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邀请我来回答，我正好有话可说。就不单纯回答这个问题了，着重谈几点关于司马迁和《史记》的事情。
司马迁的先世原本就是周朝的史官，父亲司马谈也曾经当了二十多年的太史令。西汉时候，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记事修史，负责管理国家的档案文献和各地上计的文书资料，所以兼懂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知识。并且，因为职务的方便，得以广泛接触古代的典籍。司马谈是个博学的人，写了好多论述批评诸子百家，他向往先人久绝的世业，重视孔子作《春秋》的历史贡献，有志于历史的论述。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东巡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跟随走在洛阳，因病滞留，发愤而卒。临终前拉着司马迁的手，哭泣着把著史的大事嘱咐给他，司马迁俯首流涕，接受了这项重托，决心实现父亲的遗愿。
司马迁十岁就能诵读“古文”，后来博读《诗》、《书》、《易》、《礼》、《春秋》，以至《秦纪》《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并及《禹本纪》《山海经》。那个年代能有多少书啊？可见司马迁已经博览群书，有了丰厚的知识储备。后来，他还读了诸子百家的书，而且精通天文、律历、地理，并知医药、占卜，可以说是全才型的学霸。公元前104年，他和壶遂等造《太初历》。他还喜爱文学，推崇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的诗歌、文章、辞赋，他本人的散文和辞赋也写的好。公元前108年，父亲司马谈退休，他接了父亲的班，继任太史令，凭着这层身份，他又读了汉家的档案文书。
司马迁20岁时开始远行，访问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和现在的山东、河南等地。后来因奉旨出使西南，又有了第二次远行，一直到了四川西部和云南西部。在跟随汉武帝出巡的过程中也游览了不少地方。他去过长江大河、五湖沅湘、淮泗漯洛，西至四川的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他在会稽，探过“禹穴”。在淮阴，访问了韩信的遗迹。在丰沛，访问了萧何、曹参、樊哙等人的故居。在沅湘流域，他凭吊了屈原自沉的汨罗江。在山东，拜访了孔子的“庙堂”，也参观了孟尝君的故邑。在北方边塞上游览了蒙恬修筑的长城屏障。
壮阔的游踪，为他打开了眼界、增长了阅历，使他有机会听到过去，特别是秦汉以来著名人物生动的故事；也使他有机会广泛的接触到下层群众，并有助于了解各地的经济生活、风土特征和地理形势。这些为他写成《史记》都有十分大的帮助。
公元前98年，他因为给李陵辩解，触怒了汉武帝，被捕入狱。按照汉律，缴纳钱是可以赎罪的，但家贫，凑不齐应该缴纳的钱数，他的亲戚朋友也没有伸出援手，司马迁最后遭受了宫刑。他深刻知道“刀锯之余”的人所经常收到的传统性诟辱，但为了大业，他坚持了下去。他已宣称自己做了万一的准备，不管“俗人”有什么看法，他是要把这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即使因为著史被杀，也没有什么后悔。
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煌煌巨著——《史记》在西汉修成时，尚且叫《太史公书》，《史记》的名字是后来人加的。司马迁为此书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他害怕这本书被当局——汉武帝看到会像秦始皇那样焚书，于是把《太史公书》抄誊了两份，一份准备被烧，一份期望流传下去被后人看到。
司马迁写书比较客观，有具体史料就直接引用。上古远史距离太过长久，他不得已采用了一些传说。他不像孔老二那样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而是不虚美不隐恶。比如，像楚汉战争的失败者——项羽，司马迁并没有以“成王败寇”的观点去对待他，而把他也当作帝王看待，《史记·项羽本纪》位于全书第七卷。《史记》全书130篇，52万多字。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讫汉武帝太初年间，“合两千四百一十三年”。所以，对于汉武帝当局的许多负面事实司马迁也在《太史公书》里记载了。
汉武帝的确没想到司马迁居然敢写自己，他很生气，但他也很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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