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桃花源”的原型是什么吗？

吴钩

陶渊明《桃花源记》是一篇反映古人对“自由社会”之理解的寓言。理想的自由社会形态就如桃花源：国家的影响力减至最低程度，社会由自发秩序维持自治，官无为而民自化。桃花源之与世隔绝，乃是象征将国家权力区隔在外，此即所谓“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远离国家权力的人们则通过自治建立起“怡然自乐”的治理秩序。

陶渊明的思想显然有受道家影响的一面，他笔下的桃花源似乎也很接近老子“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老子构建理想社会的法则是“我无为而民自化”，但靠自然的“民自化”，能不能“化”出一个桃花源来呢？这个提问，牵涉到道家治理法则与儒家治理法则哪种更可欲的问题。儒、道都主张“无为而治”，但老子的“我无为”是取消了治理者，社会回归自然状态；儒家的“无为而治”则指国家权力不宜扩张，至于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士君子，是应当“有为”的，这个“有为”，便是积极去构建社会治理的合宜秩序。

桃花源的面目是道家式的，但它的实现路径只能是儒家式的。最有力的解释来自对桃花源原型的考察。陈寅恪先生在《桃花源记旁证》中考证出桃花源的原型为魏晋南北朝的堡坞。所有的堡坞都由有社会权威的豪族领袖率众构建出来，而治理秩序最好的堡坞则是儒家士君主构建的，其典范为东汉末儒士田畴建立的“无终山都邑”。

东汉末儒士田畴，为避战乱与政治迫害，“率宗人避难于无终山，北拒卢龙，南守要害，清静隐约，耕而后食，人民化从，咸共资奉。”（《三国志·魏书》）田畴所建立的堡坞，叫做“无终山都邑”。

“无终山都邑”社会的形成，比较有意思，值得分析。首先，这个“无终山都邑”是自发形成的，原来只是田畴带着族人避世于此，“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后来，“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形成一个相当繁华的都邑。这一点非常重要，与后世那些以强力绑架人民参与的乌托邦实验区分开来。

其次，“无终山都邑”也是作为儒士君子的田畴有意识地构建的结果。史载，“畴谓其父老曰：‘诸君不以畴不肖，远来相就。众成都邑，而莫相统一，恐非久安之道，原推择其贤长者以为之主。’皆曰：‘善。’同佥推畴。”显然，田畴意识到，治理一个共同体需要秩序与权威。不过，他当上都邑之主，并非自封，而是经过民主选举。

田畴当选为“无终山都邑”之主，在征得邑中众人同意之后，开始立法制礼，即有意识地去构建都邑的治理秩序：“乃为约束相杀伤、犯盗、诤讼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条。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可以推断，田畴所立之法、所制之礼，不会是凭空设想，肯定是基于传统的礼法积累。

写《桃花源记》的陶渊明大约比田畴晚出生200年，但田畴建立的“无终山都邑”让陶渊明深为向往，他曾千里迢迢跑到无终山一游，并写了一首诗来抒发思古之幽情：“辞家夙严驾，当往至无终。问君今何行？非商复非戎。闻有田子泰，节义为士雄。斯人久已死，乡里习其风。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不学狂驰子，直在百年中。”诗中的田子泰，即是田畴。陶渊明创作《桃花源记》，便是以田畴的“无终山都邑”为蓝本。

许多人都相信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虚构的乌托邦，其实桃花源式的小邦国社会，并非全然出于想象，而是确实曾经被构建出来，它的理想原型便是“无终山都邑”。从东汉田畴构建的“无终山都邑”，到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这种中国式理想社会，并不是欧陆式的哲人王凭空设想、设计出来的那种乌托邦，而是确实存在过的社会自治样本，它显示了社会在儒家士君子的组织下，完全可以自发形成优良秩序的可能性。许多人或不知道，清末民初张謇主持的南通自治，就是以“无终山都邑”为模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