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死于嘉祐八年(1063)，侄曙继位，是为英宗。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英宗在位四年，在这四十五年间，宋帝国表面像是治世，其实内部的危机日深，财政的拮据，使中央政府简直无法支持。虽然仁宗英宗都不失为贤君，但因理财无力，又无大刀阔斧的改革魄力，乃至“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到神宗时，宋的政治已至非变不可的地步。神宗的个性，远较仁宗为强毅，因此他能独排众议，任用王安石对政治做全盘的改革。
神宗名顼，英宗子，于治平四年(1067)继位。他在藩邸时，已对当时种种政治积弊，深感不满。他对王安石心仪已久，因此即位后便重用安石，商讨变法。安石，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县)人。仁宗时，举进士上第，曾知鄞县(今浙江宁波县)，屡迁至度支判官。他不独以诗文名世，德行政事也莫不为当时人所推服。他除了读书论政外，对一切嗜欲都非常淡薄，他曾上万言书于仁宗，痛陈时政之弊，但未被采纳。英宗时，安石屡辞美官不拜，行谊高于一世。神宗即位后不久，便以安石知江宁府(今江苏江宁县)，既而召为翰林学士。他与神宗论及政治，以变风俗立法度为当时的急务，神宗深为契许。熙宁二年(1069)，神宗以安石参知政事，进行变法。次年，升任平章政事。他既居相位，推行新法益力，前后五年间，新法次第成立。新法的要点，可分三项：一是开辟财源，二是实行国民军事训练，三是推广教育。其理想则是造成一个公私俱赡，兵农合一，教育普及的社会。
安石的新法，大都切中时弊，亟应实行。但他推行新法的手段，则颇有失策之处。他具有浓厚的法家气质，例如财政方面，他着重开源，这与当时受儒家思想影响着重节流的士大夫，观点大不相同。他本人的个性又极执拗，无法接纳不同的意见，凡是反对新法的，都被他目为不读书的俗流。当时反对新法的士大夫有司马光、韩琦、富弼等，他们的思想虽然比较保守，但大都负有时誉，朝野目为君子。他们有的是安石的好友有的本来也赞成变法，但因安石的狷急少容，都不愿与之合作。这使安石的信誉，大受影响，新法的推行，也因之遭遇许多困难。反对新法的人，事实上对政治问题，并无若何卓见，他们的攻击安石，大都基于意气，对人而非对事。他们反对新法最主要的理由，是新法扰民，祖宗之法不可废，却没有其他改革政治的办法。较有时望的士大夫既不与安石合作，因此安石不得不起用新进。但他过分着重法制而忽略人事，他似乎只求新法的推行，而不注意这批新进者的品格，结果为群小如吕惠唧之流所包围，因而益失社会的同情，终致不得不引身而退。
安石于熙宁二年(1069)二月任副相，次年任正相，至七年(1074)四月罢政。次年二月复相，因与吕惠卿交恶，惠卿讦其过，于九年(1076)十月又罢，前后为相将近七年。他去职后，寄居江宁，过着朴素的平民生活。他个人在政治上虽然失败，但无可否认的，他对政治自有一套高远的理想。他的倡行新法，目的绝不是只在应付现实，或是为个人建立功名。他任事的勇敢，操守的廉洁和学识的渊博，都是难得的。安石罢政后，新法依然通行，其结果除了中央政府的收入较前充裕外，并没有其他显著的功效，这自然与安石以后推行新法的人有关。最不幸的，是因新法而引起朝廷的朋党之争，反对新法的士大夫，联合一致，形成所谓“旧党”，与以安石为首的“新党”相抗衡。神宗以后，双方斗争益烈，而国事也益不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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