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嵇康之“越名教”
世宇
内容提要：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其本意是想通过对世俗的“释”、“忘”来实现一种身心的解脱，进而抵达人生的化境，然而，在实践中却唯“情”所向，将之变成了与世俗和政权的对抗。“越名教而任自然”因此也就沦为前后矛盾的“假言”。
关键词：超越、对抗
一、“越名教”的提出
“名教”一词语源不详，
嵇康诗文一共两次提及“越名教”，皆出自《释私论》：
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
“越名”即“越名教”一语的简化。何谓“越名教”？我们的理解就是要“超越”伦理道德的束缚。那么，如何去“超越”呢？嵇康说“矜尚不存乎心”就能做到“越名教而任自然”。“矜尚”意崇尚自尊自大[2] ，“矜尚不存乎心”也就是说心中不存世间的名闻利诱，即《释私论》后面所言的不是其是，不非其非，
二、嵇康的“超越”观
经学思想及“名教”统治自问世以来就给广大士人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所以，自东汉以来，就有很多智识之士就在探索这种困境的解脱。选择不仕、隐居求仙是当时很多人的做法。其实，解脱身心，期于“无累”，并非一定要远遁江湖，人可以不离红尘却又远离世俗，诗意地栖居在这个世界上，嵇康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但这对于魏晋易代杀戮肆虐、人命微浅的那样一个时代，这是一个多么浪漫的奢求！而嵇康却强烈地追寻着这样一种人生。“淡淡流水，沦胥而逝。泛泛柏舟，载浮载滞。微啸清风，鼓檝容裔。放棹投竿，优游卒岁。”（《四言诗》之二）在清清的溪流之上，泛舟走走停停，游时迎风吟唱，滞时垂钓把竿的情形，真是闲情雅致，怡然自得。不仅在山水中体味游心于玄，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还坦露了“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的人伦心迹。由此见嵇康追求的不是富贵逸乐，也不是任情纵欲；其情无建安士人及时行乐、诗酒歌吹的悲怆，其乐也没有元康时士人沉溺于感官享受的世俗。这是一种随情所至的淡泊生活。“庄子追求的人生境界，并不是一个实有的人生境界”，
那么，嵇康是如何将哲学变为实有，变道境为诗境的呢？嵇康在其诗文里也多次提到这样一个字：“忘”。如“驾言出游，日夕忘归”（《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从容纵肆，遗忘好恶”（《卜疑》），“羡斯岳之弘敞，心慷慨以忘归！”（《琴赋（并序）》）……或在琴声悠扬里遗忘世事，或在玄学思辨中遗忘其身，于是，一种简约冲淡之情以及大朴至德之美，不经意间也就从其从诗文里流露出来。
但同样是“忘”，庄子之“忘”似乎纯粹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而嵇康之“忘”似乎带有一种人间的企盼。王国维言诗境“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庄子一觉醒来“不知周”，不知蝴蝶是我，还是我是蝴蝶，[5] 应是“无我”之境；而嵇康“慷慨以忘归”，前面又是一番感“悟”、景“仰”和“羡”慕（见前所引《琴赋》），有雕琢的痕迹，显然属“有我”之列。王国维说：“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而。”[6]
在《释私论》中，嵇康说：“君子之行贤也。不察于有度而后行也；任心无邪，不议于善而后正也；显情无措，不论于是而后为也。”君子“无措”，如何得之？简化出来，就是“不察”、“不议”、“不论”。也就是说，嵇康的“忘”就是不以世俗标准为原则去计较，即“言不计乎得失…行不准乎是非”。嵇康在《大师箴》里也说“不虑不营”。不去谋划和计较，从而致“忘”，似乎非自然之行为，倒有主观之强调。
不去计较，就真能“忘”吗？嵇康的思想似乎存在隐患。
三、嵇康的“超越”实践
就像他憧憬和描述的那样，对世俗“名教”，嵇康果真不去“计较”了吗？事实上，好像并非如此。
《三国志·王粲传》“嵇康”条载“谯郡嵇康……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至景元中，坐事诛。”颜之推告诫子孙：“嵇叔夜排俗取祸”、“傲物受刑”、“凌物终凶”，[7] 至于其中说法是否合理，我们暂不讨论，但就界定其“排俗”、“傲物”、“凌物”倒也是实情。如嘲讽名士钟会“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8] 嵇康难道一定要通过嘲讽钟会来实现一种自我标榜，从而确立个人的价值吗？事实上，嵇康主观意识里没有这种设计，他只不过是耐不住自己的性子而已。嵇康追求释忘，却沉陷在一种机械的“自然”体会里，沉陷在另一种形式的世俗中，为俗所累。
虽言曰“越名教”，但事实上，嵇康终其一生都在与“名教”对抗。对不合己意之人事，嵇康不是轻蔑、否定，就是打击、嘲讽，且形成一贯的做法。如拒绝山涛邀请其出仕为官而虐称仕宦为庖人、尸祝，斥之为“手荐鸾刀，漫之膻腥”，最后连汤武周孔也否定了（引言及事见《与山巨源绝交书》）。其诗歌里也常常流溢出批判的言行，不仅对政治，就是对一般世俗也予以同样的态度，如：“俗人不可亲”（《五言诗三首》）、“流俗难悟”（《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或直言流俗以秽垢，或曲言雅致以自标榜，对世俗社会的否定和批判是嵇康一生也没有放弃的做法，即便是向子期的言论也被他称之为“俗谈”（《答向子期难养生论》），其它不尽其意之人事就可想而知了。
“齐万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琴赋》），从这类诗文，不难看出，嵇康的本意是要超越“名教”取道“无为”而向“自然”的。此句本可以成为是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最形象的注释。“委性命兮任去留”可谓是嵇康“任自然”的生动写照，可惜的是，用“齐万物兮超自得”来诠释嵇康的“越名教”则十分不恰。嵇康言“越名教而任自然”，但实际上他只做到了后一半，而前一半在后来也基本上被后一半掩盖或者说是抹煞了。
四、嵇康“超越”观的本质分析
本意在体认“自然”，通过释忘“名教”世俗，转而入人生化境，但是，结果却是为此付出生命了的代价。观魏晋历史，历数被司马家杀害的士人，诸如何晏、邓飏、毕轨、丁谧，再如王凌、李丰、夏侯玄、毋秋俭等，死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政治上与司马氏的对立。嵇康无意于政治，一生都没表现出这方面的愿望，甚至一心要“任自然”的，又何以招致罹祸？问题是出在“越名教”思想观念吗？阮籍哭丧兵家女、醉卧美妇旁、母孝吃酒肉、白眼礼俗人，违情越礼较之嵇康无过之而不及，然司马昭还为之圆场，说“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9] 皇甫谧也不与世俗为偶、屡诏不就，司马炎却体谅他“与流俗异趣”，[10] 亦得善终。由此可见，“越名教”并不是致人于死地的原因，按照鲁迅的说法，即便是司马氏也不是真正崇信礼教的[11] 。
其实，问题就出现在对“越名教”的辨别和实施上。首先，“超越”不是将对象打死，而是舍弃。就“名教”而言，它需要在世事的辨明中遗其繁富、就其简约，理顺关系、找到出入之窍门。如“庖丁解牛”循物理而游刃有余，而“超越”当是一种在洞达世事后作出的遗弃，是放下后表现出的一种超然。嵇康虽然提出了“越”的概念，但他对这个问题却没有进行更多更深入的思考，遍数其诗文，除了前文引用那几处简单的提及外，我们再也找不到关于方式、方法方面的逻辑表述。缺乏理性指导，这势必会导致实施上的混乱。其次，“任自然”的实现是需要以“越名教”为前提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表述结构里隐藏着的一种顺承关系，它决定了须先经过“越”的理性的辨析和弃置，然后才是“任”的感性体认和选择。而嵇康却将之混淆同一了，其做法就是多数情况下都以“任”代“越”了。
我行我素，任情所至。正因为缺少这样一种理性的认识，嵇康对“名教”的超越也就没有准的可依。一方面，嵇康为人“宽简有大量”，不与世人争名利，味冲淡，王戎说：“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世说新语·德行》）；而另一方面，嵇康却“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与山巨源绝交书》）。尤其是随着司马氏夺权步伐的推进，嵇康对“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实施也就越发走向主观，唯“情”所向。其结果就是一味强调理想而非世俗，进而在思维上形成一种“名教”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状态，这致使嵇康从此陷于一种情感上的爱恨判别，结果，释怀变为了对抗，超越变成了否定。高洁其理想未尝不可（如皇甫谧），但污秽世俗却未必可行，尤其是嵇康在情感上与整个世俗、特别是与当政者对立，使自己处在政权批判者的立场上，在那样一个暴政的年代，如嵇康这样“越名任心”，取祸也就难免了。
由此可见，否定世俗社会和当权者是嵇康超越观的本质，这样的思想岂能见容于司马政权！
结语
对“越名教”的不思辨致使“越名教而任自然”沦为前后矛盾的“假言”，嵇康没有实现对“名教”的超越，因而也就没有真正实现心中的“自然”。王维《与
[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358页和359页。（转引）
[2]戴明扬.《嵇康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38页。（《卜疑》篇注载；《吕氏春秋·节丧篇》：“欲侈其葬，以相矜尚”；《礼记》注：“矜，自尊大也。”）
[3] （1）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55页。（2）《庄子》多处言及“静”、“虚”，在此不例。）
[4]罗宗强.《嵇康的心态及其人生悲剧》。《中国社会科学》，1991，第2期：147页至159页。
[5]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4。112页。
[6]郭绍虞，罗根泽.《人间词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91页。
[7]夏家善.《颜氏家训》.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78页和96页。
[8]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411页至412页。
[9]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390页至391页。
[10]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930页
[11]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页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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