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时，林则徐曾经送给左宗棠一副对联：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这副对联的上联用典来自《兰亭集序》，下联来自《左传》。上下联表达了对左宗棠学识的钦佩，或许还暗示着视左宗棠为知音的意思，毕竟林本人也是“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中的一员。对联中所谓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是中国古代著名典籍，不过，如今已经读不到了。
曾经存在过“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证据，实际上只有一条，见之于《左传·昭公十二年》，发生在子革与楚灵王的交谈之中：
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不管是倚相还是“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传》中都只提过这一笔。楚灵王赞扬左史倚相能读懂这些典籍，说明在他的意识中这些典籍是极其晦涩、极其难读的。
之后的史书和文学作品中常常提到“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甚至形成了“坟典”、“坟策”、“坟索”、“坟丘”、“坟史”这些特殊的名词，陆机《文赋》有名句曰“颐情志于典坟”，实际上陆机很显然“没说实话”，因为“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在汉代时就已经失传，《汉书·艺文志》和《七略》等等都没有提到三坟五典，魏晋时期的陆机是读不到的。
陆机
宋朝居然又发现了“古三坟”，其《后序》说是唐末一位隐士，“隐于青城之西，因风雨石裂，中有石匣，得古文三篇”，这个故事怎么看都不像是真的。此外，毛渐《三坟序》说是他在宋元丰七年得之于唐州民间，与毛渐同时的张商英也自称得之于民家。一部已经失传上千年的古书，在宋代却频频出世，而且出世方式怎么看都有些荒诞不稽，因此“古三坟”从被发现时起就被视为张商英等人伪造，这里略去不谈。
在后世，坟、典、索、丘作为著名的又艰深的古书，常常作为对博览群书的称赞，但因为仅有《左传》这一个孤证，导致后来对其的解释仅仅是“上古之典籍也”、“谓书籍也”、“古之典籍也”、“谓书也”、“谓古代之书史也”。那么，通过《左传》和先秦的其他典籍，我们能够对“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知道些什么？
《左传》中的这条记录，是春秋时期已经存在这四种典籍的证据。问题在于，这些书究竟是什么书。这还要从《左传》的原文来看。当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时，子革回答说：
（子革）对曰：“臣尝问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臣问其诗而不知也。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
从这段话能看出一些信息：
首先，子革是知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存在的，因此楚灵王以此向他夸口倚相的博学多识；
其次，这些典籍的语句恐怕很艰深，读起来很困难，以至于“能读”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
再次，子革不但知道这些书，而且大概知道这些书写了什么。毕竟子革并不是楚国本土大臣，而是郑穆公之后，从中原地区流亡到楚国，其见识远远胜过楚灵王。他回答楚灵王说，我曾经问过倚相，但他不知道《祈招》的诗句，“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如果要问他比周穆王更远的事情，他又怎么会知道呢？子革的言外之意，倚相多半也是读不懂的。
这样看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比周穆王时代的《祈招》更久远，而且应当是记录先圣先王事迹的叙事文学。根据《左传》中透露出的信息，已经足够我们对历史上曾经出现的说法作出一些简单的判断。以三坟为例：
第一种观点，认为是古代圣人、先王所作之书或记录其事迹的，郑玄认为三坟五典就是《周礼》中外史所掌三皇五帝之书，贾逵说：“'三坟’，三皇之书；'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王之法；'九丘’，九州亡国之戒。”唐代孔颖达《正义》引汉代孔安国《尚书序》的说法，讲得更加详细：
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
第二种观点，认为三坟是“天、地、人”等与天地运行之道有关的事物。比如《白虎通》说:“三坟，分也，论三才之分天、地、人之始也。”马融说：“三坟，三气，阴阳始生天、地、人之气也。五典，五行也。八索，八卦。九丘，九州之数也。”
第三种观点，认为三坟就是“三易”。明人所刻《汉魏丛书》中载有《古三坟·爻卦八宫分宫取象歌》，声称古三坟是山坟(连山)、气坟(归藏)、形坟(乾坤)，其实就是所谓连山、归藏、周易之三易。
请读者根据子革所透露出的信息，选择其中可能性较大的一种。
关于三坟五典等书的解释，在汉代时就已经有各种不同说法，但每一家都是臆测（即使孔安国、郑玄的说法，仍然不算可靠），公元三世纪的学者杜预出于谨慎起见，只解释为“皆古书名”。至于这些古书究竟是什么内容，他拒绝评价。
于是杜预的“皆古书名”之说反而成了“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最可信的解释。唐代孔颖达也说：“此诸家者各以意言，无正验”，他也觉得这些说法完全不能验证。
衡水孔颖达文化公园的孔颖达像
时至今日，即使学者们的研究方法更丰富、研究能力更强大，对于这种只在文献中存在一个孤证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仍然阻力重重。我们只能尽量回到先秦书籍之中去寻找所谓坟、典、索、丘可能的意义。
《辞海》解释“坟”为“本指高出地面的土堆，后专指坟墓”，坟在先秦时还有高地、高起之意，郑玄说“土之高者曰坟”，即是如此。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有“高台迷恋”， 高台可以观天象、察四时、祭鬼神，具有神秘意义，凡重要建筑如宗庙、王宫，往往建于夯土台基之上。东周时期，齐临淄有“桓公台”，燕下都有“武阳台”、“张公台”、“老姆台”，楚纪王城有“皇台”，赵邯郸有“龙台”。此处的三坟很可能与高台崇拜乃至山崇拜有关，而这些崇拜与先祖、先王、先圣有所联系。
再看“典”。《尚书》有“尧典”、“舜典”，因此也有认为《尚书》即“三坟五典”之残留的。典有重要文献之意，《周礼》说“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典也有“主管”之意，《周礼》中有“典妇功”等职务。《礼记》说“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即说这六“大”掌管六典。
需要提醒的是，商代卜辞中记载的宗、祝、卜、史和贞人等均属于巫觋，晁福林先生指出，商代王权要受到方国联盟、神权（体现在贞人权力上）、族权（子姓族众权力）三种势力的制约，而从甲骨文可见武丁至廪辛时，贞人多为各部族首领，他们可以利用占卜权力左右王朝军政大事，限制王权。李雪山在研究商代封国方国时也指出，商代的封国(包括一些方国首领臣服受封者)首领一般要来商王朝为王服务，担任贞人等诸多官职，为商王尽作臣下的义务。西周初期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商代既成的制度，这“典司六典”的六“大”，很可能也有分土而治的首领身份。
接下来是“索”。 “索”在古代典籍中除了“绳索”之意以外，也常常出现在一些与祭祀有关的文句之中。如《礼记》中所描述的蜡祭：“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这里的“索”在译注时通常作“寻求”解释，《周礼》中的“国索鬼神而祭祀”，“方相氏……索室驱疫”，《礼记》中的“索祭祝于祊”，“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其中的“索”以常常作搜寻、求索解释。
值得注意的还有两处，其一，“八索”也曾出现在《国语·郑语》之中，“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这里的“八索”通常理解为身体的八个部分。其二，《左传》中叙述周初分封诸侯时，对殷遗民“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对夏遗民“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杜预注解此处的“索”为法令、制度之意。《国语》与《左传》中这两处“索”与《左传》中的“八索”有没有联系，还难以确定。
“丘”本指土山，《尚书·禹贡》说“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亦可指坟墓，《周礼》“以爵等为丘封之度”，战国时期中山国王陵的兆域图中即将墓上封土而形成的高台称为“丘”；还可以指某废墟，《楚辞·九章》中，屈原说“曾不知夏之为丘兮”；此外，还是某种划分土地的单位：《周礼》说“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无论是哪种解释，丘都是某种与地理有关的词。
中山王陵 M1 上享堂复原图
以上就是我们从先秦典籍中所能了解到的坟、典、索、丘了。
从前文所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古代典籍，可能包含了古代帝王、名臣的传说，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时留下的一点火光，它们的佚失无疑是令人非常遗憾的。
不过回到《左传·昭公十二年》的语境，会发现左史倚相和这些古代典籍只是充当了楚灵王和子革的一个“道具”。这个“道具”实际上暗含着这样的文化心态：
楚灵王杀了侄儿之后自立为楚君，是春秋时代有名的穷奢极欲、无知狂妄之君。他在谈到左史倚相之前，对周康王分赐给齐国、卫国、晋国、鲁国宝器却未给楚国先王熊绎而耿耿于怀（当时楚国地位很低），以至于想要“使人于周，求鼎以为分”，要求周室将九鼎送给楚国。此外，他还想要从郑国索取许国之地，因为“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用现在的话说，“未免太自信了一点”。
楚灵王抬出左史倚相，只不过想说明楚国如今已是文明之邦，自己的大臣是一流的大臣，堪与中原诸国争锋。楚国地处偏远，比中原政权眼中的“南蛮”强也有限，原本不被中原诸国视为正统，但如今楚国力量强大了=，难免想要证明自身的文化地位，因此左史倚相和“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就成了楚灵王论证自身合法性的重要依据。
春秋地图
但这个依据却被子革无情地嘲讽了。子革说，这位左史倚相连著名的《祈招》之诗都不懂，怎么会懂得更早的事情，实际上视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为谰言，毫不留情地否定了楚国的这种自我想象。《左传》说想象破灭的楚灵王受到了巨大的精神打击，“王揖而入，馈不食，寝不寐，数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难。”这恐怕是一种夸张，楚灵王根本不是因为子革的一番话就幡然醒悟的人。
这就是“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所出现的语境，它其实只是楚灵王借以证明楚国文化水平、文化地位的工具，隐隐表现着楚国对融入甚至主导中原文化圈的渴望。它从本质上来说，“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只是中原历史和文化的象征。至于它的真正内容，其实并不在楚灵王所关心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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