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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第67期
我的知青缘
李春泽
“缘”的词义有多项。作“缘分”解，《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迷信的人认为人与人之间由命中注定的遇合，泛指人与人或人与事物之间发生联系的可能性”。(第六版以后把 “迷信的人”改为“民间”。)我不是宿命论者，我的“知背缘”不是命中注定，而是同一时代的契合，也与我所从事的新闻工作有关。“知青”，是和“老三届”相关联的称谓。“老三届” 是“文革”前入学，按照学制应该在1966年、1967年和1968年毕业的初高中学生。而“知青”则是有上山下乡经历的以”老三届”为主流的城市青年学生群体。我是“老三届”,但上的.是以培养小学师资为目标的师范学校，不是普通中学。我毕业后分配到农村山乡工作，但属回乡，不是上山下乡。我虽然也经历过“农村中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工分加补贴”，但毕竟还有工资差额的补贴，不像知青那样作为人民公社社员完全凭挣工分吃饭。我非知青，但作为同龄人和有着若干相似经历的族群，我和知青有一种难以名状的亲切感。1968年12月21日晚上，农村入户小喇叭里传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激情澎湃的播报:毛主席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当时，我正在本村亮甲峪小学教书。按照那时学校的惯例，每当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都要立即组织学生游行宣传，使之家喻户晓。当天，我带着一帮高矮参差、年龄不等的家乡孩童，(因文革停止招生，1966年后连续3年的小学毕业生均未能升学，我任教的是3个年级的学生合并在一起回村里上的“戴帽中学'班。)沿着崎岖山路，呼喊口号，走遍全部9个自然村。这之后时间不长，我们公社机关所在地滦阳大队就敲锣打鼓，迎来了从唐山用大卡车送来的知青。由于工作调动，我对这批知青无从认识和了解。最表面的印象是，在那个寒冷的季节，他们的冬装大部分都是学生蓝色，而当地人的棉衣，全部是清一色的黑家织布。还有有别于迁西方言的唐山韵调的普通话，他们出现在哪里，都是鲜明的城市符号和城市范儿。1971年，我到迁西县革命委员会政治部报道组工作后，由于面向各条战线，有了和知青这个群体打交道的机会。虽然大多数是一般性接触，没有深交，但仍有许多人、许多事、许多情景，历历在目、历久弥新。张北寰。此君毕业于唐山十中初中一年级。他在迁西县北部的一个公社插队。突出的印象是:瘦削高挑的身材，文弱儒雅的气质，特别是个性化和招牌式的习惯，无论出现在什么场合，总是单肩背着一个装有精制皮套和配有双耳塞的半导体收音机。一望便知:典型的知青。1992年，我当河北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时，到北戴河采访冀东文艺老战士座谈会，采制的录音报道《我们的歌大家唱》中，有一段唐山市肠衣厂工人李宝珊的讲话录音。她的战友介绍说，她是部队文工团有名的“金嗓子”。当着她和老战友《我是一个兵》的作者陆原、岳仑在大军南下途中的湖南祁阳中学把刚创作的歌谱抄在门板上，她第一个唱响了这首歌。她新中国成立前参军，退伍后务工，没有享受离休待遇。经攀谈方知，这位曾经征战南北、不计较待遇的部队文艺老战士，是张北寰的母亲。我把节目的录音复制了一个盒带交给时任《唐山劳动日报》记者的张北寰，并建议他询问有关部门把老人家的待遇按政策落实下来。张北寰回城后，我在去开滦林西矿采访时，曾经匆匆见过一面。但无论什么时候，他在我脑海中定格的，都是那个风华正茂、单肩背着半导体的青年形象。李维肖。唐山十中初三学生，插队在迁西县兴城公社新立庄大队。她年龄比我小，年级比我低，但是在我还没有写过一篇新闻稿的时候，她就有多篇新闻作品在县广播站广播，有的还上了《唐山劳动日报》。后来，她作为工农兵学员到复旦大学上学，我到河北电台当记者。一次，我背着录音机从唐山站赶火车回台里做节目，她拽着拉杆箱出站，走了个对面。行色匆匆，不遑叙谈。双方互相招了招手，既是致意，又兼道别。复旦毕业后，李维肖在我省南部的一座地级市从事党务工作，后又任广电部门领导干部，成了我的同行。但不幸英年早逝。每忆及斯人，都是唐山老火车站口的那幅“挥手之间”。刘濂。唐山十中66届高中毕业生，迁西县新庄子公社龙塘大队插队知青。因为他抽调到公社机关所在地工作，我作为工作组下乡到龙塘大队，所以有见面的机会。我对刘的印象是:思维敏捷，口齿伶俐，文笔老到，阅读神速。在那个书籍匮乏的年代，他弄到一部浩然的《金光大道》，向我推介。厚厚的部头，他一个晚上就读完了，并能讲述其中的许多细节。这以我的阅读速度，是无法想象的。后来，刘濂作为工农兵学员，就读于北京钢铁学院。那期间，我曾在途经北京时到学生宿舍去看他。那一刻，他有些惊异，高兴地从双层床上跃下，和我作了简短的交谈。由于场所的不便和需要赶路，匆匆作别。后来听说他在海外发展，一直没有谋面。但在北钢院学生寝室的片刻晤对那一刻，时常浮现在脑际。王友梅。迁西县二拨子公社西寨大队插队知青。在县报道组工作时，听说西察知青帮助社员学习毛主席著作事迹先进，被派往采访时，我以刚摸相机和接触暗房洗印技术不久的笨拙手法，拍摄和制作了一幅王友梅在灯 下辅导农妇刘何宁读毛著的照片。这幅照片的光源，顶光是普通的白炽灯泡，背光是煤油灯，效果不理想，没有投送发表。后来，我从事了以声音为介质的广播工作，摄影这码事就撂下了。但那幅反映当时知青生活的画面，一直挥之不去。后来，王友梅参加高考,试后我给她填了一阕《贺新郎》:考场从容否?最关心、题名榜上，列孙山右。梦想成真堪慰藉，历尽沧桑老母。也不枉、衣宽人瘦。白首功名元未晚，矧斯人、正力强年富。惆怅意，莫须有。求知报国怀贞久。恰韶华、躬耕寨下，汗抛垄亩。红卷青灯曾伴与,村妪喃喃句读。熬落了、无边星斗。岁月蹉跎心志苦，岂能屈、一代拿云手。宜黾勉，岁寒友。词中“红卷青灯曾伴与，村妪喃喃句读”，说的就是那幅照片所记录的情景。1973年初，我被抽调到迁西县学大寨、学何横城工作队，派驻到新庄子公社龙塘大队。龙塘，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龙塘的知青，也是全县首屈一指的先进集体。工作组吃派饭，住处安排在大队部。我看到谭国明所在的那个生产队的知青，几个男生挤在一个炕上睡觉，就像我上师范时的男生宿舍一样，不由得心生忝列混迹之想。征得主人同意后，我把自己的行李从大队部搬到谭国明他们那几个不怕拥挤的知青小伙子们的大炕上，过起了和知青朝夕相处、同睡- -铺炕、 同干一样活的生活，直到年末调往河北电台，快快惜别。龙塘知青，是个人才荟萃的群体。他们中，有善诗文的张海南;有主持”九二二O”生物农药实验制作的技术能手徐五一;有无师自通，深受乡亲们欢迎和喜爱的“赤脚医生”沈瑞英;有精于纹枰棋艺的雷振明，当时他想启蒙我，讲解并演示“尖”“飞”“虎”“关”等基本棋型和着法，但完全像对牛弹琴，讲者十分吃力，听者一窍不通，直到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后，我在国内“围棋热”的裹挟下染指了此事并获得业余段位，才愈发觉得当初情形的可笑;还有男子体操项目的强手谭国明，可惜农村没有单双杠吊环、跳马、鞍马一类高大上的运动器械，未能看到他这方面能力的展示。总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用于龙塘知青队伍，是有不及而无过之的。尤其是在那样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在繁重的体力劳动的负荷下，以谭国明为代表的龙塘知青小组孜孜不倦地读马列、学《毛选》的看书学习精神，使我十分钦佩，深受教益和感染。我以他们师，以月工资31.5元的收入，一并购买了1972年版四卷本的《马恩选集》和《列宁选集》，在已通读过《毛选》四卷的基础上，制订了每天不少于10页的读马列原著的计划。在此期间，包括注释文字在内，我通读了《马恩选集》，并在页面上记下阅读日期，作了自认为必要的提要钩玄。离开龙塘以后，我延续在那里形成的读书习惯,完成了《列宁选集》的通读。可惜这几部曾经日夜摩挲并留下的笔痕的经典，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被埋压在4层楼下的泥土中，扒开后已面目全非，无法翻阅了。虽然那时阅读的指导思想有“左”的影响，但毕竟对基本原理有了较系统的了解，这使我受益终身。我由此生发的心得是:读书的真正成本，不是码洋，是时间。书之于人，读了，才有价值:束之高阁，即使坐拥书城，也一文不名。2004年，我从新闻一线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仍从事和媒体有关的工作。2010年《秦皇岛日报开发区周刊》 创办《开卷有益》读书专栏，我为其撰写了《读马列，没有过时》一文，后来，被收入正式出版的同名文集再度传播。事毕我掩卷感喟:没有龙塘的那段生活，便没有此文。岁月如流。当年的知青上山下乡已经成为历史，难忘的知青生活和当时与知青的交往已成追忆。但是，心中的知青情结依然。这些年来， 凡是和知青中有关的文字，我都浏览;凡是涉及知青的资讯，我都下意识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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