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嘉德拍卖一枚高昌吉利钱以46万元成交，创造了丝路古钱的一个纪录，在泉界引起不小轰动。
据史料记载，唐初，北方东突厥势力大盛，经常南下侵扰，对唐边关造成威胁。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冬，以兵部尚书李靖为统帅，率李世勣、柴绍、薛万彻等大将，统兵十余万，分四路大军前去讨伐东突厥。由于高昌与西突厥王庭邻近，受其控制和指使，曾一度封锁西域诸国通往唐王朝的道路。唐太宗在灭掉东突厥之后，决定先出兵平定屡侵犯境的吐谷浑，打开河西走廊，畅通丝绸之路。贞观九年（635年）春，李靖率侯君集等军向西挺进，入鄯州（今青海乐都），于库山击溃吐谷浑主力，并分兵南北两路乘胜追击。南路在侯君集率领下，历尽艰辛，于乌海（今青海苦海）打败敌军；北路李靖大军已进至且末（今新疆且末南），对敌形成合围，吐谷浑王伏允计穷自尽，南北大军会师于星宿川柏海（今青海扎陵、鄂陵湖畔）。之后，唐军又于贞观十三年（639年）冬，进兵攻打高昌，并于次年破其都城，以其地为西州，首置安西都护府。
此品“高昌吉利”钱，直径26.5毫米，重12.8克。其形制大样厚重，周圆不太规整，背穿肥郭，铸工较为精好，铜质细腻红润；其钱文隶书旋读，颇具朴拙之古风。是钱早年出于新疆地区，先是为上海泉家施氏珍藏，后经陈林林与余之手入藏原西安金泉钱币博物馆。余早年为此钱所写介绍文章，曾被《收藏》杂志2007年第12期“珍泉集萃”栏目节选刊发，后又经多家自网络媒体转发，引起业内人士对此钱的关注和重视，成为泉家努力追寻的目标品种。
经查阅相关资料得知，“高昌吉利”钱，最早见于著录的是清乾、嘉年间张敬庵《泉宝录》一书。其后，清人张宗懿《钱志新编》载：“《泉宝录》曰：高昌钱光幕，钱极厚重，乃高昌国所铸，未知出于何代。”此外，经过科学考古发掘、有着准确出土报道的“高昌吉利”钱，是在1970年10月出土于西安何家村窖藏文物中，与其相伴所出的钱币，除了大量的“开元通宝”金银钱外，尚有不少唐以前的历代古钱和外国钱。目前，这枚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高昌吉利”钱,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作为馆藏标准器来说，意义十分重大。
对于高昌钱的铸造时代和性质的界定，历来学术上有着多种说法，概括而言，有北魏铸、隋铸、唐铸、五代十国铸、元铸五说，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目前，大多数泉家认为“高昌吉利”钱是隋末唐初所铸的非流通币，殆为麴氏高昌国所铸的国号吉语钱，而对其他说法则多不认同。对此，亦有学者经过考证后得出结论，认为“吉利”二字非吉语，应为突厥语“王”的汉语音译，其钱文合意即为“高昌王”。
隋铸说者认为，根据史料记述，高昌王麴伯雅在位时，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与隋朝关系十分密切。隋炀帝于大业五年（609年）出征吐谷浑时，麴伯雅曾随之到内陆住了三年，因从隋炀帝征讨高句丽，官拜左光禄大夫、车师太守、封升国公，娶隋宗室女华容公主，受册封后为庆祝两国修好而特铸此国号吉语钱以示纪念。据《新唐书·西域传》载：“其王麴伯雅，隋时尝妻以戚，属宇文氏之女，号华容公主。武德初，伯雅死，子文泰立，遣使来告，高祖命使者临吊。”
唐铸说者则认为，贞观四年（630年）冬，麴文泰携妻赴长安朝觐唐太宗时，太宗赐其妻李姓，预属宗亲，又封为“常乐公主”。为此，麴文泰始铸“高昌吉利”钱来表示庆贺。后来，高昌王朝归顺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与唐交恶，阻绝西域丝路商道。贞观十四年（640年），唐遣大将侯君集统军临碛口，麴文泰闻之惊惧而死；旋而唐军已至，其子麴智盛出降，高昌亡。故其铸钱下限应不超过此时。
另外，又有学者认为，麴文泰所铸“高昌吉利”钱，似乎与唐玄奘西行求佛法有关。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述，高僧玄奘西行取经时，在麴文泰的邀请之下，来到高昌国后留住讲经，临走时麴文泰派人护送其西行，并写信给西突厥的统叶护可汗，请他照会沿途给予玄奘法师提供便利并护送过境。又因统叶护可汗与麴文泰是亲戚关系，可汗曾授予麴文泰“颉利发”的称号，即突厥语“王”的意思，故有可能是麴文泰在得此称号后，将其简略为汉文“吉利”，开铸了“高昌吉利”钱。
总之，“高昌吉利”钱是研究内陆与西域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在丝路货币中占有重要位置。由于该钱存世较为稀少，目前发现不超过百枚，故历来倍受泉家重视，成为古泉珍稀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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