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吃上白面的人才敢把碗端到门外大街上，面条挑得高高的，发出很大的哧溜声，慢慢吃进嘴里——没啥，显摆呗！
王升旗 | 文
现在想起来，老家人当年使用最多的问候语是“吃了吗”。因为吃饱、吃好在当时是很奢侈的想法。
人们对于粮食始终有一种敬畏的态度。麦子成熟后，各生产队的人用担子担，用架子车拉，通过各种方式把麦子运往被石碾碾压得光滑平整的麦场，由经验丰富的老人摆成或方或圆的麦垛。麦场周围摆上一圈盛满水的瓦罐以防火，备上苫垛的塑料布以防雨。等全队的麦子基本收割完了，就开始打场。整个过程既严肃又隆重。经验不足、水平不高、人品不好的人，是绝对不能打场的。
生产队长安排好油条、鸡蛋等“大餐”，盖上干净的毛巾，由专人送到麦场，才能肃穆地举行仪式，以祈求上天保佑，在打场的时候多出麦子。
麦垛被拆开了，分成麦个（麦子割下后捆成的捆子），撒成一个大圆，套上牲口，拉上石碾，一个人现在大圆中心，赶着牲口一圈一圈碾起来。干焦的麦粒脱离麦穗，一粒粒落在麦秸中。另外几个人手持木叉或竹叉不断地翻动麦秸，麦籽便一层一层多了起来。周而复始，待麦籽基本脱离后，再用竹耙子把麦秸搂到一起，大人们拿着木叉、竹叉齐上阵，经仔细抖搂后将麦秸搭垛。
此时的麦秸成了孩子们的天地，翻跟头、捉迷藏……简单的游戏被做到了极致。
最美的时刻是晴朗的微风夏夜，没有蚊子的骚扰，坐在麦秸堆上听大人说大江东，就着不咸不淡又酸又辣的咸菜喝着纯白面的甜面叶，真享受！现在的一些经典搭配，像是米汤配包子、咸菜配面叶，就是从那时候传下来的吧？
麦个打完后，和着麦糠麦籽的麦堆被拢成了小山。于是便盼着刮风，最好是二级到三级。风来时，大人们呈半圆形围站在风口上，手拿木锨将混合物扬向空中，麦糠被刮走，麦籽落下，干干净净，颗粒饱满。
随着一座座小山被铲平，就是该分麦子的时候了。我家能分到两三编织袋麦子，大约两三百斤。一家九口在一年十二个月里分吃二百四十斤白面，咋个分法，怎么吃呢？这是一家人一年里最重要的计划。
于是，红薯、玉米、小米成了主食，酸菜、咸菜成了主菜。红薯分得最多，能有两千多斤吧。霜降后一车车拉回家，一瓜瓜把土抹掉，一篮篮用绳子吊着放到地下两三米的红薯窖中，码放整齐，父母才觉得粮食有了着落。
红薯汤、红薯片、红薯面条、红薯凉粉、红薯馍、红薯饸饹……一样的红薯，不同的吃法；酸菜、咸菜、鲜红薯叶、干红薯叶……天天如此，吃得我们站着胀气，躺下磨牙，却依旧饿。
于是母亲便想法子改善一下伙食——玉米系列：玉米仁儿、玉米糝儿、玉米面饼子……又吃得我们嘴角起泡。直到现在，我不敢多吃“抗癌”的红薯，不敢多吃“黄金”般的玉米，对它们敬而远之。
吃白面的大权一直由拥有绝对权威的奶奶掌握。尤其是在面缸一瓢见底的时候，啥时候吃、谁可以吃、吃多少都是严格规定的。父亲的活儿重，可以多吃；我是大孙子，饿哭了，可以吃上一个手掌大小、鸡子形状的葱花油馍，那是我至今都回味悠长的美味。
走亲戚，有时要带蒸馍。二十个白面馍，太诱人了。其实中间是红薯块儿，外面一层白面——许多家都是这样。一个馍的重量是现在同样馍的两倍。宴席上我们专吃不泛青的馍——没红薯，边吃边想：“这是谁家的？真憨……”
“吃了吗？”“吃了。”“啥饭？”“面条。”“啥面条？”“白面条。”现在听到这样的对话是幽默，可在当年，这样的话真是一种幻想。
改革开放后，土地承包给个人，最早吃上白面的人才敢把碗端到门外大街上，面条挑得高高的，发出很大的哧溜声，慢慢吃进嘴里——没啥，显摆呗！
“吃了吗”是历史的缩影，是生活的向往，是奋斗的精神。
作者简介：王升旗，巩义市二中附中副校长，高级教师，文学爱好者。
编辑：艾扬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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