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最后的日子
“天鹅临死的时候，快乐得引吭高歌，唱出了生平最响亮最动听的歌。可是人只因为自己怕死，就误解了天鹅，以为天鹅为死而悲伤，唱自己的哀歌。天鹅是阿波罗的神鸟，它们有预见，它们见到另一个世界的幸福就要来临，就在自己的末日唱出生平最欢乐的歌。”
—— 苏格拉底
1993 年，杨绛 82 岁，钱锺书 83 岁。这个冬天，杨绛独自埋首书房一个多月，一笔一字，亲手誊清了《槐聚诗存》的书稿。这是钱锺书晚年很重要的一本合集，收录了他从 1934 年到 1991 年，辗转留存的270 余首诗作。杨绛在“生平及创作大事记中”，对这件事只有几句简单记述，写得淡淡的，现在读来却让人十分感触。她写道：“我抄诗错字百出，锺书皆未校出。我二人皆老且病矣。”——“老且病矣”，这是第一次，她在大事记中提及书斋之外，现实生活中，衰老的逼近。
从那以后，杨绛就开始不断面对身边的生死病痛，离散别去。不过才两年间，她的三姐和大姐先后去世；钱锺书肺炎病发，住进医院后便一直卧床，再也没有能够回到他们位于三里河南沙沟的家中。
1995 年冬，对两位老人最残酷、最沉重的打击袭来：他们最爱的女儿、在北师大英语系工作的钱瑗突然病倒，确诊结果是肺癌转脊椎癌，已到晚期。钱瑗是二老的安慰。他们从未刻意教育女儿，但是钱瑗的为人处世，在性格和作风方面，同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杨绛先生说：“圆圆也像锺书一样惜时如金，嗜书如命。连翻书的样子都像，哗哗地一页页很快翻过，一目十行，全记得。”她每天带回外面的新闻，时不时做几样时令菜肴，请父母尝鲜。钱锺书能吃一点儿，杨绛没有胃口，偶尔试两口，钱瑗就高兴得了不得，会说“谢谢妈妈”“谢谢爸爸”。
父女俩都住了医院，一个在南城，一个在西山脚下。杨绛独自一人，看护安慰两个病号，每天就在北京城的这条对角线上奔波。路途漫长，谁也替不了她。她是父女间精神的信使，将钱媛病中写的信和文章，一字字读给钱锺书听。
1997 年早春，钱瑗去了。杨绛被压在巨大的悲伤之下，还要对病床上的钱锺书装作女儿尚好，就这样，一个人撑了四个月，才对钱锺书说了实话。
1998 年岁末，钱锺书去了。接连失去生命中两个至亲至爱，87 岁的杨绛孤身一人，该如何面对人世和死亡？熟悉杨绛的人，都说，对先生印象最深的便是任何时候见到她，都含蓄节制，举止拿捏恰到好处，从来不以心绪不好的一面示人。但在钱瑗病危消息传来那天，杨绛与朋友通电话的一刻，失声痛哭。
在精神和身体最伤痛的日子里，杨绛做了一个决定，她要着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杨绛说它“是一篇绝妙好辞”，她要将这本古希腊哲人的对话录，当作自己精神上最后的庇护所。
《斐多》描绘的是苏格拉底饮毒芹酒而死那天，在狱中和门徒就正义和不朽做的讨论。全篇只有不到 100 页，它的核心是论证灵魂是不朽的。用罗素的话说，苏格拉底的论证并不十分有力，但“这篇作品是西方文学的杰作之一”。比如苏格拉底说：“天鹅临死的时候，快乐得引吭高歌，唱出了生平最响亮最动听的歌。可是人只因为自己怕死，就误解了天鹅，以为天鹅为死而悲伤，唱自己的哀歌。天鹅是阿波罗的神鸟，它们有预见，它们见到另一个世界的幸福就要来临，就在自己的末日唱出生平最欢乐的歌。”苏格拉底还对处理他丧事的门徒说，“你埋藏的是我的遗体，不是埋的苏格拉底”。
这些文字和思想，给了孤独中的杨绛以“哲学的慰藉”。从 1999 年到 2000 年，年近九旬的她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把对话录译完了。她谦称自己并不识得古希腊文，对哲学也一无所知，但她说，“我正试图做一件力不能及的事，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
这也如同钱锺书年轻时候，给杨绛描述过的人生愿望，说自己“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在后来一起生活的几十年里，这个愿望，成了他们共同的处世原则。他们尽可能地远离政治，用无功利的读书来抵挡人世间的风风雨雨。现在钱锺书和钱媛离开了，杨绛通过和苏格拉底的“笔谈”，为自己抵挡余下来的风风雨雨。
从 87 岁译注《斐多》到 105 岁去世，对于普通老人，本该是由人照顾、安享晚年的 20 年，对于杨绛先生，却是从未停歇的阅读和工作。她看似纤小瘦弱，却有无尽耐力，做完了很多人一辈子也未必能做完的事情：写作了《从丙午到“流亡”》《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这三本散文集；编订了 8 卷本、共 250 万字的《杨绛文集》；还为自己的代表作《洗澡》续写出版了几十万字的小说《洗澡之后》。
但在生命这最后一程，对杨绛来说还有三件事情，比自己著书立说更重要。
第一件，是帮三联书店定稿出版《钱锺书集》。
第二件，是整理钱锺书生前的读书笔记和手稿，包括中文笔记、英文笔记和日札。钱锺书总是说，这些东西“没用了”。杨绛不这么看，她觉得这是钱锺书一生时间积累下来的知识，对其他学者做研究是有用处的。如何才能保存这些手稿呢？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它们整理出版。
这些手稿跟着他们从牛津到巴黎，从巴黎到上海，从上海到北京，装满了几大麻袋，加起来有 7 万多张，而且因为搬进搬出地，大多数都成了字迹已然模糊的散页和纸片。可以想象，这样的整理工作将有多大难度，何况是对一个年逾九十的老人。每天，杨绛戴上花镜，逐页辨认，仔细剪贴、分类和梳理，再送到商务印书馆去做影印。
日复一日，她不慌不忙，一个人在书桌前做着这些浩繁的工作，边整理，边交付给出版社，一册册地出版。2015 年年底，一整套的《钱锺书手稿集》终于全部出齐，包括《容安馆札记》3 卷，中文笔记 20 册，外文笔记 48 册。
钱锺书刚离世的时候，杨绛曾说：“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哪里去呢？我压根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她尽完了责任。一位和她亲近的三联图书编辑说，2016 年 5月 25 日，听到杨绛先生去世消息的时候真有一种感觉，“好像她就是把钱先生这些事情都做完了，打扫干净了，走了”。全集出了，手稿结集了，杨绛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她要替钱锺书和钱媛，写完他们一家三口约定的书——《我们仨》。这是杨绛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里，最放不下，也最早完成的事情。
本文选自《中国群星闪耀时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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