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执中致和源自《中庸》

孔令俭 毕允利 王安莉 山东省曲阜中医药学校

《中庸》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此前的儒家言论，包括主要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在内，多就日用伦常发表议论和观点，像《中庸》开宗明义地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玄思理念，是从未有过的。也就是说，把儒家的思想学说上升到文化哲学的高度，《中庸》是第一篇。再则，中国古代文化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观念得到哲学的论说，也是由《中庸》所开启的。至于《中庸》的主旨为何，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有不同的认识与侧重。

如东汉末期学者郑玄认为《中庸》一文主旨是讲“中和之为用”。南宋朱熹则认为《中庸》主旨是讲“孔门传授心法”。北宋学者周敦颐则把“诚”作为《中庸》中最重要的概念。

前文曾说，《中庸》是我国古代文化哲学史上第一篇把儒家思想上升至哲学高度的著作，应该说这只是它一方面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如朱熹所说，《中庸》还是一篇专门讲求儒学“心法”的著作，即它是解决儒家学说中思想方法的重要文章，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中庸思想渊源

中庸之“中”，有中正、中和、不偏不倚、不过无不及等义，“庸”有平常、常道、用等义。“中庸”合称并不是首出《中庸》之文，其首见于《论语·雍也》篇中的“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也就是说“中庸”这一概念乃孔子第一个提出。

但是中庸思想却与尧舜禹三代政治中的执政理念及方法有渊源关系。《论语·尧曰》篇第一章就记载了尧禅帝位时的告诫：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穷困，天禄永终。”

“允执其中”就是尧对舜要求其在执政时必须恪守中庸之道。

《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大禹谟》篇中记载了舜禅帝位与禹时亦有同样内容的告诫：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允执其中”与“允执厥中”在语义上是没差别的。舜同样要求禹在执政时必须恪守中庸之道。当然，这种中庸之道在三代时应该仅具有政治涵义。

但到孔子所提中庸之道时，其涵义已经突破政治范畴而切入到全社会的日用伦常领域中了，再到子思著作《中庸》一文时，其意义已上升至文化哲学范畴，发展成为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方法论了。

《易经》里的中庸说

此后，孔子后学们也运用中庸思想解释《易经》，使《周易》具有了浓厚的儒家学说中的“用中”色彩。

如《讼·九五》：“《象》曰：'讼元吉’以中正也。”意为筮得此爻，从爻象上看大吉，因为此爻象人能守中正之道。《临·六五》：“《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意为筮得此爻，从爻象上看适宜于大君的行为，因为此爻象人能够推行中和之道。《大壮·九二》：“《象》曰：'九二贞吉’，以中也。”意为筮得此爻，从爻象上看吉利，因为此爻象人能守中道。《益·彖》：“'利有攸’中正有庆。”意为筮得此卦，有利人们的行动，因为人们能够处在中正的位置上。（以上引文均见《周易大传今注》）

纵观整部《周易》，守中庸之道，行中正之事，求中道之正，致中用之和成为它的基本思想方法和基本原则。所以北宋程颢、程颐认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二程遗书》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

对中医理论影响深刻

正是在先秦、两汉，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对中医药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全面深刻的影响，使中医药学无可否认地具有了儒家中庸思想的鲜明特色，而“用中”、“求和”的医疗原则正是这一特色的具体体现。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历史发展至宋、元、明、清时期，在新儒家“理学”的强势影响及浸润中，“用中”和“求和”医治思想在中医药学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更深入、更广泛地运用，使中医药学上升至一个新高度。这一特点在这一时期中医流派的形成与成熟过程中得到深刻印证。

中医药理论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可谓博大精深。虽然如此，但其中最具基础性的还是“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取象比类”、“司外揣内”的藏象学说，阴阳互根、互动、互应、互相生化制约的生理、病理观，五行间生化克制的系统性的病机论，以及“执中致和”、“补偏救弊”的辨证施治原则。

这几者虽然有各自的功能，但“致和”是医治疾病的最终目的，“执中”是医治疾病过程的基本方法。所以，受儒家中庸之道影响而形成的“执中致和”的思想在整个中医药理论体系中就不能不具有格外重要的位置。

中医理论认为，“和谐”、“平衡”乃是人之生命存在身体健康的前提和基础，这一点在中医药理论形成时期就已经得到确认，如《黄帝内经·素问·调经论》曰：

夫阴与阳皆有俞会。阳注于阴，阴满之外，阴阳均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

“平人”即是身体各器官部位处在平衡和谐状态的健康人，其特点就是阴阳平和。而这种平衡和谐被破坏，人就要生病了。《素问·调经论》接着指出：

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生之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

人之患病，就因为人体之阴阳出了问题，导致阴阳失和失平，也就是所谓阳（如六腑）生了邪气，阴（如五脏）生了邪气；这是因为阳受到外部风雨寒暑的影响，阴受到人自身不良生活习惯的影响，因而导致阴阳失和而生疾病。人患疾病因为人体之阴阳失和失平，故而需要有针对性的调节治疗。以使人体之阴阳恢复至和谐平衡的状态。《素问·调经论》接着论道：

五脏者，故得六腑为表里，经略肢节，各生虚实。其病所居，随而调之。病在脉，调之血；病在血，调之络；病在气，调之卫；病在肉，调之分肉；病在筋，调之筋；病在骨，调之骨。

这是告诉人们，医者治疗病患须先诊其病源所在，然后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措施医治，使患者身体（包括精神）达到一个“适中”的程度。

再如《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篇》就论述了六气司天、在泉、有正化、胜复等变化，以及其所致疾病的症状、诊断和诊法、治法等内容，其中在治法上特别强调“用中求和”的治疗原则。其文曰：

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折之，不足补之。佐以所利，和以所宜。必安其主客，适其寒温。同者逆之，异者从之。……木位之主，其泻以酸，其补以辛。火位之主，其泻以甘，其补以咸。……太阳之客，以苦补之，以咸泻之，以苦坚之，以辛润之。开发腠理，致津液，通气也。

中医理论认为，人之身体理想的状态就是保持“适中”，诊断过程就是找出身体的哪部分出现了“失中”，治疗原则就是“执中”，治疗的最佳效果就是“治中”。“中”者，不偏不倚，不多不少，不卑不亢，恰到好处，人体各种功能达到最佳状态，亦即所谓“和”，亦即达到《黄帝内经》所谓的“平人”。《黄帝内经·灵枢·始终》有言曰：

所谓平人者不病。不病者，脉口人迎应四时也，上下相应而俱往来也，六经之脉不结动也，本末之寒温之相守司也，形肉血气必相称也。是谓平人。

自《黄帝内经》成书后，中医药理论不断被实践检验、不断被丰富、提高，实际上，这就是一个积累和扬弃的过程。通观这一过程不难发现，“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取象比类”的藏象学说，“五运六气”说，“四诊”方法等都有了很大变化，“五运六气”说甚至被不少医家怀疑、否定，而独有“执中致和”之治则始终不变。

因为，即使从现代医学理论看，它也是符合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及病理学的。尽管它的概念术语及论述方法不同于现代医学，但其本质、精神、原则与现代医学并行不悖。这也恰如传统的中庸之道对于现代人的思维、对于解决现实世界问题仍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一样，都属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全人类共有的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