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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策(终章):为什么最后是“独尊儒术”?

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类似于春秋战国五百年从纷乱走向统一的历程,不过是发生在思想界罢了。

(一)引子

公元前140年,一直以沉默是金作为人生格言的时任丞相的卫绾(史载:“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终无可言。”)出一项著名的建议:罢黜研习法家和纵横家之学的贤良,以儒家学说成为选用官吏的标准。

汉武大帝

这样涉及国本的建议想必是得到了皇帝的授意,虽然顺利通过,却依然引起了当年还在世的窦太后严重不满,把这个以老实肯干著称的丞相打发回了老家。但属于汉武帝的时代终将到来,在通过开疆拓土、北击匈奴去展现与秦始皇齐名的能力之前,他还有一件大事要做--统一思想。

六年之后,掌权的窦太后已经去世,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正式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理念(《武帝纪赞》),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具体做法为“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为汉武帝所采纳,从而奠定了儒学作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的先河。

董仲舒作为汉代今文学家(儒学分支)的代表,基于与众多学派争夺禄利之路的立场而提出这样的建议不足为奇,为何以雄才大略著称的汉武帝也会选择儒家作为官方思想,曾经同样显赫的墨家、法家、道家又去哪里了呢?

首先要搞明白一点,汉武帝为何要“独尊儒术”。

背景上而言,第一,汉高祖将儒家定义为仪仗队,生平最痛恨儒生,但后来诸子学说复苏,文、景时期,出现了由无为到有为、由进家到儒家的嬗变趋势;

第二,历经七国之乱的中央王权发现分封制的先天不足,同姓的诸侯王造起反来比陈胜吴广有过之而无不及,必须有深入人心的思想去打破造反的合法性;

第三,皇帝制度建立不过百年,如何有效屏蔽一级服从一级的“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士文化理念和热衷于“以武犯禁的”游侠阶层,让皇权凌驾于所有帝国人口的头上,同时随之汉帝国直辖地区的扩大(岭南、河套、东越等),如何能够实现有效统治;

第四,讲究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被证明只适合休养生息的年代,精力过剩的汉武帝想搞事情,如何突破思想上的桎梏?

基于以上,儒家学说走进了汉武帝的视线。

孔子及七十二门徒

一直以来,儒家看上去都很美,从来不提什么打打杀杀,嘴巴上挂的是“仁政”和“君轻民贵”,是一种对于民众而言很有亲和力的学说。

同时通过自我阉割和重新包装,儒家抛弃了对于周礼制度的盲目推崇,而将重点转向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制约,又衍生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在礼教之上,虽以明显的等级约束,进而出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封建律条。

这一理论最大的功能在于加强人们心中的对于皇帝这一职业的认可,是继法家之后加强中央集权新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仅此而已。

(三)“独尊儒术”的真相

如果认为精明的汉家皇帝会轻易被绑架,那就太天真了。

其实被“独尊”的儒术已非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注意:没有墨家和纵横家)的一些思想。汉宣帝对于皇太子刘奭劝谏重用儒生时所直言之“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周政就是儒家宣扬的理想模式,而汉宣帝言外之意就是儒家的所谓“德教”与治理国家而言还远远不够。儒家不过是思想层面的老大,于政治上还远远不够。

后人总结出“外儒内法”。外儒,给封建统治者披上一层仁德的外衣,内法,则为统治者的专制统治提供了坚强的的后盾。这才是汉武帝的真实选择,之所以明面上推崇儒家,因为法家的很多理念是见不得光的。

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

使人相用则君神,则下尽。下尽下,则臣上不因君,而主道毕矣。

--《韩非子·八经第四十八》

上面两则,第一个指导君王如何用严刑峻法使民众害怕并服从,第二个则是如何驾驭臣子,属于“帝王之术”的范畴。

法家思想是战国实践证明过的最具实用性学说,汉初承袭秦制,自最初温情脉脉的“约法三章”之后,几乎有所秦朝的律例、制度都被完整地保存并沿用下来,同时还有理念。汉朝重用酷吏,如郅都、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等,这些国家恐怖主义的代表绝对是令贵族阶层闻风丧胆的存在。汉武帝也一直要求臣下知趣,犯了错就干干净净抹脖子一了百了,不要劳烦国家机器,更不必去大牢里面受辱。

法家理论的特点就是上不得台面,《韩非子》一书几乎只能对皇帝开放而绝对不可能成为显学,因为官员中不乏有学问见识之人,会逆向钻研出“屠龙之术”,民众读了会直接怀疑皇权的合法性,容易引起类似于秦朝末年的反弹。

所以法家只能做不能解释,在明面上还需要来自儒家的外衣来遮掩,其实法家的思想依然贯穿了历朝历代,尤其在乱世。

(四)落寞的是道家,消亡的是墨家。

道教其实是一种学派,而非宗教,在休养生息的阶段之后道家思想逐渐为中央王权放弃,随后逐渐走上了宗教的道路。

传说孔子曾向老子问道

因为老子过于神秘和缥缈,因此战国时开始一些玩弄神仙方术的骗子拼命往他们身上凑,最终给李耳封了一个太上老君而将其成功绑架,至东汉末年形成了以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为首的众多道教流派,他们都是造反和割据的专业户。太平道闹得太凶,被朱隽、黄埔嵩、曹操和刘备一干牛人剿了干净,而五斗米道被曹操所收编,后来的教主孙恩、卢循还差点砸烂了苟全于东南的东晋小朝廷。

再后来道教不再闹腾,转而开始于封建王权建立合作的关系。至南朝时寇谦之(寇天师,四大天师之一)和陆静修的改革使道教教规教戒、斋醮仪范基本定型,各种规章制度全面系统,同时也得到了皇权的认可和扶持。

今天的两大流派,全真教因为长春子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特殊关系而备受关照,形成了今天影响力最大的道家流派,而正一道则是道教实际祖师张道陵第四代孙张盛在三国或西晋时赴龙虎山定居并传承而来,今天虽已无天师,但道场和影响力仍在。

总之,道家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成为了宗教,而不再是庙堂之上的专门学问了。

在道家之前,墨家先走向了消亡。

墨家曾经很牛。在战国时学术上与儒家并称为“世之显学”,规模上信徒数万,完全构成了政党和维和军事集团的规模,有着媲美儒家的影响力和群众基础,也是唯一有机会走上与儒家全面PK的学派。

然而就没有然后了,墨家自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就逐渐销声匿迹,只留下了传说。

墨家的政治理念有“兼爱”、“非攻”、“尚贤”、“节葬”、“节用”等都非常的先进和实用,但却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天下大势背道而驰。墨家对于战国时诸侯国的大部分行为都看不惯,天天专注于抬杠和拆台,同时也是儒家的死敌,天天抓儒家的小辫子来批判,而这一点使之几乎丧失了大一统格局下并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墨子对于“君权”不屑一顾,甚至要求推选“贤者”来担任,直接质疑君王存在的合理合法性,从而导致了与君权的对抗。

墨家弟子和秦孝公剧照

在小说《大秦帝国》时就有墨家想诛杀秦孝公这个“暴君”的情节,想必嬴渠梁唯唯诺诺的背后必定心中是万马奔腾:老子发达了一定要收拾你。

王曰:“善哉!虽然,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

于是见公输盘。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

公输盘诎,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

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

楚王问其故。

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

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墨子·公输》

从短文中看出,公输班和楚王其实都对天天拆台搞维和的墨子起了杀心,之所以没有实施一方面在于实际效果不大,一方面在于对于名声的损害太大。

纵横家的消失则毫无意外,这群专门耍嘴皮子的家伙一方面缺少了群雄并起的格局和舞台,一方面“人心不古”,大家都不再好忽悠了。

(五)真相

最初的皇帝几个皇帝都是明白人,最终实施“罢黜百家”是汉宣帝的蠢儿子刘奭,这位长于深宫的太子被儒生们反复洗脑,即位后重用儒生。从此儒学不仅在思想界,而且在政治上均取得统治地位,由此德治压倒刑治,成为此后历代统治者治国的主要方式。然而不出意外,西汉也在五十余年后亡于披着“周公”外衣的王莽之手。

总之,曾经热热闹闹的诸子百家们从此逐渐远离了庙堂,随之剥离的还有许多曾经出将入相的各派代表人士。

其实儒家和墨家都不如法家更匹配春秋战国的乱世,也曾都不受人待见。韩非子说过:“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儒家所谓“仁”在君王看来不知所云,最多能够拿来装点门面,因此孔子周游列国而不被收留;墨家天天抬杠坏事,早就上了各位“王”的黑名单,只是时候不到罢了。但对于二者的憎恶还是有区别的,对儒家放在心里,对墨家写在脸上。

秦始皇之后就是儒墨两家的分叉口。儒家自汉初孙叔通开始拥抱皇权,积极改造自身理论体系,终于因汉武帝之后的“独尊儒术”走上神坛,两千多年与封建皇权休戚与共并各得其所。而墨家则不可避免地消亡在历史的长河中。

儒家作为官方思想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中央集权力度与可控制区域成正比,辅以郡县制、察举制和督查体系,社会从流行了两千年的宗法封建制度逐步进入皇权独大的皇权社会,极大削弱了地方离心势力的存在。第二,大一统的理念继法家思想流行后进一步深入人心,消除了长期甚至永久分裂的可能,大家都把统一中国作为青史留名的终极功劳。

但其实不管承认与否,我们每个人都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个体,生活在儒家渗透至所有角落的社会,生长在儒家打造的社会道德体系当中而不自知。

(六)总结

《先秦策》的最后一篇为什么要说汉朝和儒教呢?因为先秦这样一个大时代不会以地理上的大一统而走向结局。自秦朝至西汉初年,人们的思维意识还停留在战国时代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认识上,对于高高在上的皇帝并无太多认同。

信如尾生

春秋战国时群雄战乱导致了对于人才的渴求,从而带来整个社会对于“士”极度尊重的风气,士也好,诸子百家也罢,当时都有发展生存的社会基础,怎么着也能去孟尝君门下或者稷下学宫混口饭吃。同时这也纵容至这一阶层的无法无天,无君无上。

之所以“战国四公子”各自养那么多酒囊饭袋,在于这群人得罪不起,毕竟嘴巴太多,信息又广,得罪开来“三千门客”的名声就凑不齐了。

进入大一统时期,由于对于用人权的垄断,导致官家不必再放任诸子百家畅所欲言,转而定向寻求匹配统治基础的学说。

而自汉武帝伊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是切中了这一要害,通过思想上的统一而打造一个“头脑中的皇帝”,从而消弭威胁皇权的一切不利因素。侠和士并没有消亡,却逐渐走向了驯服。直至《三侠五义》中陷空岛的五条好汉在皇帝面前五体投地,一口一句“罪民”的时候,可见这表现上的侠已经深深战栗与皇权之下了。

至此,先秦这个伟大的时代终于全面落下的帷幕。

先秦好与不好,我不好替别人判定。但这个“凡有血气,必有争心”的时代读来总是令人荡气回肠的,那群“轻生死、重然诺”的“侠”和“士”代表着中国先民对自由的追求和坚守,参与百家争鸣的读书人们也都曾经带着骄傲肃立于王庭之上,短短三百年的成就成为了后世两千年而不能逾越的思想高峰。曾经奔走于朝堂的策士,曾经敢为人先的改革者,曾经轻生重义的门客,曾经一诺千金的豪客,曾经运筹帷幄的庙堂,曾经金戈铁马的将军们,终将在历史舞台上无奈地谢幕,流传下来的只有无限的追忆和唏嘘。

“好想穿越一把啊!”凉州七里于公元二零一九年初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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