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联合编·点水联文》（三）关于孟昶题桃符联之面面观 | 作者 李直兵
书号：ISBN 978-988-27126-4-5/I·186对联,作为中华文化韵文中的独特文体,能否找到“第一联”？笔者的看法是可能性不大，或者说完全没有。这是为对联的起源和发展所决定了的，对联不仅源远流长，且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如果说它源自先民的原始歌谣，或先秦典籍中的对偶句式，试想我们怎能找到哪两句话是先民首创的呢？显然不能。其后，对联又经历了结伴骈赋体与唐诗格律体的变化发展，这就更找不到“第一联”了。对联之找不到“第一联”，亦如世上诸多事物本有“第一”而难于寻踪觅迹一样，是因其受“时空变易中的自然湮灭现象”支配的结果。五代时期的后蜀主孟昶题桃符“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一联，自清人梁章钜转述其师纪文达所言“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之后，此联被认为是“第一联”的观点影响中国联界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余。当前此说虽被否定，但笔者认为对其历史地位作一些应有的评价，无疑对我们今天研究对联发展的历史会有一定的作用。一、效应使然
纪文达之说一经梁章钜转述即被社会认可，这也许是出于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权威效应。纪文达（即纪晓岚）是清代乾隆时的大学者，又因其负责总编《四库全书》，工作的需要让他博览了当时全国进献之书，这使他有了发言权，他说该联“最古”，这当然当作了最权威的观点，别人不仅无法否定，也不敢否定。其二是帝王效应。孟昶虽未称帝，但他却是后蜀的国君，是和皇帝同级别的人物。在封建社会，帝王的话尚且被称作“金口玉言”，帝王之行则可想而知，更是足为万民所仰的了。而且“关于孟昶题桃符版事，《宋史·西蜀孟氏世家》张唐英的《蜀梼杌》、黄修复的《茅亭客话》等都有记载。”（顾平旦、曾保泉《对联欣赏》第一章第3页）如《蜀梼杌》说：“蜀未归宋之前，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引文出处同前）史书上明明白白地记载了此事，加之孟昶又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将其所撰之联认定为“第一联”也自然名正言顺了，更何况在孟之前没有类似记载。其三是历史效应。春联的确是由桃符变化而来，人们认识对联这种文体，或者说对联自立门户就始于桃符联，而孟昶的题联正是写在桃木板上的，此即是春联之权舆，这一点恐怕是将该联称为“第一联”的重要依据。其四是文体效应。该联体例合律，即使用现在的联律衡量，也是一副标准的五言律句联。其平仄为“平平仄平仄，平仄仄平平”。下联合乎五言律句的平仄格式毫无疑问，上联恐怕有人认为违律，其实上联亦为五言律句。这是一种特殊句式，是“平平平仄仄”句式的变体，即三四字的平仄位置互换了。如果用于七言句式则为“仄仄平平仄平仄”，此句式从唐代律诗形成以来，即被历代诗家广泛用于五七言的律绝之中。正因有了上述几个方面的因素，才让后人产生误解，将其当作了“第一联。”然而，现在对它的“第一联”地位作了否定，这也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得出的结论，其理由也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孟昶题桃符之前，确有被认为是对联的诸多对句出现。如晋代的陆云和荀隐初次见面的“脱口秀”——“日下荀鸣鹤，云间陆士龙”；梁朝刘孝绰的“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孟昶的兵部尚书王瑶为孟的花园中的花潭所题之联“十字水中分岛屿，数重花外见楼台”，这些联语都比孟昶的桃符联要早。二是题写桃符联并非孟昶开其先河。“根据《宋史·西蜀孟氏》记载，后蜀之主孟昶'每岁除，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寝门左右……’”（萧望卿、无官、张月中、许秀京《古今名胜对联选注·前言》第2页）孟昶在位时间为934—965年，他题桃符是964年的事，这表明他在位之时，已由别人在他题联之前多次题写桃符了，只是史书未作记载。三是孟昶在题此联时，同样没有意识到他所写的两句话是韵文中的另一种文体。也就是说在他的头脑里还未产生“对联”这一文体的概念，他更没有明言题写的两句话即是一副对联，只是和别人一样在两块桃木板上各写了一句话，或称为一句诗而已。四是由于对联源远流长，本来就没有“第一”可言。亦如前面所述，对联是找不到“第一联”的。五是因该联是一副标准的律句联，即为一副成熟的对联。这也是否定它为“第一联”的重要依据，因为世间的万事万物，它的全盛时期、最佳状态、成熟阶段，都决非为其起源。该联既然是一副成熟的对联，自然不能称为“第一联”。基于上面这些理由，孟昶所题桃符联的“第一”地位理所当然地应被否定。虽然该联“第一”的地位被否定了，但它在我国对联文化的发展史上是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的，我们对它则要给予应有的评价。第一，它为桃符联衍化成春联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自孟昶题桃符后，文人学士便群起效仿，把题春联视为雅事，于是题春联的风气便逐渐流传，这大概是不容置疑的事。”（苏文洋：《古今联话·前言》第2页）由于孟昶题桃符一事及所题一联均被载入史册，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春联的产生。至于什么时间，由谁人首先将桃木板改变成红纸写春联，这恐怕难以考证，但在宋代，于桃木板上写春联实则已成为普遍的习俗，这有王安石的诗为证：“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新桃”换“旧符”应该说不是新旧桃木板的更换，而是新旧“桃符”的更换，“桃符”即春联，王安石那样写，只是为了作诗的需要。孟昶所题桃符联的第一个重要作用，即是为春联的出现开辟了道路。第二，它为春联创造了五言体，在春联的体例上起到了模式作用。“对联以五言、七言、八言的为最常见，九言、十言次之、四言和六言的又次之。”。（刘叶秋：《再谈对联》载《迎春征联集萃第二集》第70页）对联体例如此，春联五言、七言、八言体例则更为常见，春联是由桃符联演变而来的，据有关史书记载，桃符是两块长七八寸余、宽一寸余，或长六寸余、宽三寸余地的桃木板。毫无疑问，这样尺寸的木板，面积小容量有限，因此只能书写简短的文字，即以五七言为宜。孟昶题写的五言体联，与实际情况相适应。再者，古代的房舍一般说来比较低矮，不象现在的高门大户，张贴春联其高度受到限制，五七言联自然也比较适宜。孟昶创造的五言体模式，为后来春联的应用与流传提供了方便，这恐怕是春联以五七言式最为普遍的由来。第三，它为对联的自立门户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在唐代对联作为一种日臻成熟的文体虽然已广泛而大量地被运用于近体诗（即律诗）中，但由于人们还没有认识它，当然也就谈不上给它正式命名了，“因此，我们认为，对联产生于唐以后，是符合文学的发展规律的……”（顾平旦、曾保泉《对联欣赏》第一章第4页）孟昶的桃符联题于大宋王朝建立后的第4年（即964年）此时孟尚未将他所题联语称为对联，由此可以断定“对联”这一名称的出现肯定是在孟昶题桃符之后的事。到宋代因孟题桃符后，文人学士群起效仿而使桃符联得以普遍发展，这样桃符联经过逐步衍化，“对联”这一文体的名称应该说顺应历史的发展而问世了。桃符联乃春联之祖，春联是对联文化的主力军，所以我们说孟昶的桃符联对于促进对联这一韵文体名称的产生实在功不可没。它不仅使桃符联得到了长足地发展，从而衍化成了春联，更为对联的自立门户起到了历史的推动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到了宋代，对联的应用范围就大多了，不仅在春节时的门上，建筑物的楹柱上张贴对联，而且友人之间相互交际和庆吊也广泛地应用对联。所以这时就有了楹联、楹帖的名称。”（萧望卿等四人《古今名胜对联选注·前言》第2页）第四，它为对联的格律化起到示范作用。孟昶的桃符联是在令辛寅逊题寝门“以其词非工”的情况下而自命笔题写的。这一记载告诉后人，孟昶要求的是以严谨的态度创作出来的好作品。他的题联是以五言律句模式创作出来的作品，从形式到内容都没有挑剔的地方。这表明他不仅有着严谨的创作态度，还有勇于实践的严谨的创作行为。孟以自己的作品向后人昭示，对联亦是格律文体。他在一千多年前为我们留下的联语，无论从格律的要求和立意的角度，或者说从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加以衡量，仍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意义，至今足以为范。第五，它为我国对联文化的发展建立起了一座里程碑，从而起到了分水岭的作用。在孟昶题桃符之前，可以这么说，对联虽然已经发展成熟了，但它还只是混迹在韵文家族之中的一种成分，在各韵文体中，仍处于零部件的地位；孟题桃符后，情况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孟以桃木板为载体，以自己的作品为文本，选择在一定的时间——新春嘉节，一定的环境——宫室寝门让其面世，这就破天荒地改变了对联长期作为诸韵文体的附庸（即零部件）的地位，让对联从诸韵文体中剥离出来作了一次重要尝试。同时也是为对联的“一朝分娩”起到了催生的作用。孟的题桃符联，在我国对联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虽不是“第一联”，但它却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对联文化的发展，无愧是在这条道路上树起了一座里程碑，为对联文化走向大众，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又一种韵文体开辟了道路，是对联文化在普及与提高前的一次成功实践。可以说对联的历史进入到孟昶题桃符时，已预示着一个全新的局面的出现。因此该联的产生在对联的发展史上是有着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为对联文化的历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此前对联处于有实无名的历史时期，其后则进入了名实俱备的历史时期。孟的题桃符联成功地起到断开上述两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作用，亦使所题之联成为两个历史时期的一道分水岭，这为对联作为一种韵文体登上我国韵文发展的历史舞台拉开了序幕。在此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出演这出历史重头戏的人物刚好又是一个国家的国君，其意义更加重大。这件事之所以被几种史书记载了下来，恐怕原因也在于此。从964年孟题桃符至1368年大明王朝建立，四百年间，对联文化虽然经历了漫长的沉寂时期，以致使它在我国韵文中的发展史中排名于元曲后面，到明清才榜上有名，成为继唐诗、宋词、元曲之后的“明清对联”。但孟昶的题桃符一联，作为春联的开拓者、对联的“前辈”，无论怎么说其历史作用和地位都是值得肯定的。作者简介：李直兵本名植斌，字良虎，号一良。男，生于1940年，原汉川市工商局退休干部。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中国楹联学会会员。已出版《枕上集》、《社会众生相》、《点水联文》、《余闲集》四本新旧体诗及楹联集。待出版的还有《愚虑一得》（评论文）、《京楚摭言》（散文）、《盒桌斋絮》（新旧体诗）、《同窗情》（诗词散文）、《点水联文续编》等五本诗联散文集。诗联散文被多种刊物专集选用刊登。退休后参加省内外诗联散文等赛事，多次获一、二、三及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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