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我不是潘金莲》并不是一部讨喜的电影，农村、村妇、官场、上访……这些土里土气的符号似乎已经过时，但毋庸置疑的是，它确确实实是一部好电影。以荒诞的手法展现官民矛盾和官场生态，细致入微，头头是道，冯小刚做到了。
《我不是潘金莲》塑造了现代官场众生相：对上级百般欺瞒却总是欺瞒不住，对下属作威作福的县长郑众；遇事先想着要把自己摘个干净的县法院院长王公道；表面上主动要替领导排忧解难，实际上只想升官升职的法院审判长贾聪明；一次次引经据典地跟下级官员放狠话，到真正碰上事端时却无计可施的市长马文彬……
与普通的官场讽刺剧不同的是，在这部故事跨度达十余年的电影里并没有贪官污吏，但被李雪莲“连累”的官员一批又一批，县长、市长、省长个个提心吊胆，被李雪莲吓得团团转。
这些基层官员都没犯什么大错，顶多只是互相推诿怕负责任，其中还不乏依法办事的人，却偏偏把事办砸。这一切，也恰巧说明了官场的文化的“潜规则”——只对上级负责，缺乏面对群众的经验。
在老领导和新干部的私宴过后，县长的保安为了在上级面前显示自己的殷勤、有能耐，将第一次找上门的李雪莲推到在雨中，为的是不破坏领导刚喝完酒的好心情；县长史为民想着注意自己的形象，不要对群众大喊大叫，却还没有经验如何面对群众，所以面对上访的李雪莲，第一反应则竟然是说自己不是县长，落荒而逃……
电影里的小人物李雪莲并不是《秋菊打官司》里可怜执着的村妇，而她本身就不纯的动机，让她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无理取闹的掉的刁民——为了要县城里的房子假离婚，丈夫反悔却又想把房子弄回来，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想钻空子生二胎。
按理说，这样的刁民在法律上并没有什么同情可言，可官员们怕丢了乌纱帽、怕上级的责难，却每到人大会议召开期间停下一切的工作围着李雪莲转，生怕惹得上级不高兴，有理的反而成了没理的，实在是荒谬至极。
而纵观官场，哪些“潜规则”不荒谬呢？
可以说，真正伤害到李雪莲的，是各层级官员对上级指示过度解读，他们过分热情地想要成为可以为领导分忧的阿谀之徒，反而不真正想着如何解决好群众的切身需求。
然而令人恐惧的是，这种官场文化已经流存了很久，懂的人将其奉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高级智慧”，并按照这种规则一代代传下去，俨然“新式太监”。
为何要将这样的官员比做太监？
半个世纪前，随着中国封建王朝的灭亡，宫廷太监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在现代官场，“新式太监”逐渐出现。与需要生理阉割的老式太监不同的是，“新式太监”的被阉割往往是心理上的。
古代帝王总是叫自己的太监为狗奴才，但现代的“新式太监”擅长的是拍马屁。见了哪个领导都是点头哈腰，唯领导的话是从，哄领导开心是最大的本事。小品《巧立名目》中的那句“领导，冒号”说的不是玩笑，而是真实的现象。
不为做好工作为人民服务，而是想着一味奉承领导，这样的官员，不就是太监的现代翻版吗？你又不是领导的家人，却要大小事里里外外跟着折腾，领导爱吃什么爱喝什么、家里的亲戚什么状况全部要了然于心；你又不是领导肚子里的蛔虫，领导一个眼神、一个姿势、一声咳嗽你全部要知道是什么意思。
老式太监的职业操守在于把自己的一辈子卖给了朝廷，而“新式太监”则显得没有职业操守得多。他们往往是在低层时唯唯诺诺装孙子讨欢心，一旦有朝一日被提拔，则瞬间变成了大爷，对下级颐指气使，希望自己的下级像曾经的自己那样毕恭毕敬。这种“遗传”是种病，得治。
官场文化的精髓在于大官压小官，一级压一级，下级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让上级满意。上级英明倒还好，万一哪天出了个混蛋在，整个系统也要跟着一起混蛋起来。院长怕县长，县长怕市长，市长怕省长，省长怕首长，李雪莲直接去拦首长的车，下面的人则要一层层跟着倒霉。
这样对上级一味地奉承不仅使得官员不好好做正事、一肚子的歪心思，更是将所谓的上级捧上了天。更为严重的后果是，高官的意志总是可以越过法律程序，起到更直截了当的效果。
中国官场里一直有一种揣摩文化存在，所谓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领导发话就是圣旨，领导没交待清楚的也不去问，问了仿佛自己就是工作不得力，而只有猜到领导的意思才是领导的心腹。
李雪莲第一次去市里喊冤，市长怕把事情闹大就让先把李雪莲支开，层层意思传达下去却变成了请李雪莲去派出所“喝茶”。层层精心揣摩却将事情恶化，实在是可笑至极。
而当这件离婚案的小事闹到北京，首长一句“这么点小事都能闹到北京”使得省长担惊受怕，生怕惹怒了首长。首长一句话，胜过千万言。层层揣摩下去，才使得市长、县长都受到牵连，丢掉了官职，虽然尽管他们并没有犯下什么错。
《我不是潘金莲》里的官员并不全部是欺软怕硬的坏人，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明白人的，比如首长就知道有些官员是拿着群众的俸禄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比如马市长就认为，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群众负责，就是李雪莲事件悲剧的根源。
只可惜，甘愿被“阉割”的官员太多，能明白简单道理的官员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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