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诊断，中医辨证，中药为主

裴正学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中西医结合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甘肃省首批名中医，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生导师，甘肃省中医院首席专家。近日，受甘肃省中医院的邀请，裴正学教授做了“关于中西医临床结合”的学术讲座，从诸多方面生动阐释了当前中医和西医应该如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并对今后的共同发展提出了真知卓见。笔者根据录音，将其整理如下。

一、中西医两种理论体系的起源

中医和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科，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完全不同的特点。中医是农业和手工业的产物，而西医则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从扁鹊到现代著名中医萧龙友、蒲辅周、岳美中，他们始终是在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基础上行医，这个经济基础无法为他们制造出先进的诊断工具，他们行医的工具主要是一个枕头和三个指头。而在16世纪以后，西方有了资本主义萌芽，采矿业、玻璃工业、机器制造业、冶炼业等的发展，为西医提供了先进工具，于是西医学就从古罗马医学的母体中脱颖而出，借助于大工业的发展而阔步成长。

16世纪之前，东西方医学的发展基本相同。公元前4世纪，在地球东方的中国出现了以孔子为首的文化人，他们中有孟子、荀子、墨子、韩非、扁鹊等，其中的扁鹊是一位著名的医家；而地球西面的古希腊出现了以苏格拉底为首的文化人，他们中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毕达哥拉斯、希波克拉底等，这批文化人中希波克拉底是著名的医学家。无独有偶，东西方医学的发展是如此相似。

希波克拉底的《希波克拉底文集》共70卷，是一部伟大的医学著作，希波克拉底和他的文集奠定了西方医学的基础。此时，中国的《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的基础。在学术思想方面，《黄帝内经》提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希波克拉底文集》提出了事物的两个对立面学说、气火水地四元素说，二者都是采用逻辑推理的方法，都没有借助现代大工业的发展，其理论框架极为相似。

200年之后，西方医王——盖伦诞生，他是一位伟大的医学实践家，他一生著作137部，流传于世的只有两部——《论解剖过程》、《人体脏器功能》，他将希波克拉底的理论和临床实践相结合，使其成为西方医学的经典，代表了古希腊医学的顶峰。与此同时，中国出了个张仲景，他把《黄帝内经》的理论和临床实践相结合，著成《伤寒论》16卷，他在《伤寒论》原序里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他被东方称为医圣。一个医王，一个医圣，可见历史的长河是何等的相似，医王和医圣的所有论著都是逻辑推理的产物，都没有受到大工业的洗礼，因而从内容到形式都极为相似。

此后东西方均出现了重大变革。在公元1年，耶稣的诞生促进了神学对西方世界的统治，使西方医学发展停滞了1000多年。东方在张仲景之后，各代王朝都以孔孟思想为其统治思想，东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了“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教。可见大家都信奉孔孟之道，侍四书五经，视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技。历代政府只提倡科举制度，不重视科技发明。中医在儒家理念的范畴之内只能按原有逻辑推理的思维缓慢发展。如此而言，这两种医学都是遇到了阻碍其发展的历史事件。

二、西医重视微观，中医重视宏观

转眼到了16世纪，首先在西方出现了采矿业，接着出现了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工业革命，这种新的生产力突破了旧的生产关系，使大工业出现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医学上相继应用了放大镜、显微镜，使西方医学逐渐向微观发展。1665年，英国人罗伯特虎克用自制的100倍放大镜看到了软木塞的细胞结构。1670年，荷兰人列文虎克用270倍放大镜看到了横纹肌细胞，1805年，德国生物学家L·奥肯用自制的300倍放大镜，观察人体不同的组织，并第一个提出了类似细胞的概念。1833年英国植物学家R·布朗在植物细胞内发现了细胞核。到19世纪30年代，施莱登提出了细胞学说，翌年施旺提出“所有动物也是由细胞组成的”，对施莱登提出的“所有的植物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的观点进行了补充。《细胞学说》在此基础上快速发展。20年后另一位德国科学魏尔肖作出了重要的论断：所有的细胞都必定是存在的活细胞。他在1858年出版的《细胞病理学》，为西方医学打开了微观世界的大门，至今仍然被西方医学视为经典。从此西医从逻辑推理转向了实验研究，从宏观向微观过度。与此同时，中医还是依照祖先的旧制辨证论治，没有看到微观，只能从宏观上对疾病进行分析。《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内经》“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仍然是中医宏观辨证的大原则。《灵枢·岁露》曰“人与天地和参也，与天地相应也”，《素问·五常大论》曰“必先岁气，勿伐天和”。故中医将人体看做是一个整体，同时认为人和宇宙也形成一个整体。

三、西医重视病原的致病性，中医重视机体的反应性

17世纪末，匈牙利产科医生塞梅尔威斯认为，产褥热是由于围产期感染了腐败物质而形成。18世纪初，英国人里斯用石碳酸消毒手术器械之后，手术感染机会大大减少，他认为石碳酸可以杀灭微生物。18世纪晚期，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发现了炭疽杆菌，并提出了巴斯德消毒法。在工业革命之后，新的生产力突破了旧的生产关系，各领域都突飞猛进发展。德国伟大的细菌学家柯霍和他的学生革兰于19世纪初期发明了细菌培养基和细菌染色法，从此西方医学将注意力转到了病原的致病性，人们开始研究如何去杀灭微生物。1929年，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这是个非常伟大的发明，它将大量的感染疾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之后，越来越多的抗生素产生，氨基糖甙类、大环内酯类、头孢类、喹诺酮类等相继出现，效果也越来越好，西方医学在病原的致病性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夫人禀五常，皆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若五脏元真畅通，人即安和。客气邪风，中人多死，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中医始终没有机会借助现代大工业提供的先进设备，对病原致病性的认识仍然以外因、内因、不内不外因为圭臬，仍以风寒暑湿燥火为六淫外因，喜怒忧思悲恐惊为七情内因，然而所有这些都没有实验研究的依据，只是从机体的反应性入手。这种现状直到温病学诞生，吴又可对此产生了疑问，他说“戾气者，非风、非寒、非暑、非凉，亦非四时交错之气，乃天地间别有一种戾气”。

西医病原观飞跃的进展是件好事，但是他们在深入研究微观的同时，却忽视了宏观的重要性，而他们所忽视的宏观恰是中医之所长。

西医重视局部，中医重视整体

现代医学乘坐了现代科技的快车，使其突飞猛进，尤其利用现代大工业提供的先进仪器，对疾病的局部了解得一清二楚。原子弹的爆炸为医学带来了X光机，核素的发明为医学带来了PETCT、ECT，电子计算机的产生为医学带来了CT等。尤其是各种内窥镜的产生应用使西医对疾病的局部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没有为中医带来多大的帮助，X光看不见相火妄动，电子计算机看不到木火刑金，中医始终还是延用传统的整体观念诊病。这些整体观念因为时间悠久，又是临床实践的产物，在临床上能够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比如“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心烦喜呕，默默不欲饮食，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硬，或心下悸，或小便不利，或不渴者，身有微热，或咳者，小柴胡汤主之”。分析上条经文我们发现，所有介于急性和慢性之间的亚急性炎性症候群，都可概括到小柴胡证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小柴胡所代表的症状就是一个亚急性的炎症综合征，即少阳七证，包括了泌尿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心血管系统、妇科等的慢性感染。这个观点最先是由日本人提出的，在国内并没有太多的人提出这个观点，因为多数中医还是看重古人，认为中医越纯越好，排斥中西医结合。再比如“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桂枝汤为什么称之为群方之冠？其气上冲者可用桂枝，其气不上冲者不可用桂枝又是什么意思呢？气就是冲气；冲气有二，一是肺气上逆，二是胃气上逆，所有这些都是副交感神经兴奋的表现。胃气上逆是胃的迷走神经兴奋，5-HT分泌过多，引起恶心、呕吐；肺气上逆也是同样的道理，乙酰胆碱大量分泌会导致气管痉挛，引起哮喘。总之，桂枝汤解决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是中医的一大强项。西医重视局部，然而却在一定程度忽视了整体对局部的影响，这就给中医的整体观留下应用空间，桂枝汤、小柴胡汤之所以长用不衰，就是这个原因。

综上所述，西医乘上了现代科学技术之快车，在局部、微观、病原的致病性三个方面长驱直入，使自身成为现代科技网络的重要一环。然而中医却始终没有乘上现代科技之快车，要知道，在现代科技网络系统中任何一环的进步都会带动其他多环的进步，故西医能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而发展，与时俱进，而中医却没有这一优势，不能随着现代科技同步前进。但是当代西医在局部、微观、病原治病观方面风驰电掣般前进的同时，他们在事物发展的另一方面却留下一个隐患，那就是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整体、宏观、机体的反应性对疾病发生和发展的作用，这就给中西医结合的前程展现了光明前景。

四、西医诊断，中医辨证，中药为主，西药为辅

为能够寻找一种合适的手段去解决中西两种医学的关系，医学家提出了中西医结合的理念，然而在具体结合的过程中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解放后我国虽培养了一大批西学中的人才，但在中医内部仍然思想复杂、观念混乱，仍然有些同志认为中医越古越好，越纯越好，对于中西医结合提出质疑和否定，这种思维就类似于“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我提出的中西医结合的思维是“西医诊断，中医辨证，中药为主，西药为辅”。“西医诊断”就是利用现代医学的先进诊疗工具，让中医也乘上现代医学的快车，与时俱进。没有西医诊断就进不了现代医学的科学殿堂。就拿脑病科而言，假如你不了解西医诊断，那么如何去辨证呢？椎体系病变、椎体外系病变、脱髓鞘病变、运动神经元病变、神经炎、神经根炎、小儿AFP、脑卒中等如何去辨别，对脑神经、脑血管、脑结构没有丝毫认识，就无法进行接下来的辨证论治。所以必须在西医诊断清楚之后，才能利用中医对症下药，对于脑病科的患者利用活血化瘀、软坚散结等药物，重用龟板、鳖甲、龙牡以及虫类药物，均能取得很好的疗效。比如缺血性脑卒中的诊断，只有通过阅读CT、MRI片之后，才能去辨别缺血性脑卒中出血的部位、时间、程度，并和其他疾病相鉴别，如果单纯利用中医去治疗，就如盲人骑瞎马，无法正常开展诊疗。

在明确西医诊断的基础之上，再进行中医辨证。“中医辨证”就需要医者能够熟读经典，博览医书，了解各家学说，对各家的方药通读研究，完整记忆。经典方药是前人多年来经验的结晶，我个人认为尽量采用全方，不然会将方药的精髓舍弃，达不到预期的临床疗效。西医诊断明确后的中医辨证，在医生思维中自然地将西医的微观、局部观、病原观与中医的宏观、整体观、机体反应观有机结合，把对疾病的整体认识上升到中西医结合的认识水平，由此既克服了传统中医忽视局部的不足，又纠正了单纯西医忽视整体的偏向。更重要的是，久而久之，中西两种医学在认识上会出现许多结合点，这种结合点是两种医学在认识上相通的部分，预计这种结合点先由临床提出，再通过实验研究证实，待其回到临床时，该论点已为人们所公认，既具现代中医特色，同时又属现代科技的组成部分。随着这种结合点的逐渐增多，中西医结合也由点到面，向更深层发展。西医诊断和中医辨证的结合，所形成的综合认识为中医辨证拟方创造了更确切的基础。“中药为主”必须和“西药为辅”结合起来看，即突出中医方药的治疗作用，也就是说在中西医结合的基础上凸显中医，进而发展中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