到红山文化时期筒形罐与彩陶器共存，再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盂形鬲，直至春秋战国时期的燕文化仍然可以寻找到当地早期筒形器的影子。文化基因如何传承与变异，并且碰撞出火花，可以从陶器的演变中窥见一斑。
区域文化间的文明火花
具有仰韶文化因素的彩陶与具有细石器文化特征的陶器同时存在，这是红山文化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也是了解中华文明起源脉络的一把钥匙。不同地域、不同特色的文化如何碰撞、融合，最终汇聚成璀璨的中华文明？中原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文明有何关系？当考古学家将手电筒照向长城以北的辽西地区，谜底渐渐浮现。
早在20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梁思永就已经意识到红山文化具有南北文化双重特性，在长城南北沿边文化接触区域进行考古发掘，进而将上古史与考古学进行对比研究是梁思永一直计划却未能完成的夙愿。
后来，苏秉琦将辽河流域考古工作放在了重要地位。苏秉琦在1985年召开的山西省侯马晋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写下诗作：“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诗中“华山玫瑰”和“燕山龙”分别指的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红山文化的代表性因素，象征着中国古文化的两个重要区系。
辽河文明与黄河文明究竟如何发生作用？随着20世纪以来红山文化研究的不断推进，这一线索也越来越清晰。苏秉琦认识到，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在距今6000年前各自从自己的祖先衍生或裂变出优生支系，它们在河北北部的桑干河上游相遇，在大凌河流域重合，产生了以坛庙冢为象征的文明火花，后南下在四五千年间于晋南与来自四方的其他文化相聚，共同形成中国本土的基础。
在距今约5000年左右，西辽河流域的环境转向干冷，一度繁荣的红山文化急剧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小河沿文化。红山文化昔日的光辉虽已沉埋于地下，但它的基因却早已注入文明的主动脉，为中华文明的最终诞生积蓄了力量。
红山文化时期欧亚大陆交流显著
作者：田广林 梁景欣
欧亚大陆是人类文明的故乡，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几支原生文明都集中在这里。目前已有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知识告诉我们，在欧亚大陆的西部和东部，有着差不多同样悠久的历史。古代西亚、古代印度、古代埃及和古代中国，代表了世界最早的农业文明。其中，西亚地区最早培育了小麦和大麦，驯化了马和羊；而古代的中国，则是世界水田稻作和旱地粟作农业的原生产地。
在欧亚大陆腹心地带的北纬40o—50o之间，存在着一条西起多瑙河、东达黑龙江、横贯欧亚大陆的狭长草原地带。这片广袤无垠的草原，既少有浩瀚无垠的流沙大漠，也没有过多的崇山峻岭，因此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开辟和利用的沟通世界东西往来的天然草原通道。我国的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和东北三省处于这片大草原的东段。而红山系列文化集中分布的燕北辽西一带，则地处欧亚大陆草原的东南边缘，濒临北太平洋西岸，属于联结世界东西、沟通东北亚南北的文明交汇区域。日益增多的考古新发现表明，早在红山文化时期，中国北方的辽海地区就与西亚、北亚等地有着十分密切的互动和文化交往。
陶器见证史前欧亚文化交流
史前欧亚草原东端一带与西方世界的文化交流，首先可以通过观察红山文化陶器获得例证。在距今8000—5000年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遗存中，曾经长期流行着源于东北地区的压印纹平底筒形陶罐。有关研究人员注意到，这种类型的压印纹平底筒形罐不仅普遍存在于欧亚草原通道东端的中国东北三省、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等地区，同时还经常发现于长城沿线内蒙古中南部约五六千年前的王墓山坡下类型和海生不浪文化遗存。不仅如此，在位置更靠西的俄罗斯米努辛斯克盆地、新西伯利亚、托姆斯克、阿尔泰等地4000年前后的早期青铜时代遗存也常有发现。据考古学家林沄研究，上述于叶尼塞河和鄂毕河中上游一带发现的平底筒罐，无论是器形还是纹饰，都接近于草原东端红山文化的筒形罐。林沄还进而根据米努辛斯克盆地年代更早的阿法纳羡文化陶器上的纹饰与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左家山一期文化和小珠山下层文化的亲缘关系，认为这些草原东端文化因素的西渐，甚至始于比红山文化更早的时代。
20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在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境内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一件约5500年前后的红山文化晚期大型细泥红陶彩绘平底筒形罐，其器体造型鲜明地体现着史前东北地区根深蒂固的土著文化传统，但器表却绘有分别来源中亚一带的菱形方格纹、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玫瑰花纹和西辽河地区本土的龙（麟）纹。苏秉琦认为，这是5000年前亚洲东西和中国南北几种生命力旺盛的古文化在辽西地区交流汇注的典型例证，意味着五六千年前的辽西一带曾是西亚和东亚文化的交汇地带和熔炉。
在红山系列文化集中分布的燕北辽西一带，还经常出土与东北平底筒形罐并存的石质容器，目前已发现80余件。就其年代和文化性质而言，主要流行于距今8000—5000年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基本器类包括平底筒形罐、尖圜底或平底提斗式杯、有孔带鋬或直口平沿杯和各式碗等。
学术界注意到，这种史前石质容器除了燕北辽西地区，既不见于史前的长江流域，也鲜见于中原地区，但在长城地带的内蒙古中部和西部、宁夏、甘肃和新疆等地的青铜时代遗存中，却屡有发现。其中，20世纪60年代在新疆阿尔泰山南麓的克尔木齐墓葬群一次性出土的石容器便多达30件。尽管其年代偏晚，但却耐人寻味。如果我们把搜寻的目光沿着长城走向连线向西推移，就会发现，欧亚大陆另一端的西亚地区，似乎有着更为悠久厚重的石质容器使用传统。据报道，在两河流域扎格罗斯山地发现的9000年前的耶莫文化遗存，曾出土总数多达近千片的石质容器残片，其中可复原者350件以上。这些石质容器均用大理石制成，主要器类有形同倒椎体的尖底侈口器、半圆或椭圆形碗、折腹碗等。在年代稍晚的马扎利亚遗址，也曾发现10余件用大理石、石灰石和雪花石制成的石质容器。到了8000年前后的萨玛腊文化时期，西亚地区的石质容器更形发达。这一时期的石质容器不仅数量众多、品类丰富，而且制作十分精细。在萨玛腊一期文化的一座墓葬中出土的石质容器竟有十几件之多。如果我们把西亚地区发达的史前石质容器遗存、红山文化发现的石质容器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新疆、甘肃、青海和内蒙古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发现综合起来观察，便不难看出反映在石质容器上的史前中西之间的互动和文化往来。
中国史前已有盘腿坐姿人像
史前世界东西之间存在文化交往的事实，还可以从近年红山文化遗存中发现的人形盘腿坐姿造像中得到进一步证明。目前在红山文化遗存中发现的人形造像，已有数十例之多。从材质上说，主要有玉雕、石雕、陶塑和泥塑；从形态上说，既有立像，也有坐像，犹以坐姿造像发现的数量最多。坐的姿式涵盖了当今社会所能见到的屈腿盘坐、垂脚高坐、屈膝跪坐、伸脚踞坐乃至伸腿箕踞等各种姿态。其中，在辽宁喀左东山嘴、建平牛河梁、内蒙古赤峰敖汉兴隆沟三处遗址发现的盘腿坐姿造像，都是具有准确出土地点和层位关系的科学发掘品，而敖汉兴隆沟发现的坐姿人形陶像，则是目前发现的所有坐像中，体态最完整、学术价值最高的一尊。
以往的文化史常识是，秦汉以前中国传统的正坐姿式是两膝着地，脚掌朝上，臀部附着其上的跪坐。战国之际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始有垂脚高坐之俗。汉代以后，随着佛教的传入，佛教称之曰结跏趺坐的屈腿盘坐才渐次在中国境内流行。这样的知识体系，在中国传统的观念文化中，可谓根深蒂固。
东山嘴、牛河梁、兴隆沟等地红山文化遗存中盘腿坐姿人形造像的普遍发现，确切地证明早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和佛教传入中国3000年之前，垂脚高坐和屈腿盘坐等正坐姿态就已经在中国北方的辽海地区广泛流行，从而颠覆了以往长期流行的中国古代屈腿盘坐的体态姿式来源于南亚次大陆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红山文化遗存中发现的盘腿坐姿人形造像，是目前世界范围内见于公开报道的盘坐塑像，而在南亚次大陆一带，至今尚鲜见早于红山文化盘腿坐姿造像的报道。
综上所述，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通往来，绝不始于汉代。早在五六千年以前的红山文化时期，欧亚大陆草原通道东西之间的交流往来就客观存在。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相对开放的地理区位和世界东西、中国南北先进文化的交流汇注，正是红山文化于5000多年前在全国范围内领先一步，较早进入初级文明社会的先决条件。
深入发掘红山文化重要价值
作者：孙妙凝
经过多年的发展，红山文化研究不断走向深入，人才队伍逐渐壮大，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2015年12月22日，由辽宁师范大学主办，辽宁省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承办的“五千年文明见证——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在大连召开，来自国内外30余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百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记者亲历会议现场，了解了红山文化的最新研究动态。
红山文化已进入初级文明社会
自彩陶与细石器共生并存的红山文化发现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地处辽西的红山文化同样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会学者认为，应当在中华文明起源的整体框架下进一步深入研究红山文化。辽宁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宫福清表示，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在目前发现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中，辽海地区的红山文化和江淮一带的凌家滩文化，都是可以直接见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的重要史前遗存。宫福清说，作为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的牵头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有责任和义务为国内外的学术同行做好搭建学术平台、提供科研便利等服务性工作。
红山文化研究是东北地区考古的一大重点。吉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赵宾福告诉记者，红山文化是在东北地区发现的比较早的考古学文化，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相比，红山文化率先在全国范围内跨入了文明门槛。加强红山文化的研究可以带动或推动整个东北地区考古学的发展，同时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有关红山文化与初级文明社会的问题，是与会学者普遍关心的议题。考古学家郭大顺从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互证的角度出发，重点讨论了红山文化与“五帝”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通过分析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四号大型墓，认为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形成独尊一人式王权，说明在红山文化晚期，初级文明社会已经到来。
此外，近年来红山文化人像这一考古发现引起了学者热烈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通过大量实例分析，从造型艺术的角度解释了人像和神像的不同特色。王仁湘以红山文化出土的大量陶质、泥塑和石质人像为例，分析了先民制作神灵的简化图形，提出我们应重视史前时代器物上人物表情所传达出的信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高江涛根据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人形塑像特点进行分析研究，认为红山文化出土的人形塑像分为祖神与巫觋两类，且以祖神为主。
重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
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处于相对开放的地理区位，世界东西、中国南北的先进文化都曾融汇于此。红山文化时期，欧亚大陆东西之间草原通道的早期开辟与中国南北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是此次会议聚焦的热点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依据科技考古的最新研究成果发现，小米起源于中国北方，通过中国北方地区的草原通道向外传播。他提出，至迟在4500年前，黍已经传播到了中亚地区，并继续向西传播，最终到达欧洲。这是史前世界文化交流的明证。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表示，交通条件对文明进程起到了推进作用。北方草原和东方海域共同为交通提供了便利条件。孕育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文明通过这两个方面实现了外际交流，形成了大致呈“┐”形文化交汇带。红山文化正处于这个文化交汇带的拐点，在文明史和交通史中占据重要地位。
辽宁省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田广林表示，近年来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表明，中华文明起源的内在机制不仅是区域性的文化和社会自身内部发展、演化与升华的产物，也是吸收、融汇外部世界各种文明因素的结果。
作者：孙妙凝
中国的玉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境内最早的玉器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兴隆洼遗址和辽宁省阜新市查海遗址，距今约8000年。中国新石器中晚期，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南北辉映，共同创造了璀璨的玉文化，为后世玉器的制作和使用奠定了基础。“以玉为葬”是红山文化的典型特征。近年来，勾云形玉器、玉猪龙、玉人等一批极具神秘色彩的玉器在红山文化墓葬中被发现，这使人将其与祭祀、礼仪、巫术等活动联系起来。
红山玉龙独树一帜
相对于以琮、璧、钺为主要玉器群的良渚文化，红山文化丰富多姿的动物形玉器独树一帜。在动物形玉器中，龙形玉器又是最为风姿特殊的一种。
在国家博物馆里，有一件龙形玉器常年吸引着往来游客的目光，它便是有着“中华第一龙”美誉的红山玉龙。细看这件玉龙，通体呈墨绿色，莹润光滑。与人们熟知的龙造型不同，它无爪无麟，形状如同一个字母“C”。玉龙项背上飘扬的长鬣最是醒目，昭示着腾然欲飞的气韵。
这件玉龙于1971年在赤峰市翁牛特旗赛沁塔拉出土。无独有偶，在这片孕育文明的土地上，还出土了另一件同样价值连城的红山文化玉器——黄玉龙。碧玉龙和黄玉龙都是当地农民发现的，命运却不尽相同。碧玉龙被发现后很快就送进了博物馆，历经名家之手，此后享誉中外。而黄玉龙发现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多年未遇伯乐，在农民的手中历经辗转，未被重视，后经苏秉琦鉴定才被正名，可谓历尽坎坷。如今，黄玉龙被陈列在赤峰市翁牛特旗博物馆，向世人讲述着红山文化的璀璨辉煌。
在红山文化玉龙中，更为常见的是猪首龙，它形如玉玦，首大体肥，獠牙外露。在牛河梁第二地点四号墓，出土了两件猪龙形器，它们并排倒置于墓主人胸前，可见有神器之用。
为什么在同一种文化类型中，出现了两种造型迥异的玉龙？从“C”形龙到猪首龙，中间是否存在演化关系？这些问题引起了学者的热烈讨论，时至今日仍是众说纷纭。曾有学者提出，两个类型龙的原型都是猪首。随着时间的推移，“熊首说”、“鹿首说”等猜想纷纷涌现。也有学者求之于古文献，认为玉龙的造型灵感来自幼虫变化长大的过程。
无论龙的造型出自哪里，它对后世的龙形玉器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学者曾将红山玉龙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龙作过对比，发现它们在很多地方具有相似性，比如前吻突出而扁，穿孔位置相似。这些都是红山玉龙在后世延续的佐证。考古学家孙机曾表示，商代玉器的龙纹是以红山文化的蜷体玉龙为祖型。红山玉龙可成为追溯文明起源和传承的重要线索。
动物形玉反映红山文化渔猎传统
除了玉龙以外，玉箍形器也是红山玉器中的一种独特器型。这种玉箍形如倒置的马蹄，一端斜口，一端平口。目前，一部分考古发掘所见的玉箍形器被置于墓主人头骨之下，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束发器，也有学者认为，它是撮取谷物的用具。近来，一种更有影响力的说法认为，这种玉箍形器与牛河梁遗址无底筒形器有着相同的功用，即贯通天地的礼器。这些观点还需更多的资料加以证实。
红山玉器中，更为神秘的是勾云形玉器。这种玉器多出于大、中型石棺墓内，呈平板状，中部有一道或两道如勾云般盘卷的镂空。关于这种盘旋的镂空的象征意义，有人认为是蜷体玉龙，也有人认为其造型源于鸟或兽，还有人认为它与彩陶花纹中的卷勾纹类似，是受仰韶文化花卉纹影响而产生。但由于材料的不足，每一种猜测都有弱点。近来有学者提出另一种可能，认为这种勾云形玉器的造型并非对某种工具或动物的直接模仿，而是多种造型的融合，是一种用于沟通神灵的祭祀用具。
在典型器型以外，多姿多彩的红山文化动物造型玉器极为引人注意。目前，可以辨认出的玉雕动物题材有熊、虎、猪、鹰、龟和鱼类。根据环境考古学研究，红山文化时期西辽河流域属于阔叶林和针叶林混交的森林草原地区，渔猎是当时的重要生产方式。这些动物题材玉雕的出现，反映了东北地区渔猎文化传统。
红山文化晚期已形成玉礼制系统
在古人的观念里，玉与“礼”有着密切的联系，王国维曾释“礼”为“象二玉在器之形”。这在红山文化考古发掘中得到了印证。
随着牛河梁红山文化积石冢发掘工作的展开，学者发现，红山文化的葬俗十分特别，他们以葬玉器为主，不葬或很少葬陶、石等器类。在考古学家郭大顺看来，红山文化“唯玉为葬”的葬俗证明了玉器确是最早的礼器，而且清楚地表明“唯玉为礼”才是“礼”的初意。
考古工作者发现，红山文化墓葬中出土玉器的数量、种类和组合与墓葬的规模及形制密切相关。据统计，在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第三地点、第五地点、第十六地点的上层积石冢内的66座石棺墓中，大型石棺墓内随葬玉器件数一般为7—20件，小型石棺墓内随葬玉器件数为1—5件，此外，有29座小型石棺墓内未随葬玉器。可见，随葬玉器能够反映墓主的级别高低，其使用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认为，至红山文化晚期，以牛河梁上层积石冢内石棺墓出土成组玉器为代表，玉礼制系统真正形成，这是目前能够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礼制形态，也是牛河梁遗址出土红山文化玉器的核心价值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红山文化积石冢不仅是死者的埋葬之所，同时也是生者举行祭祀活动的所在。学者据此推断，埋藏于积石冢内的玉器也不仅是随葬礼器，同时也应有通神之功用。玉礼器的主人极有可能兼具“巫者”和“王者”的身份。
与“唯玉通神”密切相关的是，红山玉在制作工艺上十分注重玉自然特性的发挥，在探讨红山玉制作工艺时，郭大顺表示，红山玉坚持以通体光素为基本风格，尽量不留棱角和制作时的痕迹，纹饰简洁慎重，显示出红山人对玉的特殊信仰和寄托。
用考古学成果 印证五帝时代
——访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郭大顺
作者：孙妙凝
用考古资料复原中国史前史，实现古史传说与考古资料的有机结合，是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一生追求的目标，也是他所创建的学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五千年文明见证”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上，考古学家、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郭大顺表示，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将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进一步整合已经逐渐成为可能。针对这个话题，记者采访了郭大顺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报》：苏秉琦先生曾希望能将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进行整合。您也曾写过《追寻五帝》一书。您认为现有考古材料是否可以印证传说中的五帝时代？
郭大顺：关于五帝时代的历史，文献记载很少。目前，史前考古进展已经证明，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五帝时代，尽管还无法与具体的人物相对应。如果文献的记载可以由考古学成果来证明，那它就是有依据的。
苏秉琦先生曾经对五帝时代的年代做过一些研究，以考古学分期与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阶段划分之间的对应最切中要害。在他看来，按照古史传说，五帝的时代可分为两大阶段，黄帝至尧以前是第一阶段，尧及其以后是第二阶段。考古学上以距今大约5000年为界的仰韶时代晚期与龙山时代，即为五帝时代前期与后期的对应。如果遵照苏秉琦先生的研究思路，从时空框架和时代特点这两方面入手，就有望将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作进一步的整合。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些年来，对于红山文化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这对于五帝时代的研究有何帮助？
郭大顺：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后，苏先生在提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的同时，就将红山文化及其与仰韶文化的北南关系作为以考古学为依据研究五帝时代历史的一个突破口。在苏秉琦先生看来，7000年前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沿太行山向北发展，与辽西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碰撞，又同河套文化结合，三个原始文化结合在一起，又折回到晋南。华山、泰山、北方三个根在陶寺结合，这就是五帝时代的中国。
五帝时代是一个多区域多文化频繁交汇的时代，其中又以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交汇为主流。五帝时代的时间框架确定后，其空间框架和时代特点，即诸部族和代表人物的分布地域，他们的活动轨迹和相互关系，就成为用考古材料复原五帝时代历史的重头戏。
随着考古学成果的不断积累，关于五帝时代主要部族的诸代表人物与考古学文化的对应也开始有线索可循。依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各区系诸考古文化所起的作用是有主有次、此消彼长的。因此，分辨主要的考古文化和它们的中心遗址，并与史书所记的五帝时代代表人物相结合，可能是更为有效的方法。
关于五帝时代前期代表人物的活动地域，一般限于从中原地区寻找。不过老一辈史学家已注意到，古史记载的黄帝族的活动多与北方地区有关，如黄帝族非定居农业的“往来迁徙无常处”习俗，黄帝与炎帝、蚩尤战于华北平原北部的涿鹿之野，以及周初封黄帝之后于蓟等。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正为此提供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如近年考证红山文化女神像为中华“共祖”的观点，红山文化为中华古文化“直根系”的观点，辽河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先走一步”的观点，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北南交汇导致规模宏大的祭祀建筑群出现的观点等。所以苏秉琦先生说：“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应。”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红山文化研究而言，未来还有哪些课题需进一步深入？
郭大顺：现在红山文化研究才刚开始。就牛河梁遗址而言，虽然它的研究和发现已进行了近三十年，但很多研究还比较初步。目前所知的16个地点的发掘工作还没有全部完成。此外，2010年开始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又在牛河梁遗址区内发现了27处红山文化遗址。在牛河梁遗址区以外，也不断有新的发现。这些都将为红山文化研究提供新的材料，相关的田野考古有待继续进行。
我们过去研究历史比较侧重于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对精神领域的发展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考察比较忽略。在中国文明起源的初始阶段，神权在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所以要特别重视精神领域的研究。红山文化的研究在这方面也需要加强。
为此，对于红山文化的研究，还需要牢牢抓住祖先崇拜这一特色，这也是中国上古时期的核心问题。红山文化的发现证明，中国古代对于祖先的崇拜可以上溯至5000年前，在红山文化时期已相当发达。到了商代也有祭祀先公先王的传统，比如考古工作者在殷墟的王墓里就发现了几千座祭祀坑。《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传统的信仰就是崇拜祖先，这与红山文化的精神一脉相承，一定要向前追溯。
红山文化考古研究新进展
作者：孙妙凝
红山文化遗存的发现始于20世纪初。1908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红山后一带发现了新石器时期的史前遗存。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辽宁省锦西县沙锅屯洞穴遗址进行发掘，其发现中包含了红山文化及小河沿文化的遗存。人们对红山文化的了解和认识由此拉开了序幕。
从20世纪30年代起，红山文化的相关遗存也不断引起以梁思永为代表的中国学者的注意。20世纪50年代，尹达在其专著中专门分析了红山后遗址，并正式提出了“红山文化”命名。这种独特的考古学文化面貌由此正式被确立。
新中国成立以来，红山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不断走向深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坛、庙、冢的发现，加深了人们对红山文化的认识。学界由此提出了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关系的课题。红山文化研究进入了全新的阶段。
进入21世纪以来，红山文化的考古工作仍然不断有新的创获。在田野考古方面，敖汉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赤峰魏家窝铺、上机房营子遗址、朝阳小东山遗址的发掘都不断有新的发现。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考古工作者在调查兴隆沟遗址时，发现并复原了一尊高55厘米的整身陶人像。这是目前所知第一尊也是最大的一尊能够完整复原的红山文化晚期整身陶人，在中国同时期的史前考古材料中十分罕见，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三期红山文化聚落形态考古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果。
牛河梁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也取得了很多新成果。2012年，由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写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正式出版，这是红山文化研究史上的里程碑。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吴炎亮告诉记者，就辽宁地区而言，红山文化的发掘和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首先，辽宁省红山文化的遗址点到底有多少，在什么地方，目前保存状态如何，这些“摸家底”的基础工作有待继续开展。其次，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在辽宁朝阳地区发现了坛、庙、冢相结合的遗址群，但这里还没有发现相对应的聚落遗址。朝阳地区红山先民的生活怎样，与赤峰地区红山先民有怎样的种属关系，还是未解之谜。最后，牛河梁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红山文化玉器，其玉料来自何方，用什么工具加工，这些学术问题有待考古工作者进一步解决。
此外，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杖房川、二道窝铺、老牛槽沟、哈拉海沟等遗址进行的调查和发掘，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与通辽市科左中旗文物管理所对哈民忙哈史前聚落遗址的发掘，也为研究和丰富红山文化内涵提供了重要材料。
红山文化不仅象征着中华文明的初曙，在世界文明中也是一个灿烂的奇迹。目前，红山文化的联合申遗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2012年，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遗址、魏家窝铺遗址与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遗址共同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4年6月，朝阳市政府与赤峰市政府在牛河梁联合签订了《红山文化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备忘录》。这标志着红山文化遗址申遗工作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两市将力争在2018年前成功申遗。红山文化遗址的保护、考古、展示是当地文物工作者和考古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红山文化已进入文明时代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
作者：孙妙凝
近年来，辽西地区史前考古工作不断走向深入，使得我们能够从更新的视角探索辽西地区文明化进程，进一步论证红山文化是否进入文明时代这一重要学术课题。那么，红山文化在何时进入了文明社会？有何具体特征？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
重大社会变革成为节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红山文化的考古发掘及研究经历了几十年的历程，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考古材料。根据这些材料，您提出了红山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论断，这是基于何种方法？现有的考古材料如何证明这一点？
刘国祥：张光直先生的《论“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对如何研究文明起源的方法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意见。他的研究方法对探索辽西地区的文明起源具有重要借鉴作用。通过对辽西地区不同阶段的考古学文化特征予以总结分析，可以确定辽西地区史前社会发生质变的阶段。
红山文化之前，该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两个重要阶段。红山文化之后，以小河沿文化为代表，该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经历了重要的转型期，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崛起及崭新文化面貌的出现铺平了道路。从聚落形态、经济形态、埋葬习俗、原始宗教信仰、手工业分化及技术水平、文化交流等诸多特征看，公元前3300—前3000年左右的红山文化晚期晚段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与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相比，辽西地区史前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应为探讨该地区是否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节点。
此外，从红山文化的遗址分布、房址形制和聚落布局、祭祀性遗址的分布和布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等方面也可以看出，红山文化晚期晚段的辽西地区史前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已经步入初级文明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报》：红山文化历经1500年之久，它何时进入了文明社会？有什么具体特征？
刘国祥：红山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阶段是在距今6500—6000年左右，代表红山文化的孕育和形成期。在早期晚段，通过吸纳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红山文化在辽西地区正式形成。中期阶段是在距今6000—5500年左右，这是红山文化全面发展的阶段，开创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繁荣期。晚期阶段是在距今5500—5000年左右，红山文化的发展进入鼎盛期，社会内部发生了重大变革。
红山文明形成于红山文化晚期晚段，距今约5300—5000年，辽西地区率先跨入文明的门槛，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部分，对中原地区的古代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红山文化与红山文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红山文明是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在红山文化基础上发展的高级阶段。其特点是出色传承、广泛吸纳、博采众长、凝聚精华；其主要标志：一是以建筑和玉雕为代表的高等级技术能力的出现；二是等级制度确立，玉礼制系统形成，特权阶层出现；三是公共信仰和祭祀礼仪系统成熟，以祖先崇拜、天地崇拜、龙图腾崇拜最具代表性。红山文明所揭示出的社会管理体系是神权和王权的统一。
农业发展为文化兴盛提供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报》：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于红山文化进入文明社会有何影响？
刘国祥：红山文化中、晚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渔猎—采集经济依旧十分发达，稳定而富足的食物来源为人口的迅猛增长和手工业的分化提供了基本保障。
在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的经济形态中，渔猎—采集经济占据重要地位。兴隆洼文化时期农业经济已经产生，旱作农业系统开始形成。赵宝沟文化时期农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红山文化的兴盛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
从生产工具看，从小河西文化至红山文化，均发现成组的磨盘和磨棒，用作加工谷物的工具。红山文化时期出现了磨制更加精细的宽身、窄柄、尖弧刃石耜，其实用功能显著增强。在收割工具方面，从红山文化中期以后，才开始大量出现磨制的长方形或桂叶形双孔石刀。由此看出，红山文化中期以后开始出现了配套的掘土、收割、加工工具，农业经济的主导性地位得以确立。
从古环境资料看，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地区在距今6000年左右气候转暖，为红山文化晚期农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客观保障。此外，红山文化细石器加工技术十分成熟，除常见的细石叶和石核外，三角形石镞大量出现并广泛使用，助推了渔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红山文化时期的农业经济虽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渔猎—采集经济依旧十分发达，两者有机互补，开创出辽西地区前所未有的生业模式，成为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
确立独尊一人式王权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世纪以来，学界对于认识红山文化时期的王权形式有何新认识？是否有新的考古材料可以为之提供例证？
刘国祥：2002—2003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进行了大规模发掘。红山文化四号大型石棺墓（以下简称“牛十六M4”）的发现最为重要。该墓保存完整，墓葬形制别具一格，玉器的出土位置和组合关系明确，它的发现是探索红山文化晚期独尊一人式王权确立的重要例证。
这座墓葬的圹穴长3.9米、宽3.1米、深4.68米。石棺内壁长1.9米、宽0.5—0.55米、高约0.65米。石棺砌筑精致，是目前所发现的红山文化规格最高的一座大型石棺墓。
从随葬品来看，牛十六M4内随葬品共有8件，其中玉器有6件，分别为玉环3件，凤、人、斜口筒形玉器各1件，还有2件小型绿松石坠饰。随葬玉人、凤和斜口筒形玉器代表一种高规格的玉器组合关系，墓主人应是牛河梁遗址已发现的墓葬中生前社会地位最显赫的人物。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红山文化积石冢不仅是埋葬死者的茔地，同时也是生者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牛河梁遗址集坛、庙、冢于一体，是红山文化晚期规模最大的中心性祭祀遗址。被埋在积石冢石棺墓内的少数死者并非普通社会成员，生前应是掌管祭祀活动的祭司，同时也是掌管社会政权的统治阶层，死后成为被祭祀的对象。从牛十六M4可以看到红山文化晚期独尊一人式王权的确立，它的发现对于客观认识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结构和所处社会发展阶段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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