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水浒传》以招安为结局的必然性
中文05成本班 余建华（铅山 ）
内容提要：我国古典长篇白话章回小说《水浒传》中的“招安”问题。自该小说问世以来，历代众家对其发表过议论与评价。有对水浒英雄们“替天行道”、“忠义双全”大加赞赏，但却对以宋江为首的领导者，走了投降路线（招安），造成众多英雄命运的历史悲剧而批判，指责的；有对水浒英雄们（尤其是指宋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接受“招安”，其主观愿望是为了“平虏，保民，安国”这种爱国的正义举动大加赞赏的；也有对以上观点采取折衷办法的。
本文是想从宋江起义和招安史料上有明文记载；民间传说、话本，宋人的笔记和元人杂剧等文艺体裁的文字记录；以及作品本身结构，创作规律和作者主观创作意识。这三个层面来谈一谈对这部书，最终以梁山好汉被朝廷招安的结局的必然性，作一些粗浅的探索。
关键词：水浒英雄 招安 历史的必然性 文学创作的规律性 作者思想的动因力
中国古典文学小说——《水浒传》是一部累积型白话长篇章回小说。它的出现，标志着讲史与小说的合流。它内容与体裁既来源于小说，但又不全是小说的继承，同时还采用了长篇的讲史体制，从而把讲史与小说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招安”问题历来是众写手的“金字招牌”。无非或褒，或贬，或折衷。笔者今天不想再走他们的老路子，仅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猛子”精神，和近二年内在学校收集到的一些资料，也就斗胆地想从三个小层面浅议《水浒传》以招安为结局的必然性。以求教
一、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和招安（投降），史书上有明文记载
《水浒传》是作为一部小说流传在读者中间的，但它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又并非完全出于虚构。大凡熟悉宋代历史的人，都能在宋史典籍里见到几处零星记载着宋江与方腊的起义（叛乱）的内容，只不过文字简略罢了。
北宋徽宗宣和年间，我国北方爆发了一场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叛乱）。历史上的宋江起义与南方方腊起义约略同时。关于这次起义，《宋史·徽宗本纪》，《张叔夜传》，《东都事略·侯蒙传》等史籍都记载极为简略，关于宋江等人的结局，或言擒之，或言降之，互有出入。
《宋史》卷二十二《徽宋本纪》云：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宋史》卷三百五十三《张叔夜传》云：……以徽猷阁待制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动巨舟十馀，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南宋人所撰野史中述及宋江等事迹的，如王稱《东都事略》卷一百零三《侯蒙传》云：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谿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帝曰：“蒙居闲不忘君，忠臣也。”起知东平府，未赴而卒。
李焘《续宋编资治通鉴》卷十八云：宣和二年十二月，盗宋江犯淮阳及京西，河北，至是入海州界，知州张叔夜设方略讨捕，招降之。
李zhī《十朝纲要》卷十八云：宣和元年十二月，诏招抚山东盗宋江。又云：（三年六月），辛丑，辛兴宗与宋江破贼（指方腊）上苑洞。
由以上各项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或者说可以证明北宋末年确有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于河、朔，京东一带的事实，且声势浩大，其结局是梁山宋江一伙招安了（也就是投降了），做了正规军去替朝廷出力了。这些史料固然简单、单薄一些，但其大体方向是一致的——起义军招安了。只不过《水浒传》的作者把它演义出更加轰轰烈烈一部大起义小说罢了。
二、《水浒》故事取材于民间传说，说话人的话本，宋人笔记，元人杂剧等体裁中
上面也说了单凭简单的史料，当然写不出一部波澜壮阔的斗争史诗。《水浒》的故事大部分是有一定的根据来的。它们有的是根据民间传说，有的根据说话人的话本，有的根据宋人笔记，有的又是根据元人的杂剧等。
北宋末年，正值女真、蒙古民族先后南侵中原。加之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致使外忧内患，民不聊生，民族危在旦夕。饱受虐待的百姓，恨透了统治阶级。凡是能够与贪官污吏作斗争的团体或个人，都成了他们同情与颂扬的对象，寄托希望并以此来鼓舞自己的斗志。
宋江等人在山东地界起事，大约确如《水浒传》中所说，以“替天行道”为标榜，“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与
南宋时“说话”盛行（宋人称说书为“说话”，说书艺人为“说话人”，说书人所用的脚本为“话本”，见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及吴自牧《梦梁录》）。
有人把宋江等英雄故事笔录下来，作为说话人的话本。也有人凭着自己的想象力，利用宋江等三十六人的英名，虚构些可喜可悲的事情，写成话本，供给说话人演出，于是这类故事便在民间越传越神，越说越丰富起来，流传面也就越来越广了。
水浒英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时候，也适好是说话、杂剧等众多的文学样式繁荣和成型之时。宋后期以来，水浒英雄的故事，已被艺人们演义得淋漓尽致，民众也以听水浒故事为乐事。（只不过当时所演的英雄故事，不叫水浒英雄故事罢了，“水浒”一词是《水浒传》的作者加上去的。）众多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话本和杂剧相继问世。宋庐陵人罗烨所著的《醉翁谈录》的“小说开辟”一节内，录有话本一百零七种，分为八类。其中公案类有“石头孙立”一种，朴刀类有“青面兽”一种，杆棒类有“花和尚”，“武行者”两种，大概都是水浒故事的刍形吧。《水浒传》中所写孙立，杨志，鲁智深，武松等人的事迹，或许有一部分便是根据这几种话本，可惜现在那话本只存目录，故事如何，无从知道了。
元代的无名氏所辑的《宣和遣事》涉及水浒故事的部分，虽内容非常简单，可能只是说话人的提纲，但却给我们展示了《水浒传》的最原始风貌，恐怕是最早话本了。此书着力叙写了“杨志卖刀”，“晁盖七义劫生辰纲”和“宋江杀阎婆惜”等情节，末尾还提及受张叔夜“招诱”，并说：“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元代也出现了一批水浒剧目，水浒的情节和人物，也日渐曲折和丰满。水浒英雄也由原先的《宋江三十六人赞》中记录的三十六人发展到七十二人，后又发展壮大为一百零八人。对故事的主要发生地水泊梁山的描写，也更接近《水浒传》了。其中的英雄人物“李逵、武松、杨志、林冲、鲁智深、宋江”等已有生动的描绘。
《宣和遗事》云：朝廷不奈何，只得出榜招谕宋江等。有那元帅姓张名叔夜的，是世代将门之子，前来招诱宋江和那三十六人归顺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诰敕，分往诸路巡检司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
从《宣和遗事》的记载中，我们更能看出《水浒传》后半部宋江等受招安平方腊的蓝本了。元朝和明初杂剧盛行，很多取才于梁山泊英雄故事，如今已大半失传了，除此之外，宋人笔记如王明清《挥麈后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邹浩《道乡集》都或多或少地记录了一些后被《水浒传》为蓝本的故事，在此就不一一录出了。总之，宋江一伙受招安的结局，在那时的各种体裁文艺中均能找出来。
三、《水浒传》以宋江等英雄受招安的结局：即是小说创作规律本身的要求，也是作者自身主观意识形态的书面表达
纵观这部巨著，可谓洋洋洒洒，书中的故事真是可歌可泣。读之：使人捧腹大笑，使人暗然伤神；使人嗟叹不已，使人悲咽不止。天下奇书也！这样一部极富生命力的作品，其思想性理所当然是复杂的，多样，岂能用一法去量之、裁之。文学作品的鉴赏定要依据文学自身的规律而论，只有这样才是鉴赏之宗！过去，很多人一谈到《水浒》中的“招安”问题，就会马上用“阶级论学说”去套，就会用“政治思维”去理解“文学思维”。笔者认为，这本身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实践论”，更不是“实事求是”地去看待问题。人类社会中的阶级产生是人类野蛮社会过渡到人类文明社会的标志。如果我们不按照其自身规律办事，就会出现偏差和谬误。
下面我们先从这部小说的结构上来分析，看看作者安排水浒英雄最终以招安为结局，是不是有其特殊地历史必然性。
小说可以看成是“聚义——忠义——招安”的三部曲。第一部：聚义。从第一回至第六十回。作者首先花了大量的篇幅叙述了水浒起义其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通过不同人物的不同遭遇，向整个社会伸延开去，勾画出来宋代社会生活的复杂面貌，显示出不同的人物怎样在其独特的命运里被逼上梁山的不同道路。英雄们之所以走上水泊梁山，作者突出的是“逼”与“无奈”。正因为突出了这一点，众人物的举动就被染上悲壮的英雄色彩。这就和那些传统地唱出“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山大王们划清了历史的界线。正如金圣叹所云：“则是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不可训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
水浒英雄被“逼”而上水泊梁山后，又是通过什么来结伙的呢？也就是说他们凝聚力是什么？一个斗大“义”字使然。这伙人的出身反映出的是社会的多层面：他们并不完全是农民，其中有渔民、流民、城镇平民、手工业者、猎户、小商人，也有下层的知识分子、行脚僧、江湖道士，有封建政权机构中的小官吏、小军官，甚至有不少中小地主，也在不堪官府压迫下参加了起义军的行列。正如书中所云：“仗义疏财归水泊，报仇雪恨上梁。”在这个阶段，作者通过鲜活的人物形象，独特的命运描述，深入地刻画了英雄们义聚梁山的窘境。
第二部：忠义。从第六十四回至第八十二回。在第六十回里，书中写道厚首领晁盖在曾义市中箭身亡，宋公明被义推为梁山的新首领。宋江也就发表“易帜”的演说词：“小可今日权居此位，全赖众兄弟扶助，同心合意，共为股肱，一同替天行道……聚义厅今改为忠义堂……”从此开始，梁山的精神也逐渐从“聚义”走向“忠义”。在小说里最突出的体现就是：把原来的“聚义厅”改为了“忠义堂”。形式发生了变化，内容自然也有新的内涵。这无疑不是作者为后来英雄们的集体招安埋下的有力伏笔。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标志着梁山的武装力量已经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可谓形势喜人，一派欣欣向荣之景象。这个阶段是梁山的军事鼎盛时期。宋江高举“替天行道”；“护国保民”的义旗，利用忠、孝、仁、义的个人魅力，团结拢络诸多好汉，智取卢俊义，燕青，赚关胜，擒索超，捉史文恭；兵打北京城，智取大名府，兵陷东平府；两赢童贯，三败高太尉。就是在这一种情形下，作者也没有忘记对“义”的延伸和对“忠”的巩固的刻画。智赚卢员外，活捉史文恭，张清等好汉是义的延伸，放走童贯、高太尉等人也正是忠于朝廷的表现。
第三部：招安。从第八十二回至第一百二十回。以八十二的“梁山泊分金大买市，宋公明全伙受招安”为转折，梁山受招安已成定局，正式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宋江将梁山寨前一直悬挂的杏黄旗帜：“替天行道”，撤换为两面红旗：一面是“顺天”；一面为“护国”。真正地“易帜”了，身份正了，成了朝廷命官了。“顺天”后的英雄们，自然也就得去“护国”了。
水泊里的英雄们为什么会从“聚义，忠义走向招安”的道路呢？从上面的结构和情节分析中，我们不难认识到英雄们是受了传统的忠、孝、仁、义的礼教束缚。他们把归依朝廷是“忠义”的最完善的终结。正如宋江对武行者（武松）所言：“……如得朝廷招安，……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燕顺劝“霹雳火”秦明投靠梁山时，秦明听罢，便下厅道：“秦明生是大宋人，死为大宋鬼。朝廷教我做到兵马总管，兼受统制使官职，又不曾亏了秦明，我如何肯做强人，背反朝廷？你们众位要杀时，便杀了我。”此时的秦明对入伙一事，可谓以死相报，不肯相从。“他们”要留一个好名，怎肯做强人，背反朝廷，这是大逆不道之事，这种思想不要讲是在宋朝，就是到了辛亥革命后，大多数国人还有这种思想，故而有那么多的“臣民”还要留辫子（清朝的特产）。英雄们在那种制度下还不可能认识到“赵官家”王朝的腐朽统治是自己坎坷命运的根源，是天下所有民众受苦受难的根源。他们只能是一种混浊不清的感觉。只知“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还只有一些“死生相托，吉凶相救，患难相扶”同姓弟兄之谊罢了。真可谓“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相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
虽有鲁达，武松，李逵，林冲等人的反招安之声：“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但最终还是以宋江为代表的招安派占了上风，“瞻依廊庙”去了。因此，我要说水浒英雄故事结局为招安是该书情节、结构、人物性格所致，其必然性就在此。
翻过头来看一看，本书作者的主观意识如何？谈到本书作者又是一个头痛的问题。因为至今学术界尚存有争议。（作者的问题，非本文求证，暂放一放不谈），但大抵不出是罗、施二人。
依据文学创作本质论而言，每个时代的作品必然会带有那个时代的气息。一个作者的作品同样也会印刻上那个作者的印记。这是创作规律，无可回避地事实。《水浒》这部巨著也是如此。
《水浒传》这部小说是在长期民间创作的基础上，经过说话人的综合加工再创作，又经不同思想倾向的文人多次增删修改累积而成的。书作者广泛搜集了宋元以来的有关水浒题材，依据了少量真实史料，吸取《大宋宣和遗事》采取长篇讲史规模的长处，同时又保持“小说”虚构的特征与生动细腻的描绘技巧（圣叹有云，春秋之笔）。终于形成了中国第一部真正地白话长篇章回小说。它标志着讲史与小说的合流，是中国小说文体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这次革命体现了作者丰富的文学想象与巨大的艺术创造力，形成本书感人的艺术形象。如宋（江）十回，武（松）十回，石（秀）十回等就是本书的新亮点，精彩华章。这些传奇故事体制是作者的新创造，体现了作者在长篇创作中不可替代的主体地位。
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必须把它提高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去考察”。《水浒传》中的招安问题，究竟产生于怎样一个“历史范围”，它的出现，究竟蕴涵怎样的时代意义？
宋江这支起义军的千军万马的大聚义，虽然不尽符合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它却符合宋元明三代以至中国封建时代的多次农民起义实际情况与客观规律。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从秦朝的陈胜、吴广，直至清王朝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正因为中国有这样的历史，才产生了《水浒》这样的小说。
《水浒》反映的时代，确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化的历史时期。北宋王朝一方面对外屈膝，缴纳岁贡；一方面穷凶极恶，掠夺民众。有名的“花石纳”，使百姓破产，激起“饥民并起为盗”。《水浒》选择了这个时代，把宋江起义军的历史事件描写成声势浩大的千军万马攻城夺县的人民大起义，也是符合这一时期历史生活的真实的。
但同时还必须看到，水浒故事在本书形成之前，曾长期流传于民间，又经过了说话艺术与元杂剧的种种艺术手段的再加，从而距历史上的宋江起义越来越远，打上了种种的民间意识，增添了浓厚的市民色彩。比如“招安”与“征辽”就体现了梁 山好汉“顺天护国”的愿望，而“到边庭上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也成为书中众好汉的共同人生理想，这些都需要我们后人来结合宋元以来，民族矛盾的历史相联系，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关于施耐庵，没有什么可靠的历史记载。民间传说他曾参加过张士诚领导的农民起义，未必可信。但他生长淮北，时代较罗贯中为早，元末轰轰烈烈地农民大起义，当是亲身经历过的。正因为作者的身世的原由，才以作品在“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的悲剧氛围中结束。尽管其中含了“早知鸠毒埋黄泉，学取鸱夷泛钓船”的一些人生遗憾，但他们毕竟是道义上的胜利者（风风火火闯过九州吗！）他们只有如此选择，从而获得了“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的某种人生崇高感。
至此，作者基本上完成了他的悲剧情节的构建，也不正是自身情感的一种宣泄吗？小说这种结局理所当然为作者自身主观意识形态的书面表达。是书中情节所至，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真实！
注释：
① 中国古代小说专题/张燕瑾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重印
参考页码：（90页—96页）ISBN7-04-010497-0
② 鲁迅全集（9）/鲁迅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2重印
参考页码：（139—149页）ISBN7-02-001532-8
参考文献：
1． 张燕瑾主编《中国古代小说专题》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2． 鲁迅著《鲁迅全集》（9）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3． 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四）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4． [清]金圣叹评点 文子生校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上、下）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5． 施耐庵 罗贯中著《水浒全传》岳麓书社 1990
6． 何心著《水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7． 朱一玄 刘毓忱主编《水浒传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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