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的庸俗与可恶（外一篇）

“红学”的庸俗与可恶

（外一篇）

刘福智

有一位名字里有一个“庸”字的“红学家”，就很庸俗。他到处推销他的“红学”研究“新成果”：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的去世时间究竟是“八月”还是“冬”？据云，此人不辞舟车劳顿，东奔西跑，调查研究，终于得出结论。他在一次讲座中侃侃而谈，不厌其详，自以为得意，自以为比谁都聪明，而且颇有成就感。

无独有偶。另一位“红学家”为了求证《红楼梦》中主要人物的一位远房亲戚的出身，也是废寝忘食，殚思竭虑。他对不同人物的辈分进行比较和推敲，终于从表示辈分的那些字的偏旁部首中猜测到此人是某人的第三个儿子。于是获得重大“突破”。此人也自以为得意，自以为比谁都聪明，而且颇有成就感。

我不能不对这两位“家”表示由衷的敬意。且问：对于一部虚构的作品来说，如此费时劳神和字斟句酌，有多大的价值和意义？更有甚者，有人研究贾宝玉是不是患有“狐臭”，有人探讨林黛玉的眼皮儿是不是双眼皮儿。这叫我怎么说? 这不仅庸俗，而且是低俗！文学研究的内容固然包括细节，但细节并不是无关宏旨的细枝末节。这些所谓“红学家”旷日持久地捣鼓这些细枝末节，不仅是对自己生命的浪费，而且是对读者和听众的时间的糟蹋。呸，这些“红学家”！

“红学”不仅庸俗，而且也十分可恶。所谓的“红学家”们一直独霸着所谓“红学”研究领域。任何“外人”一旦不小心闯入他们的势力范围说三道四，就会遭到抨击和排挤。原本备受尊重的小说家刘心武便是一例。20世纪80年代拍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时候，有一位摆出一副祖师爷面孔的“红学”权威就大喝一声：《红楼梦》不能动！今天又有权威决然断定：对于《红楼梦》，人们永远不会研究透彻！而刘心武这个“外人”在电视系列节目中大胆地表达对《红楼梦》中各个人物的独特见解，“不幸地”试图将该书定性为政治影射小说，并试图破解某些“红学”研究之谜。于是，他的麻烦就来了。那些“红学家”们，对这位可怜的小说家群起而攻之。据云，一位“红学”权威居高临下地教训道：“你可以在家里摆弄你的谜，或者写这方面的书也可以，但你不应当到中央电视台播放。”言外之意是，像刘心武这种“准红学家”或“非红学家”，只有“摆弄”和“写书”的资格，还远远达不到能够造成极大影响的“播放”水平。不过，这位权威应当知道，《红楼梦》是中国的《红楼梦》，是世界的《红楼梦》，而并不仅仅是你们“红学家”的《红楼梦》，为什么只许“圈儿里人”捣鼓糟蹋，而不许“外人”说三道四呢？这不是典型的门阀主义吗？可恶！

话又说回来了。你刘心武的拿手好戏是写小说，干嘛又搀和进来搞“红学”，以至于搞得四面树敌，八面不威风。邪门儿！

因为一部小说《红楼梦》竟而诞生一门学问——“红学”，可谓全球所罕见！继而兴师动众地进行研究，进行探讨，进行捣鼓，进行糟蹋，更是宇宙所罕见！

那些正宗的“红学家”们，高举着神圣的旗号，享受着国家的俸禄，几10年如一日甚至以毕生的精力，时不时地侃出一些关于《红楼梦》的事情，就能衣食无忧，甚至养尊处优。真是不可思议！当年贫病交加的曹雪芹老先生如果地下有知，也会感到莫名其妙而愤愤不平的。早知如此，还写什么《红楼梦》，去捣鼓糟蹋《金瓶梅》不就得了。曹雪芹暗想：如果那样，我早就成了正宗的“金学家”了，哪里还有当今“红学家”的份儿！

话说“金学家”

小说《金瓶梅》自问世以来，几乎历代都被定为禁书。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书中污秽不堪的性描写。其污秽的程度，大概要远胜于西方那些专营此道的末流作家的低劣作品。所谓“性”，本是动物的雄与雌和人类的男与女之间极其正常的事情，也应是极其美好的事情，起码不应是极其污秽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金瓶梅》之被禁，恐怕不能简单地视为文化禁锢。

如今，《金瓶梅》依然不易读到，可是靠它吃饭的人却大有人在。就像一部《红楼梦》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红学家”一样，一部《金瓶梅》而造就了一批“金学家”，似乎也顺理成章。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似乎是愚公之类的人物所崇尚的生活哲理，虽然实在，不免愚笨。因为如若不付出大量的劳动和汗水，是难以吃山吃水的。今天，一帮子“金学家”只靠着一本“性”书就能玩耍似的养家糊口，甚至发财致富。此等人绝对属于“智叟”，而只知道挖山不止的愚公，就没有如此之高的智商。

“金学家”们深知许多读者存有猎奇心理和逆反心理，对于禁书来说必然有一个潜在的读者群，而且禁之愈严必然造成求之愈切。于是，就在《金瓶梅》所谓“洁本”出版之后，便马上推出被“洁本”删去的有关“性”的“精彩描写”一万多字的油印本，售价竟在数10圆甚至上百圆。他们只须在一个不为人知的狡兔之窟捣鼓一阵子，便赚来大把钞票。须知，这一万多字并不是文学创作，而是拙劣的抄写，可见“性”在中国有着怎样的价值了。

“金学家”们深知油印本中的一万多字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于是便在荧屏、舞台频频推出西门庆和潘金莲的“崭新形象”，而且“男的潇洒，女的风流”。进而又捣鼓出据云能够“滋阴壮阳”的“金瓶梅菜系”，能够提供“全方位服务”的“金瓶梅别墅”。更有财大气粗的“款儿爷”，计划斥资百万，建造“金瓶梅一条街”。待到建成之日，若能多弄些个“风流”女辈倚门待客和坐堂迎宾，顺势演绎出《金瓶梅》里的精彩故事，那岂不会赢得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比起油印本之类，那肯定是另一番宏伟的景象。

我们曾经耻笑西方20世纪60年代兴盛一时的“性解放”潮流。其实，西门庆和潘金莲之流早在几百年前在中国所推行的“性解放”，其自由程度比起当年西方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似乎是中国胜过西方的又一例证。谁说中国的月亮不如外国的圆？呸！

所谓的“金学家”们所掀起的所谓的“金瓶梅热”，其实与学术无涉。当一个民族一窝风地拿“性”做文章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一个病态的民族。

刘福智 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杂文联谊会会员、中国文章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河南作家协会会员、河南杂文学会常务理事、河南诗词学会会员、河南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郑州大学诗词学会副会长。长期担任诗歌写作、杂文写作、诗词写作、文学写作、诗词鉴赏、中国文化、大学语文等7门课程教学工作，尤其擅长诗歌、诗词、杂文、论文的写作和歌曲的撰词和谱曲，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出版《诗歌艺术论》、《杂文艺术论》、《科学美与艺术美》、《美学发展大趋势》、《文章写作学》等学术著作10部；出版《邓亚萍》、《中国的泼皮士》、《齐鲁诗选》、《齐鲁诗词》、《齐鲁文选》、《宅家避疫诗文选》等文学著作6部。在诗歌、散文、小说、剧本、杂文、随笔、歌曲、诗词、曲艺、学术论文、纪实文学、学术论文等众多领域著述颇丰，撰写、发表作品、著作总字数达1000余万字。在诗歌、散文、杂文、歌曲、诗词、剧本、纪实文学等文学艺术领域获奖数10项。长篇纪实文学《邓亚萍》曾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多部论著曾获中国文章学研究会研究成果一等奖，河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河南省社科联优秀成果一等奖、郑州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10余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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